中国的历史学者说：研究一个古人，不仅要了解他这个人，还要了解他的时代，这真是太不容易了。
在我看来，宋代的太傅、荆国公王安石这个人，他的德行，就像深广浩渺的千顷波涛一样；他的气节，就像巍峨耸立的万丈峭壁一样；他的学术，集中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九流），以及佛教等各个流派的精华；他的文章，在东汉以来，儒家道统沦丧，文章衰落，异端并起之时，重新振奋了精神，使天下相从，复归于正道；他所设计实施的制度安排，其功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救治了社会的弊端；他所提出的施政的办法和意见，往往流传到今天也不能够被废除；其中有一些不再实行了，却又大体上合乎政治的原理，至今东方西方的一些国家实行的就是这些办法，而且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啊，皋陶，传说中虞舜时掌管刑狱的官；夔，舜时的乐官；伊尹，周公，距离我们都太遥远了，那时的详细情形我们已经很难了解了，如果要在尧、舜、禹（三代）之后寻找一个完美的人，那么，只有王安石是可以胜任的。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诞生了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是中国历史的光彩之处。国民应当买了丝线为他绣像，铸了金像来祭祀他。然而，在王安石之后，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这近千年中，我们的国民对王安石又如何呢？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抛开书本为他大哭！
几代才出一个的杰出人物，却蒙受天下人的指责和辱骂，这种屈辱过了几个世代还没有得到洗刷，这种情形，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一些欺世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谈到克伦威尔，骂他是乱臣贼子，说他奸险、凶残、迷信、发狂，是专横的统治者，是个伪善的人，许多人异口同声骂了他上百年，到如今真相大白了，是非清楚了。英国国会的墙壁上挂着数百幅先哲的画像，在这些画像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克伦威尔。然而，我国民众对于王安石又怎么样呢？捕风捉影地丑化他、诋毁他，真和宋代的元祐、绍兴年间没有什么区别。其中也有称赞他的人，不过是欣赏他的文章罢了。稍进一步，也只是称赞他做事敢于负责任，至于他的事业意义如何深远、如何伟大，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一点。而他的高尚的人格，就像一块美玉被深埋在矿井之中，永远也发不出它的夺目光彩。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伤心得读不下去，痛哭失声。
曾国藩说，宋代的读书人对小人往往很宽容，不加责备，对于君子却总是很严格，动辄得咎。其实，并非只有宋代的读书人这样啊，实际上，这种毛病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社会之中，时至今日发展得更加严重了。孟子不喜欢求全责备。所谓求全，就是从优秀中苛求他的毛病，从好中挑出不好来，俗语所谓鸡蛋里挑骨头，尽管也有人这样来褒贬一个人，但还从未有人完全抹杀一个人的优点，同时又虚构出他的缺点毛病来污蔑他。如果有这样的人，也是从宋代的读书人诋毁王安石开始的。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天性是保守的，他们遵循着祖宗法度不能变的教诲，不肯有一点点的变革。他们看到王安石搞的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施政办法，竟然都表现出一种气急败坏的样子，这倒也不奇怪。在我看来，政见就是政见，人格就是人格，怎么能由于政见不一样，党同伐异，不能取胜，就故意编造一些情节攻击这个人的私人道德呢？这就像村妇之间打架没有办法最后便互相谩骂，没想到这么有品位的读书人也这样做。于是，造成了千年以来这样一个黑白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的世界，使得这些伟大的人物，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而所有的人都把欺世盗名的乡愿精神当作自己应该具有的品质。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放下书本，伏案痛哭啊！
我如今想为王安石作一部传记，但有一件事很让我为难。什么事呢？即《宋史》是不可信的。《宋史》不是一部可信的历史著作，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学者这样说过了。这几位学者的言论，对王安石来说，就像是在空寂的山谷中听到脚步声砰然作响。而他们的这些说法如果是可以取信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虽然有缺点但并不影响他奉承自己所喜欢的人。如今我将他们的言论记录在这里，看看说得是不是有道理。
陆象山（九渊）先生在他所作的《荆国王文公（安石）祠堂记》一文中写道：
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不再做江东提刑，回到朝廷，向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呈献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言事书》。在这篇《言事书》中，他首先扼要地概括出存在于北宋中叶的严峻局势，并指出造成这种严峻局势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的文章就像是一棵大树，枝叶茂盛，高低疏密有致，所发议论也往往是很中肯恰当的。王安石从前的学问，神宗熙宁年间推行的变法，哪一件不包含在这篇《言事书》中？然而，那些排斥、反对王安石的人，或者说他取悦、讨好皇帝，或者说他迎合皇帝急于想有作为的心情，或者说他改变了应该遵守的安邦治国的原则，或者说他把平生所学变得很乖谬。这些人都算不得王安石的知己。英俊豪迈，超逸非凡，对于社会上流行的纵情淫乐的生活，追名逐利的习气，都绝不认可和接受，一副耿介有骨气的样子，庸俗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浸染他的内心世界，洁白的操守像冰霜一样凛然，这是他的品质。扫荡学术中平庸的、粗劣的、狭隘的知识，从因循沿袭的有害制度、政治措施中摆脱出来，政治上坚持孔孟的学说，业绩要以伊尹、周公为其目标，这是他的志向。
不希望人们能理解他，但他精神饱满、光芒四射的样子，一时间成为很大的名流贤人，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得到这样的荣耀，难道是偶然的吗？他恰好赶上了一个得以施展其才华的时机，像神宗这样难得的有志于振兴国家的君主不是哪个时代都有的，就是和古代成汤、武丁这样的贤明君主比起来也毫不逊色，王安石能得到这样的君主，辅佐他进行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唯一的，从未有过的。他将新法公布出来之后，立刻在整个朝廷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推行不久，从上到下一片惊恐万状的样子。王安石不为所动，他对自己所进行的变法改革事业坚信不疑。对于各种反对意见，他都据理力争。但在难以为继时，他也只能辞去宰相的职位，离开京城。
这就给惯于投机的小人制造了机会，他们私下里改变了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初衷，使得忠厚朴实的人不能发挥他们的才智，壮志难酬，却让众多的投机者有机可乘，王安石没有觉悟到这一点，这是他的蒙蔽不明之处。熙宁年间反对王安石的人，都在极力地诋毁他，说他的坏话，意气用事却不和他讲道理，其中心平气和的人不到一两成，八九成的人都很激动，也很偏激。他们的这些言论对上不能取信于神宗，对下又不能使王安石明白事理，反而使他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不顾一切地做下去。如果说新法有什么问题，这些人也是有责任的啊。元祐年间的大臣们，凡是新法都加以反对，怎么能说是不偏不倚，没有一党之见呢？玉是很宝贵的，瑕和瑜都是掩饰不住的。古代可以信任的史官，他们总是直书其事，不遮不掩，是非善恶，没有不得到真实再现的。
后世的人们就从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得到借鉴，得到教训，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把自己的好恶掺杂到历史记述之中，用感情代替事实，那些投机的小人则借此泄私愤，这难道是书写历史的那些君子应该做的吗？……当代的学者说了很多话，写了很多文章，但千篇一律，轻信前辈的记述，又怎么能说是善于学习呢？王安石世代居住在临川，辞去宰相职位以后，迁徙到金陵（今南京市）。宣和年间，他在家乡的故居有些破败了，乡亲们就嘱托县里的官员，在旧居的基础上修建了祭祀他的祠堂，到了绍兴初年还经常加以修缮呢。到今天又过去四十多年了，祠堂毁坏得非常厉害，由此经过的人都十分感慨，如今各种各样的祠堂很多，而王安石是盖世的英才，具有超绝世俗的操守，犹如山川的神灵一样精神焕发，不是哪个时代都能产生的。但是，他的祠堂却很不像样，破败不堪，当地的人们甚至没有地方去向他表示敬意，难道不是这些年不公正的议论以及人们对他的怀疑和畏惧造成的吗？
颜习斋先生（元）对《宋史》的评价：
荆公（王安石）廉洁高尚，具有古人那种凭借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天下苍生树立典范的浩然正气。他后来到朝廷做了大官，居然用尧舜等贤君的标准要求他的皇上。他执政当权之后推行了许多新法，像农田水利法、保甲法、保马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包括在河湟地区布置军队，都是很好的施政治国的措施，以后也都照此办理。即使当时直到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为新法辩护，认为有可行之处，不同意全部废止。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实行的过程中考虑不周，用人不当，出了问题，容易滋生弊端和漏洞。然而，人们考察过当时宋朝所面临的形势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发兵北征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仓皇逃命之中，宋太宗脚上中了一箭，两年后箭伤复发，死去了。宋神宗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仍然感情真切得泪流满面。
西夏曾是北宋的臣民，后来，李继迁背叛宋朝，经李德明至李元昊称帝，成了北宋的叛臣，每个臣子都不能与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宋朝每年输送给辽、夏、金三国的岁币就高达银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北宋靠什么维持这个国家呢？做皇帝还要乞求别人恩准，宋朝又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呢？做臣子的，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天是可以安心的。北宋也想举兵，但兵员不足，想要增加兵员，粮饷又严重不足。看到这种情形，荆公（王安石）的心又怎能放得下呢？譬如有个仇人，他杀害了我的父兄，我一定急于和他讨个说法，如果总是责备家里人没有保护好自己，难道竟有这样的道理吗？宋朝人很久以来一直苟且偷安，听说北风吹来都打哆嗦，可是，由于荆公（王安石）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就骂他是奸邪之人，并不和他商量讨论其办法是否可行，或者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要让他一件事也办不成，最后把他从朝廷赶走。
怎么能责备荆公（王安石）太执拗呢？而且，荆公（王安石）的许多做法，很明显是非常有效的。他用薛向、张商英等治理国家的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治理军队，在西部灭了吐蕃，在南方平定了洞蛮，并夺取西夏人的五十二座寨子，高丽国使者也来朝拜，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但是，韩琦、富弼等人却一定要阻止他的事业不让他成功。难道荆公（王安石）就应当对君父之仇（国家的伤痛）念念不忘，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会吗？况且，韩琦弹劾荆公（王安石）的那些话，听起来就更奇怪，更可笑了。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有七条。第一，鼓励高丽朝贡；第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一路；第三，在西部山地种植榆树、柳树以阻挡吐蕃的骑兵；第四，创建保甲制度；第五，在河北地区建筑城池；第六，设置“军器监”，研究和改善兵器的制造；第七，在河北地区设置三十七名将官。以上七项都应该停止以便消除敌人的疑虑。
啊，敌人不喜欢我们备战，我们就不备战，如果敌人不喜欢我们的大将，我们也把他杀了吗？这是韩琦不能保住他的头的原因。而且，这七件事都是荆公（王安石）的治国大计，《宋史》大半没有记载，幸亏韩琦误以为这些都是王安石的罪状，才流传下来，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对荆公（王安石）的功绩视而不见。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就千方百计诋毁荆公（王安石）。陆佃说：“这是一本诽谤人的书。后来，蔡卞重新刊定这部书，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改革的那些人上台，又都改了过来。然而《宋史》还可以相信吗？它对荆公（王安石）的批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虽说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辨，却痛恨那些说王安石坏话的人，把北宋的覆灭以及君王所遭受的奇耻大辱记在王安石一个人的账上。而后世的人们，不问是非，都把贪图享乐、苟且偷安的人当成君子，而把辛辛苦苦建功立业，时刻把国家安危放在心上的人当成小人。这难道只是荆公（王安石）的不幸吗？这是宋朝的不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