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西方的历史，感叹政党对于国家有造就的功劳，是那样的伟大。我读本国的历史到宋、明两朝，又感叹党争对国家的毒害，是那样的猛烈。本国历史上的党争，都属于“私党”，不同于西方国家“公党”式的政党。这些“私党”，看他们的品性，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其中也有很多是君子。他们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追求高官厚禄，其中因此而辞去官职俸禄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争论的也不一定就是政治问题，但无论从哪个问题引起，最终都将牵扯到政治上来。这些“私党”，他们也不是有意识结合在一起的，然而，随便遇到一件事，都可能兴风作浪。有一个吠影于前的倡导，就会有百吠于后的追随。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过是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超越国家利益之上，意气之争可以将国家利益放在一边，不闻不问。这种风气兴起于王安石执政之前，形成规模是在王安石执政的时候，而它的高潮是在王安石辞官罢政之后。宋朝因此而亡国，它的流毒到了另一个朝代也没有根除。考察它的性质，当时新法遭到阻挠和破坏的原因，也就显现出来了，我们也就看得更清楚了。
王安石刚刚执政的时候，第一个弹劾他的其实是吕诲，这件事发生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现在将吕诲的上疏录写在这里，并加以分析：
我认为，大奸之人装得像忠良一样，诡诈的人装出很诚实的样子，他这样的人一定是把个人的进退和时机的吉祥凶险联系在一起。就像少正卯这样的人才，说的是谎话但很善辩，行为不端但能够坚持，顺从错误的言行而且善于掩饰，记忆力很好，学问又很渊博，不是孔子圣明，谁能除掉他呢？唐朝的卢杞，天下人都说他是奸邪之人，只有唐德宗一个人不相信，结果终于酿成大祸。所以说，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尧舜在这方面都有很多教训。皇上即位之初，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不久又招为学士，那些朝中官员都庆贺皇上的英明，认为是提拔有文才的人做他适合做的事。后来又提拔他做了副宰相，所有的人都不赞成。恰如把一件东西放在秤上，它的轻重是骗不了人的。古人说，庙堂之上，不是“草茅之臣”说话的地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认真地观察参知政事王安石，他外表给人淳朴的感觉，心里却藏着机巧和狡诈，他对皇上倨傲无礼，为人阴险狠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简单地说十件事，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希望皇上能从被蒙蔽中醒悟过来。我说的如果有一句是假话，是诬蔑他，死一万次我都不后悔。
王安石在嘉祐（宋仁宗年号，公元1056—1063年）年间曾经在京纠察刑狱，因为开封府判了“争鹌鹑”这个案子，他认为不妥，指责办案人员有错判之罪。开封府官员不服，双方争执不下，一直告到审刑院和大理寺，都支持开封府的意见，要论王安石之罪。后来，朝廷下诏，免予追究，王安石却不认错，也不谢恩。御史台因此又弹劾他。不久，仁宗皇帝去世，王安石也因母亲病逝而丁忧，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王安石丧服丁忧已满，仍然托病不起，多次诏令他都找借口不来京城，整个英宗一朝他都不出来做官。就算他有病，皇上即位，他也应该来朝廷拜见一下，算是稍存一些作为人臣的礼节。等到被任命除江宁府，因为对他自己很方便，才接受任命，对皇上态度轻慢，倨傲无礼，这是第一件事。王安石担任小官，每次调他去做别的工作，他都一再推辞，不能痛快地服从命令。在知江宁府的时候被授予翰林学士，却没有听到他坚决辞谢。
先帝临朝，他坚持在山林中隐居的想法；皇上即位，他才有了在金銮殿上侍奉皇上的兴致，为什么之前那样怠慢，后面又那样恭敬呢？难道不是见利忘义这样的心思支配他这样做吗？追逐名利，千方百计要往上爬，这是第二件事。皇上引见赐对研究经学有成就的学者，请他们讲解先王之道，特别设置了侍讲、侍读这样的职位，他们手执经书站在皇帝面前，是为了向皇帝讲述经书的大义，并不是为了传播自己的道理。王安石在这个职位上，居然坐着讲述，使得皇帝屈万乘之尊，他却摆出老师的架子，莫非真的不了解上下尊卑的礼仪和君臣的名分吗？其实他应该明白，他要做的是使道德能够彰显，并以此来辅佐聪明的帝王。但他只是要挟君王获取名声而已。这是第三件事。王安石自从执政以来，事无大小，都与同僚看法不同。有时因为奏对去见皇上，单独留下来向皇上汇报，多次求得皇上的批示，私自下发，来堵塞同僚的议论。
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则把怨恨引到皇帝身上。感情用事不公道，这是第四件事。王安石在京城纠察刑狱时，驳回别人的判决多数不合情理，和法官争论刑名不统一的问题，常常是怀着怨愤。昨天，许遵误断了一个谋杀的案子，王安石却竭力支持许遵。妻子谋杀丈夫这样一个案件，他们却要用“按问欲举自首”的条例，减轻她的罪行。这是挟持感情来破坏法律，并以此来报私怨。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都决定的事情，仍然听到朋党附和的声音，中书省和枢密院研究过的事情，也都害怕他插手。徇私报怨，这是第五件事。王安石刚入翰林院的时候，没有听说他举荐赞赏过一个人，翰林同事之间，他最称赞弟弟王安国的才华。朝廷给他和状元一样的待遇，仍然嫌太薄了。主持考试的官员不给王安国的文卷评优，这个人就遭到他的中伤。他这个人，一点小恩小惠都要报答，一点点私仇都要报复。他在朝廷执政以后，只有半年时间，就作威作福，达到了极致。
从此以后，害怕他的人都勉强自己服从他，依附他的人则出卖自己希望能够做更大的官，奔走在他的门下，唯恐落在别人后面。他的死党现在已经很多了。借着自己的权势来招徕私党，这是第六件事。王安石做了宰相没有几天，任免官职就自己做主，大臣中被放逐到外地做官的，都是不肯依附于他的人，却胡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就不应该是王安石怨恨要报复的人。丞相不写敕令，这是本朝的惯例，从未听说有谁这样做过，他的用意是要显示自己的威风，在朝廷之上引起震动。然而现在同掌朝政的这些人都依顺于他，朝廷重臣也都回避他，于是，他就可以专横地做任何事了。树立个人的权威，危害国家的大政，这是第七件事。在皇上面前奏对的时候，王安石总是放肆地强词夺理。他曾与唐介争论有关谋杀的罪名，竟然大声喧哗起来，众人都认为王安石做得不对，而肯定唐介的做法。
唐介是个忠诚刚直的人，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在口舌之争中占上风，每次辩论后都非常的恼怒，竟气得背上长了疽疮，不幸病故了。从此同僚都非常害怕同他争论，即便是宰相也不敢上前和他较真。任性地评判是非，欺凌同朝官员，这是第八件事。皇上正要效法唐尧，向九族表示亲善，并且奉养亲人友爱兄弟，以此影响天下的风尚。这时，小人章辟光却上疏建议让岐王迁到皇宫外面居住。这是犯了离间之罪，一定是不能宽赦的。皇上曾有旨意送交中书省，想要判他的罪。但王安石拒不服从，还危言耸听地迷惑皇上。他就是想在皇上兄弟之间制造矛盾，还真让他得逞了。他交结朋党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这是第九件事。如今，国家经费预算都由三司衙门负责，王安石作为执政者，与知枢密院的人同掌制置三司条例司，兵权和财权都由他掌管，他在这个国家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又举荐了三个人为他做事，派遣八个人巡行各路，虽然说是商讨财政方面的情况，实际上是要动摇天下。我没有见到它的好处，却看到了它的害处。这是第十件事。
我指出王安石所做的这些猥琐之事，也许污染了皇上的耳目，但我是担心皇上欣赏他的才能，一直依赖重用他，真假、正邪都分辨不清，使得奸邪之人道路通畅，而贤明的人却渐渐离去，动乱也就由此而产生了。我追究王安石的行为轨迹，他并没有远大的战略，只是务求改革，标新立异，文过饰非，欺上瞒下，我很为此担忧。误导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我真诚地希望皇上对于如何治理天下，还是要和众人商量。现在天灾多次出现，人与人之间也有很多矛盾，只有让事情变得透明，而不应该把水搅浑。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在朝廷上执掌大权这么久，天下没有安定和谐的道理。我坦率诚恳地说出这些话，甚至不考虑可能飞来的横祸，就是希望能感动皇上，让皇上能辨别真伪。何况皇上的志向就是要刚毅果决，对于尚处在隐伏阶段的事情，也能有所察觉。您也可以和其他人的说法对质，就知道我所说的是不是中肯。不过，攻击诋毁大臣的罪过，我也不敢逃避。我在孤立危险的情况下写了这些意见，是因为自己担任的这个职位，有一份责任在这里，不说出来心里会不安的。当您公开奏章内容的时候，希望能避开和我有夙怨的人。
吕诲是什么人呢？就是治平（宋英宗年号，公元1064—1067年）年间因“濮议”事件弹劾韩琦、欧阳修，请求杀欧阳修以谢祖宗的那个人。欧阳修在他所著《濮议》一文中，将他的语言、状貌和心术，都刻画得一览无余。欧阳修曾经说过，宣扬皇帝的缺点来显示自己的正确，是不可以的，更何况以恶名诬陷皇帝来邀买虚名呢？当时的言官，大约都是这样的，吕诲是他们的代表。现在我就根据他弹劾王安石的话作一番辩解。
吕诲在一开始就把王安石比作卢杞，然后才说到他要弹劾王安石的十件事，是因为不得已才这样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争鹌鹑”这个案子。
当时王安石判得是否合适，如今在史籍中已经见不到整个案件的记载，我们也无法考辨，但即使有不合适的地方，也就是法官解释法律条文的错误，这是很小的一件事，而且，事情发生在嘉祐末年（宋仁宗年号，公元1056—1063年），到这时已经过去六七年了，难道还不能画句号吗？他所说的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都在指责王安石沽名钓誉，心里边所想不过是谋取官职，本来属于一件事，非要一分为二，以便凑足十件事这个数，已经很可笑了，再把他所弹劾的问题，拿来和事实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七月，王安石服丧期满，宋英宗下诏，要求他赴阙，也就是到京城做官，诏书接连下了三次，王安石也连续三次向朝廷递交了《辞赴阙状》，这些都在他的文集中，现在仍可以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