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对于王安石的政治和学术，攻击他的人很多，唯独对于他的文学，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尊重。这是因为文学这种东西，不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且，学起来很难但文字的表现却是很容易见到的。所以，仅就文学而言，王安石在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已经占据了最高的地位。
吴澄（字草庐）在《临川王文公集序》中说：“唐代的文章能够改变八代的弊端，追踪西汉踪迹的，只有韩愈而已，柳宗元其次。宋代文人看上去比唐朝要兴盛，也只有庐陵欧阳修、眉山的苏洵和苏轼、南丰的曾巩和临川的王安石。这五家与唐朝的韩、柳两家不相上下。从东汉到今天，过去八百多年了，但是，把唐朝和宋朝的文章合在一起，可以称道的只有这七个人，文学这件事真的是很难啊。”后人将吴澄列举的这七个人，再加上苏辙，变成八个人，于是有了“唐宋八大家”之称。这八家不一定完全代表了文章的美，但是，从东汉到中唐，在这里，没听说有文人能超过这八家的；从南宋到现在，也没听说有文人能和这八家媲美的，那么看来，这八家得到这样的名声也是应该的。尽管如此，王安石的文章还是在某一方面和其他七家的文章不一样。那七家的文章都是文人的文章，而王安石的文章则是学者的文章。那七家作者不是没有学问，但如果说都像王安石那样对于经学和治理国家的道理十分精通，对于九流百家的学问能够吃得很透，这不是那七个人能够达到的。所以，他讲道理博大而精辟，他的文气深远而朴实繁茂，这是王安石的特色，也不是其他七个人可以达到的。
这八家，它们的地位固然有高下之分，柳宗元只有记行的文章写得最好，其他方面就显得不足。曾巩各种文体都有但其范围还是稍微狭窄了一点。苏洵和苏辙都是因为依附着苏东坡才显出他们来的。这四家，不过就像宋、郑、鲁、卫这样的小国一样，希望他们能像齐、晋、秦、楚这些大国那样，势均力敌，足以互相抗衡的，只有韩愈、欧阳修、苏东坡和王安石四个人而已。我试着将他们作一番比较。苏东坡的文章很美，尽管如此，他的文章却像是纵横家的言论，文采往往胜过了讲道理。他的文章说理虽然也很透彻通达，但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比喻上，这完全可以证明他的笔力尚有不足。他的文章文气虽然很充沛，但是，一泻而无余，少了一些含蓄和迂回曲折的姿态。王安石的文章不是这样。所以，拿苏东坡的文章和王安石的文章相比，好比就是野狐禅比正法门。比较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和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书》，合在一起阅读，它们的品格立刻就可以得出结论。像韩愈是王安石本身就有的，从身体中流出来的，欧阳修和王安石同学韩愈，但王安石对待韩愈是在老师和朋友之间。欧阳修赠王安石的诗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王安石酬欧阳修的诗说：“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这是欧阳修深深赞许王安石能够追上韩愈的足迹，而王安石却不敢以此自居，表现出一种不自满的样子。根据我在前面的说法，有学者文章与文人文章的区别，在这个前提下，可以说王安石超过了韩愈，但如果只是从文学的角度，那么，韩愈就像是萧何建造未央宫，没有人能够再超过他了，王安石也只是继承了他的衣钵而已。王安石与欧阳修都学习韩愈，但都能充分吸收韩愈的技法又自成一家。不过，他们二人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欧阳修用韩愈的法度但改变他的面目而自成一家，王安石则用韩愈的面目，却对他的法度有所增减，而自成一家。李光弼来到郭子仪的军中，号令不改，但旌旗壁垒焕然一新，王安石学习韩愈，正像是这个样子。曾国藩说到如何学习王安石的文章，认为应当学习他的倔犟之气，这是最能理解王安石文章的人。王安石论事说理的文章，文辞峭拔，严肃锋利，有棱有角，像韩非子；态度诚恳，感情真挚，又像墨子；就这点来说，即使是韩愈和欧阳修也不如他。苏东坡学庄子、列子，但没有一篇文章能赶上庄子、列子，王安石学韩非子、墨子，很快他就是韩非子、墨子了。
人们只知道尊崇王安石的议论文，却不知道他的记叙文尤其是他文集中的上乘之作。文集中的碑志一类文章，大约有两百篇，结构没有一篇是相同的，有的像长江大河，有的像层峦叠嶂，有的仿佛将小小的芥子放大成一座山峰，有的仿佛将滔滔东海笼在衣袖之内，没有他不擅长的文体，没有他不尝试的风格，除了韩愈，只有他一个人能达到这一点。
曾国藩说：“写文章全靠气盛，想要气盛，全在段落清楚，每个段落的连接之处，要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做文章的无限妙境，是很难领会的。每个段落开始的时候，要能够像是承接又不是承接，像是提领又不是提领，像是突起又不是突起，像是舒展又不是舒展，古人写文章的许多手法也是很难领会的。”这是对于写文章有着深刻体会的人说的话。让我说，想要领会写文章的奥妙，只要熟读王安石的文章，就差不多了。
王安石的文章在前面的各个章节中已经介绍了二十多篇，都是用来说明他的政治、学术的，用意没有放在文学上。但是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国家百年无事札子》、《材论》、《答司马谏议书》、《周官义序》、《诗义序》、《洪范传书后》、《读老子》等文章，都是可以永久保存的文章，永远可以作为世人写作的典范。在这里，我再介绍几篇，使得各种文体都能有所体现。就像行走在山阴道上，沿途的风光让我目不暇接，我一谈起王安石的文章，也有这种感觉，恨不能将他的全集都放在这里。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读刺客传》：
曹沫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岂顾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售于严仲子，荆轲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答韶州张殿丞书》：
某启，伏蒙再赐书，示及先君韶州之政，为吏民称诵，至今不绝，伤今之士大夫不尽知，又恐史官不能记载，以次前世良吏之后。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于天下，不能推扬先人之功绪余烈，使人人得闻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备闻为政之迹。然尝侍左右，尚能记诵教诲之余。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大者既不得试，已试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将泯没而无传，则不肖之孤，罪大衅厚矣，尚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耶？阁下勤勤恻恻以不传为念，非夫仁人君子乐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
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否，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慄，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善既不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实足以信后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载之，则遂以不朽于无穷耳。伏惟阁下，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余论所及，无党私之嫌，苟以发潜德为己事，务推所闻，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论次以传焉，则先君之不得列于史官，岂有恨哉？
《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