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阎镇珩肥遁邱园，邹代钧、罗正钧浮沉仕宦，而孜矻所学，上说下教，锲而不舍，终身以之，则固辅世以长民，同归而殊途。乃知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
邹代钧，字甄伯，将生，而从大父汉章梦毕秋帆沅相造，故又字沅帆也。新化人。祖汉勋，博学名湖南，尤习州城形势沿革，而代钧儒染家学，尝言：“切于经世之用者，莫史家地理若也。”史学地理之学，始于吾无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其后武进李兆洛朱印康熙、乾隆两朝《皇舆一统图》，而墨注古地名其上，起三代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为二十图，曰《历代沿革图》，而后中国地域，古今沿革，了如指掌。魏源则私淑于李氏，而颇不慊顾氏之书，以谓：“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顾左宗棠不谓然，独称顾氏“熟于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而潜心玩究其书，手绘其图，以谓；“康熙舆图，以测度定地而成。乾隆中，命何侍郎携带仪器，遍历各省而增订焉，是为乾隆内府舆图。欲知往古形势，当先据之以成图，然后辨今之某地，即先朝之某地，又溯而上之以至经史言地之始。以史印图，以图绳史，虽不必尽得实，而失实也亦寡矣。”然而未有成书。代钧则推本家学，而成宗棠之所未成，一以今地为依据，而沟通历代疆域、战争、港运及江河迁徙等事，肆力探穷。年二十余，补县学生。发箧读祖所著书，负之走千里，谒左宗棠于酒泉军次。乞序而行之。宗棠以参军谋奏保，得官县丞。光绪十一年，贵池刘瑞芬以太常寺卿奉诏出使英吉利、俄罗斯两国，而代钧以两江总督曾国荃之介，得为随员。随员者，例二十人，而代钧得厕十九人之末。顾志节磊落，不以卑官自囿，长图大念，纵观欧亚全势，而陈议：“修铁路起东三省，亘蒙古以达新疆，与俄起中亚细亚以横贯西北利亚之铁路并行，而移民殖边，通商惠工，我不视之为瓯脱，俄自不敢起戎心。”又言：“高丽介日俄两大之间，势不能自保，而我又无力以相保，狡焉启疆，何国蔑有？不如联东西友邦，公保其国为永久中立，比如欧洲之瑞士、比利时、卢森堡焉。”说瑞芬据以入告，为属草。奏入，留中，十九人者目笑存之，而代钧心独忧之，叹曰：“吾谋适不用，异旧必有噬脐之悔，何嗟及矣！”英人争哲孟雄为印属小国。总理衙门以咨瑞芬。瑞芬集随员议，相顾莫发一言。代钧独侃侃而陈，谓：“哲属西藏，非印度属也。”援古证今，退而具议以献。顾瑞芬素倚任记室方某，召而示之，方厉声曰：“书生泥古，而昧于时务，何知大计？我大朝泱泱大国，岂在此七十里之小部落哉？英之所欲，不如与之以为好焉。”参赞马格里者，英人也，顾折之日：“邹君，舆地家也，其说凿凿有据，苟以译复英外部，何必不得当也？”方乃蓄缩，而瑞芬从之。英外部果无辞，照租借例定议。全是交涉无不咨谋，而意气稍稍发舒矣。暇则究心地学。一日闭户，潜推度里相差之所以而憬然有悟，谓：“以尺量地，尺有差，地亦随之而差。以地定尺，地有准，尺亦随之而准。以地定尺，是谓迈特，迈特者，法兰西之尺度名也。一迈特为四千万分地周子午圈之一，以吾华一尺与迈特比，为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万分与四千万分之比，华之一尺，适等于百万分迈特之三十万又八千六百四十二。”遂以此率制中国舆地尺，而图绘乃有准绳。期满回国，叙劳报知县。时清廷方开馆续修《会典》，代钧上书五千言，言测绘地图，其要有三：一曰测天度，二曰测地面，三日依率成图。立说周详，后来测绘者以为楷式。西士傅兰雅读之心折。而其论测天度，原本经术，熔冶欧法，尤发前人所未发，而阐扬家学。先是魏源之著《书古微》也，乃祖汉勋尝为绘《唐虞天象总图》，次璇玑内外之图，次玉衡三建，皆建北方定于位，分平旦、夜半、初昏及中星、用事分绘各图，而言：“善言地者必合于天。地之合于天者，惟北极高度与东西偏度为最著。地图而不合天度，势必少准而多差。”代钧盖推本其说而上征于《周官》，以谓：“地体浑圆，其南北二点，正当天空之南北两极，其中腰大圈，亦与天空赤道相当。如人在北极下，则以北极为天顶。人渐向南行，见北极渐低，至赤道，则北极与天平合。南极亦然，是地之南北不同，则北极出地之高低必异也。东地之日出入，早于西地之日出入。周三百六十度，与天周相应，每度六十分，都为二万一千六百分。日历周天为昼夜，分二十四小时，时六十分，都为一千四百四十分。故时之一分，等于度之十五分。四分时等于一度。此地在彼地之东一度，则此地之日出入早于彼地之日出入四分时。是地之东西不同，则日出入之迟早必异也。而测天度者，必先定午线，如京师之有中线，英吉利之格林回次，法兰西之巴黎，昔年西图所用之福岛，皆是也。《考工记》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执／木】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按此言匠人建国而于夏至日定其国之午线也。‘水地’，言以水平地，如西人之用瓶水准。‘县’，垂线也。言地平者，必使地与垂线成直角。‘【执／木】’，表臬也，植表臬使正如垂线而视其景也。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必等长，虑所识景端或不确，乃任以一景之长为半景，臬底为中心，展规为平圆，两景端均交圆边，则为密合，是为规识日出入之景也。复折两景端间圆边为点，向臬底作直线，即为午线之向，郑注‘度两交之间中屈之指臬，则南北正’，是也。又日中之景为长短，必与所作午线合，复以日中之景参之‘极’‘星’。近北极之句陈星，即《尧典》之‘璇玑’，‘璇’，旋假借；‘玑’，极也。言句陈为旋绕北极最近之星也。‘星’，即《尧典》之‘玉衡’、《尔雅》之‘斗极’，晋以后天文志所名‘黄道极’者是也。夜观句陈玉衡为直垂线，则赤道与黄极相当，又与所画午线合，则午线合，是‘夜考之极星’也。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土深’，指南北；‘日景’，指东西。夏至昼漏中，日南景短，是地在南近日，故土圭之景短也。日北景长，是地在北远日，故土圭之景长也。此定南北纬度之理也。日东景夕，是地在东，日过其国之午线时，东地之景已夕。月西景朝，是地在西，日过其国之午线时，西地之景方朝。此定东西经度之理也。西人定其国之午线，亦用匠人之法，而参以指南什，除电磁差，安子午差使极隐以窥日星之过午。其随处测经纬度，则自日晷将午，至日晷过午，用纪限仪或经纬仪屡测太阳高弧，取其最高处为本处太阳过午线距地平高度，亦即本处天顶度；以与本日太阳赤纬南北加减，即得本处北极出地之度。于是先以极准时表，如太阳过其午线之午正开准，行至本处，即测得午正，以与时表较迟早，差若干时分；化度，即知本处在其国之东西若干度分。但一测午正，而地之东西南北皆定。古今中外，若合符节。善言地者必合于天，是不可不先务也。”总裁王大臣善其议，奏充会典馆纂修。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调主修湖北全省地图，以兼会典馆差，奏得旨俞允。图成，而系之以说，有曰：“武昌、荆州、襄阳，同为湖北重镇。然荆扼江而不能扼汉，襄扼汉而不能扼江，武昌江汉之会，可以制东西之命，可以交南北之冲，非特吴楚所凭陵，实为四方之辐辏。观此则知所轻重矣。”之洞以为卓识伟略，殆过顾祖禹云。代钧好谈兵谋，而于东南海防，西北边情，指陈凿凿。中日战起，我师屡败，而代钧陈说当道为持久之计，而无侥幸于一胜，以谓：“宜分全国为五镇，更进迭战，而屯重兵于京津以为中权，以偏师游徼辽阳、牛庄、海盖等战地，彼强而我后退，彼进则我旁挠。孤不羞走，只与之戏，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未必非以弱制强，转败为胜之道。”又议合南北洋闽广师船哨巡海上，截日人之运输以阻其继械继师，所以措置甚备。书累数万言而莫之省，割地纳币而请盟焉；饮恨而已。于是德宗惩于前败，欲以变法自强，而诏开经济特科。张之洞及湖南巡抚陈宝箴、广东学政张百熙、札部侍郎曾广銮，皆以代钧名上，坚谢不应也。既而拳乱起于北方，八国联军入京，而迫清廷为城下之盟；于是清廷以维新为媚外，而首兴学，诏以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于是奏起代钧充编书局总纂兼学务处提调官，实为光绪二十八年。其明年，充《钦定书经图说》纂修兼校对官。书成，擢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既而百熙奉诏筹设学部，代钧上书言：“当此新旧交接之际，大惧新知未浚，旧学先亡。当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庶无奇衺偏宕之弊。学部之设，当以干涉各省学务为主义。所谓干涉者，非徒文书往来之谓，一乡一村无学堂，学部之责也，一男一女不知学，学部之责也。”及学部成立，补员外郎，迁参事厅行走，咸以病辞。及三十四年，将以提学山东。旨未下，而代钧速以寝疾，殁于武昌舆地学会。先是代钧之随使英伦也，购英法各国所刊地图，满载以归。义宁陈三立、钱唐汪康年、达县吴德潇，皆年少气锐，而骛经世之学。代钧告之曰：“英国兵部海部之舆图学，开办至今二百余年，未尝或辍。是知彼之雄长五洲，于地理固研求有素焉。朝廷万几勿遑，吾草莽臣且为之。”兰人者力赞其议。遂创舆地学会，虽往来湘汉，于役四方，而图局常以自随，综绘中外舆图七百余幅，而译绘西人地图，原本比例，有用英法俄尺者，悉据中国舆地尺改归一律，无论何国何地，按图可得中国里数分率之准，五千年来未有也。族子永煊、永良、永修，咸传其学。而舆地学会之开，则永煊、永良赞襄之力为多焉。首出亚洲样图，即永良手绘也。永良，字易卿，尝佐代钧从测绘湖北全省地图，纂有《测绘综要》四卷，而叙以发其指曰：“地图之制，不外测绘两端，而算术者，测法之原，测法者，绘事之原。其事不难，其理甚明，乃矜奇秘巧者笔之于书，而于测绘中之层累曲折，必故艰深其辞，以苦人探索，发挥寡而其辞晦，议论微而其意晦，以为不如是，则人不服予术之精深也。于是深者浅之，晦者显之，繁者简之，缺者增之。首算法，次测法，次绘法，次释器，条贯分明，不分中术西术，斯于易知易能，而其中有用旧说者，有用其理而易浅说者，有合数说而成者，有分其说而散见者，间有窃附己意者，语多因袭，不害共晓而已。”以光绪三十二年先代钧死。代钧叹曰：“吾失一臂矣！。”及代钧之死，而舆地学会随解。所有地图之底本，制图之器械，盖学部购之以去而不知所用焉。永煊惧家学之渐以坠也，起而继之，开地学社于武昌，曰“亚新”，而永修实赞之。永修，字觉人。永煊，字焕庭。及永煊死，而子兴巨能缵其业。兴巨字伯庚，其父永煊出版之图，殆三十种，而兴巨随时调查，随事更正，事为之表，省为之说也。既以继志述事，而出版益夥，以永修宗老，奉手请益，而永修必发凡起例以为之序。其序河南道县图，以谓：“顾宛溪论河南形势，有曰：‘宛（南阳）不如洛（洛阳），洛不如邺（安阳）’，独不数汴梁，以其无险之可守也。夫闭关之世利于阻，开港之世利于通，地险不足凭，人险足以持之。铁路可以凿空，电信可以调兵，故山川丘陵，能限人于汽机未发明以前，不能限人于既发明以后。河南自黄河北徙，而患息于东，铁路中交，京汉通于南北，汴洛贯乎东西，周郾道清，胥足佐军转饷。江淮米粟，既实廒仓，燕赵劲师，崇朝渡河。古今异形，夷险异势，使顾氏生于今日，必下转语曰：‘邺不如梁。’”酌古斟今而不为墨守，信为发顾祖禹所未发云！兴巨死，而子新垓缵其业，胚胎前光，不懈益修，祖父子孙，继继承承，邹氏舆地之学，于是过五世矣。清季以来，前后出版舆图殆三百种，而系说装册者十之三焉。余特仿《太史公书·孔子世家》《老子列传》之例，著其继世，以明家学。而自新垓以溯代钧，则曾大父行也。代钧一生孜矻，而未尝萦情禄仕。尝主讲两湖书院、京师大学堂，以所学传授弟子。而所纂述，舆图以外，有《西征纪程》四卷、《光绪湖北地记》二十四卷、《直隶水道记》二卷、《中国海岸记》四卷、《会城道里记》二卷、《中俄界记》三卷、《蒙古地记》二卷、《日本地记》四卷、《朝鲜地记》二卷、《安南、缅甸、暹罗、印度、阿富汗、俾路芝六国地记》八卷、《五洲城镇表》一卷、《五洲疆域汇编》三十一卷、《西图译略》十二卷、《文存》四卷、《诗存》一卷。
罗正钧，字顺循，号劬庵，晚号石潭山农，为湘潭人。少贫劬苦，读王夫之书，慨然想慕其人，镌一印曰“船山私淑弟子”，而罔罗旧闻，补辑仪征刘毓崧《船山年谱》二卷，《船山师友记》十七卷以寄意。及年逾弱冠，负笈长沙之岳麓书院，师郭嵩焘而友湘乡杜俞元穆。俞才气无双，而正钧亦好议论，务陵侪辈出其上，顾二人者，相好也。俞方读书其邑之东山，因得尽识其同学黄煦海霞、朱应庚恢元、陈瀚子瀞、曾希文仙亭、张通典伯纯诸人，所谓“东山十子”者也，志意纵横而诗歌唱答，每有会山，篇什争出，互赞交诵，旁若无人。正钧独不能诗，默坐以听，而十子者亦置之不厝意。每发论曰：“往者湘乡曾、罗、左、李诸公以忠义倡动乡里，遂平剧寇，其为学具有本末，而未尝喜言诗。言诗者，湘乡之衰也。”然而十子者不以正钧言为忤。正钧举光绪十二年乡试，受聘为醴陵渌口书院山长，而左宗棠先主讲焉，尝依朱子小学为学规八则，董课甚严，其后无踵行者，而业亦堕。至正钧踵修坠绪，士习丕变。三试礼部不第，而刻厉于学，景行乡贤，以为必可企而及。读其遗书，而为之年谱，欲以推见志事，为例尤精。每言：“刘毓崧《船山年谱》，虽不免疏舛，然其据遗书以谱生平，经纬往复，条贯而详核，非深具苦心者不能有也。”于是推本其体以成《王壮武公年谱》二卷、《左文襄公年谱》十卷。武强贺涛，尝受古文于桐城吴汝纶，而世之号称知言者也，尤喜诵说《左文襄公年谱》，叹曰：“昔赵充国平西羌，言兵事利害及屯田诸奏，翔实矜慎，一洗贾、晁浮夸之习，于汉文中为最知体要。班氏论次其传，一即仿效之，而其文乃与充国诸奏无异。文襄勋伐大于充国，而谋略则同。其筹画之见于章奏书牍，《年谱》既备采之，挚大拾零，捃摭遗佚，至繁博矣；而融以精意，经纬成章，洪赡坚重，一如《年谱》所载文襄之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罗君之谓矣。邹代钧驰心域外以究方舆，而正钧景行乡贤以治年谱，宏识孤怀，骈绝当代。侍郎廖寿恒以人才荐，诏用知县发直隶，试署抚宁。县瘠而民习为盗，士不知学，正钧之莅官也，则捐廉俸购书数千卷，置骊城书院，时诣讲课以劝学。而编保甲，捕斩大盗陈国魁、韩振择等数人以靖盗。先是义宁陈三立为正钧论：知县一官当以听讼为教养，谓；“判决公而民知是非，所以为教。判决勤而民免拖累，所以为养”也。正钧心识其言。至是定旬之三六九为堂期，亲自收呈，出批未尝逾三日，皆出亲笔，有虚诬者，必抉其情实乃已，往往一批而讼以息。有传案者，计道里远近为期，一到即审，非两造输服，不下判词，尤出以澄心审量，而邑大治。寻移定兴，而拳匪起。其原起于莠民习教以怙势，悍民习拳以抗教。而正钧折狱以情，治狱以平，教民无所怙恃，教士不得关说。顾邑民之习拳者，拳坛星布，拳足蜂屯，相为构扇，欲阑入；而正钧驰谕立散，罗拜跪送，呼“定兴好县官，勿犯也”。及返城，而邑绅鹿学尊迎谓曰：“今日真可谓黄巾罗拜郑康成矣。”然大府熟视莫为之所，而朝议袒拳，声生势张，渐不可制。而正钧请剿，久不报；请代，厪得归，而京师陷，拳匪亦熸，时为光绪二十六年。朝局更新，大臣交章论荐，宜加擢用。诏赴部引见。湖南巡抚俞廉三奏留本省兴学练兵，而以二十八年派赴日本观操，因考察学制。返报，而请派学生赴日本习专科之学，湖南之派留学生自此始。二十九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立学校司，电调办学。正钧上言：“教育贵普及，而以中小学堂为本；然必先造就师资，而后中小学能刻期举办。”中国之有师范学堂，自直隶始，而直隶之办师范学堂，其议发自正钧。遂以学校司提调派充师范学堂总办，而招师范生六百人，分速成、完全两科，是为直隶创设师范学堂之始。明年，速成科毕业，派充小学教员，县各一人，是为全省各县创设小学堂之始。而部檄补授邢台县，世凯以兴学方始，而难其代，请改署清苑首县，仍兼办学。又三年，而师范完全科毕业，派充各府州中学教员，是为各府州创设中学之始。自创设师范学堂，日就月将，四年而全省之中小学堂如期成立。风声所播，于是山东、河南两省人士，胥以直隶办学，知所先后，程效最速，可为法式，请选派俊秀，附学师范，以资观摩而开风气，则正钧之以也。王闿运以今文开蜀学，而正钧树北学之规模，君子因机立教，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泽之所及者广矣，何必以私于里子弟哉！袁世凯奏请破格任用。三十三年四月，以保升直隶州知州，特授天津府知府，调署保定府，兼管全省学务，学部奏充二等谘议官。明年六月，以道员用，署山东提学使。时山东全省，仅省垣有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各一，而图书阙，规制简。正钧即以施之直隶而有效者，首从整饬师范学堂人手，厘订课程，礼延良师，而严定州县办学考成，法立令行。越二年为宣统元年，而自省垣以及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次第成立，一如直隶。然部定奖励，纳科举于学校，其士之入学者，既志在得官，而师之为教者，亦以为速化，而不知道问学而尊德性，先器识而后文艺，学校愈推广，风气愈窳敝。正钧惄然曰：“此班孟坚所谓禄利之途然也，岂国家所以敬教劝学、化民成俗之意？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抑读书何限庠序诸生。”于是广购图书，以创办山东图书馆。而日本人有购运嘉祥、肥城诸县汉画像十石以过济南者，正钧叹曰：“吾国艺人之瑰宝，何可为外人有！”截留不许出境，而创设山东金石保存所以附图书馆内，曰：“士子摩挲古物，亦以发思古之幽情也。山左画像石最夥，山崖墟莽，往往有之，而武梁祠画像盛传于世，然黑文凸起，体貌朴拙。余获金乡汉扶沟侯朱鲌墓画象石以置金石保存所，朱文古劲，独为精绝。往者诸暨陈章侯画人物，躯干伟岸，而衣摺如铁画银钩，瘦硬通神，见者称其兼有公麟、子昂之长，而章侯则自谓得之汉画，人以为大言诞诬。今观朱墓画像，而后叹章侯之言为有征也。”以宣统二年九月引疾归。归一年而革命成功，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起正钧为经界局会办，再电不应，而使至，亦不见。搜采一时臣僚之殉清以死者，得百数十人，成《辛亥殉节录》六卷以寄怀云。正钧熟当朝掌故，尚气好谈兵，侃侃自将，多忤而少与；然所交契，如同县赵启霖芷荪、郭承鎤伯庚、黄笃恂涤君、长沙左调元长卿、黔阳黄忠浩泽生、义宁陈三立伯严，及湘乡杜俞之伦，皆志节磊落之士。其中赵启霖，名御史；黄忠浩，名将也；陈三立，名公子也；杜俞，名监司也。而郭承鎤、黄笃恂、左凋元三人者，困诸生不得出，无乡曲之誉。声闻显晦不同，而正钧久而敬之，盖无不同。三立则以正钧扬榷古今，议论务为激发，而诤之曰：“以此承王先生遗老孤愤之流弊，其极也，将以党同门、妒道真。”正钧亦自笑也。顾正钧独称推郭承鎤、黄笃恂及左调元为人，如不容口，以励儒行。
左调元者，家贫，居长沙城北一破屋，客至，坐门槛，商榷古今，至日旰不能设茗，薄暮则持一布囊，徐行入市，购米盐鱼肉以归奉母，意有欲，无不致也。为诸生数十年，憔悴专一，无当世名，而志在天下。颇嫉世衰政窳，不务推本仁义，每太息言之，以谓：“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养民之生，而非徒为奉己以自尊也。孔子于三代之君，独推禹无间然，而其所称，‘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三者而已。此则仁圣之同趣，治天下之要道也，”通《论语》三《礼》，不为章句。或劝以著书，答曰：“学务心知而已。后世著书之士，探索临时，久之已亦忘之矣。吾不为也。”
郭承鎤者，少孤好学，闻湖北有章先生者，讲学山中，附舟造访，而途遇盗，刃伤数人，诸客惶怖乞命，承鎤危坐大声以斥，盗不测所以，相惊引去。已从章先生受邵雍书，归而逾益精通，独处一室，如对严命。行事造次，必准前儒，人大姗笑之。及察其行己，久而益卓，转相钦叹。刘锦棠以通政使督师新疆，闻其名，走书币速驾。锦棠久将威重，幕府数十人，长跪白事，而承鎤自以布衣为宾客，相见一揖，同幕侧目，以为慢也。意不自得，则日闭户著书；倦则匹马独出，冒大风雪，射猎天山，而赋长歌；以摅怀云。始承鎤家居贫甚，当授徒给衣食，而以不习制举文，无相延者。乃日具粥饭奉母，而身与其妻食糠秕，恒经月不粒食，其自厉如此。然志意广大，欲通一经以整齐百家。始治《春秋》，未卒业，见方苞书，与己说无殊异，乃弃去治《易》，著书曰《周易观象》。既至新疆，陕西有李生者，抱其父所著《易》，走千里造谒军中，言曰：“吾父且死，属若干岁后，南方有郭君者至，可以畀矣。君岂其人耶？”承鎤阅书名乃与己同，大异之，而益喜自负。于是为缮写其书以刊，而更名己书曰《周易经传解》，苦思力索，每下一义，屡岁始定；而自新疆归，未尽一月，毕上下《经》《大象》，自诧为有神助焉。
黄笃恂者，博观书传，而修洁有精识，尝以春秋士大夫达于治术而有文采，后世能兼之者，独贾谊、苏轼，慨然慕其为人。兄弟八人，咸有才器，而笃恂次居仲，褒衣博带，相与提衡今古，以为古昔圣贤言治备矣，而立国日益贫弱，乃综览中西之书，斟酌百家之说，著为论曰：“近古无百年之治者。近古之为治，无以禹墨为体，周孔为用者也。言夫其必以禹墨者，以其贵俭兼爱也；必以周孔者，以其敦礼明教也。由禹墨之道而不用周孔，则其弊也质胜文，所谓‘见俭之利而因以非礼’，‘推兼爱之道而不别亲疏’；由周孔之道而不别禹墨，则其弊也文胜质，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盖禹墨者，不敢一息弛其形；周孔者，不敢一息纵其心。不弛其形，不纵其心，庶政以修，百度以贞，而天下不治，治而不长久者，未之有也。弛其形，纵其心，上乐其欲，下同其风，纪纲废弛，内外交讧，而多其术以求富强，卒之富强不可治，而国愈困，民愈贫，【亻谗｜讠】焉不可终日矣。”又言：“为学之道，先之以绝流俗之心，次之以集义，终之以成务。”高瞻远瞩，而最早死，年二十二，士论惜之。
三人者，皆屏迹闾巷，声光暗然，而左调元、郭承鎤，尤穷窭不自活，正钧独喜诵说其言，以谓“岩穴之士，趋舍有时。王夫之著书，综贯天人，而遁世无闷，经二百余年，其书始出，而能读之者亦几人哉？太史公曰：‘士欲砥名立节，非附青云之士，恶能声施后世？’抑亦志士仁人之所悲也。若左调元、郭承鎤之属，其学行固皆有可称。”
正钧有《劬庵文稿》四卷、《诗稿》二卷、《官书拾存》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