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欲无限极，祸乱生焉。圣人惧其邪放，于是作乐以和其性，制礼以检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觐之礼立，则朝廷尊；郊庙之礼立，则人情肃；冠婚之礼立，则长幼序；丧祭之礼立，则孝慈著；搜狩之礼立，则军旅振；享宴之礼立，则君臣笃。
是知礼者，品汇之璿衡，人伦之绳墨，失之者辱，得之者荣，造物已还，不可须臾离也。五帝之时，斯为治本。类帝禋宗，吉礼也；遏音陶瓦，凶礼也；班瑞肆觐，宾礼也；诛苗殛鲧，军礼也；厘降嫔虞，嘉礼也。故曰，修五礼五玉，尧、舜之事也。时代犹淳，节文尚简。及周公相成王，制五礼六乐，各有典司，其仪大备。暨幽、厉失道，平王东迁，周室浸微，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节，《野麕》之刺兴焉；君臣废朝会之期，践土之讥著矣。葬则奢俭无算，军则狙诈不仁。
数百年间，礼仪大坏。虽仲尼自卫返鲁，而有定礼之言，盖举周公之旧章，无救鲁邦之乱政。仲尼之世，体教已亡。遭秦燔炀，遗文殆尽。
汉兴，叔孙通草定，止习朝仪。至于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鸣球之备物，介丘璧水之盛猷，语则有之，未遑措思。及世宗礼重儒术，屡访贤良，河间博洽古文，大搜经籍，有周旧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礼》十七篇。王又鸠集诸子之说，为礼书一百四十篇。后仓二戴，因而删择，得四十九篇，此《曲台集礼》，今之《礼记》是也。然数百载不见旧仪，诸子所书，止论其意。百家纵胸臆之说，五礼无著定之文。故西汉一朝，曲台无制。郊上帝于甘泉，祀后土于汾阴。宗庙无定主，乐悬缺金石。巡狩非勋、华之典，封禅异陶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诏儒官草定仪注，经邦大典，至是粗备。汉末丧乱，又沦没焉。而卫宏、应仲远、王仲宣等掇拾遗散，裁志条目而已。东京旧典，世莫得闻。自晋至梁，继令条缵。鸿生钜儒，锐思绵蕝，江左学者，仿佛可观。隋氏平陈，寰区一统，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炀帝在广陵，亦聚学徒，修《江都集礼》。由是周、汉之制，仅有遗风。
神尧受禅，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太宗皇帝践祚之初，悉兴文教，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定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玄龄等始与礼官述议，以为《月令》礻昔祭，唯祭天宗，谓日月而下。近代礻昔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又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汉建武中封禅，用元封时故事，封泰山于圆台上，四面皆立石阙，并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书。石检十枚，于四边检之，东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设石封，高九尺，上加石盖。周设石距十八，如碑之状，去坛二步，其下石跗入地数尺。今案封禅者，本以成功告于上帝。天道贵质，故藉用藁秸，樽以瓦甒。此法不在经诰，又乖醇素之道，定议除之。近又案梁甫是梁阴，代设坛于山上，乃乖处阴之义。
今定禅礼改坛位于山北。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阙，凡增多二十九条。余并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太宗称善，颁于内外行焉。
高宗初，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未尽，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少卿韦琨、太学博士史道玄、符玺郎孔志约、太常博士萧，楚才孙自觉贺纪等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显庆三年奏上之，增损旧礼，并与令式参会改定，高宗自为之序。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其所损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后，学者纷议，以为不及贞观。上元三年三月，下诏令依贞观年礼为定。仪凤二年，又诏显庆新修礼多有事不师古，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皆参会古今礼文，临时撰定。然贞观、显庆二《礼》，皆行用不废。时有太常卿裴明礼、太常少卿韦万石相次参掌其事，又前后博士贺敱、贺纪、韦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议定。则天时，以礼官不甚详明，特诏国子博士祝钦明及叔夏，每有仪注，皆令参定。叔夏卒后，博士唐绍专知礼仪，博学详练旧事，议者以为称职。先天二年，绍为给事中，以讲武失仪，得罪被诛。其后礼官张星、王琇又以元日仪注乖失，诏免官归家学问。
开元十年，诏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专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
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
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庙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释奠为中祀，司中、司命、风伯、雨师、诸星、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预定日奏下。小祀，但移牒所由。若天子不亲祭享，则三公行事；若官缺，则职事三品已上摄三公行事。大祀散斋四日，致斋三日。中祀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小祀散斋二日，致斋一日。散斋之日，昼理事如旧，夜宿于家正寝，不得吊丧问疾，不判署刑杀文书，不决罚罪人，不作乐，不预秽恶之事。致斋惟为祀事得行，其余悉断。若大祀，斋官皆于散斋之日，集于尚书省受誓戒，太尉读誓文。致斋之日，三公于尚书省安置；余官各于本司，若皇城内无本司，于太常郊社、太庙署安置。皆日未出前至斋所。至祀前一日，各从斋所昼漏上水五刻向祠所。接神之官，皆沐浴给明衣。若天子亲祠，则于正殿行致斋之礼。文武官服裤褶，陪位于殿庭。车驾及斋官赴祠祭之所，州县及金吾清所行之路，不得见诸凶秽及縗绖者，哭泣之声闻于祭所者权断，讫事依旧。
斋官至祠所，太官惟设食。祭讫，依班序馂，讫，均胙，贵者不重，贱者不虚。
中祀已下，惟不受誓戒，自余皆同大祀之礼。
武德初，定令：
每岁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景帝配。其坛在京城明德门外道东二里。
坛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每祀则天上帝及配帝设位于平座，藉用藁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内官、中官、外官及众星，并皆从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坛之第二等；内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坛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坛之第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坛下外壝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苍犊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犊各一，内官已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皇地祗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坛在宫城之北十四里。坛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则地祇及配帝设位于坛上，神州及五岳、四镇、四渎、四海、五方、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神州在坛之第二等。五岳已下三十七座，在坛下外壝之内。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其牲，地祗及配帝用犊二，神州用黝犊一，岳镇已下加羊豕各五。
孟春辛日，祈谷，祀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苍犊二。孟夏之月，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景帝配，牲用苍犊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并从祀，用方色犊十。季秋，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元帝配，牲用苍犊二。五人帝、五官并从祀，用方色犊十。孟冬，祭神州于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犊二。
贞观初，诏奉高祖配圆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专配感帝，自余悉依武德。
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礼官等奏议曰：
臣等谨寻方册，历考前规，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预入有堂，自缘从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示安。伏见永徽二年七月，诏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纵圣德，追奉太宗，已遵严配。时高祖先在明堂，礼司致惑，竟未迁祀，率意定仪，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虽复亦在明堂，不得对越天帝，深乖明诏之意，又与先典不同。
谨案《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诏意，义在于斯。今所司行令殊为失旨。又寻汉、魏、晋、宋历代礼仪，并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唯《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圆丘，郊谓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寻郑此注，乃以祖、宗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衽配祀，良为谬矣。故王肃驳曰：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审如郑义，则《孝经》当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尊其祀，孰谓祖于明堂者乎？”郑引《孝经》以解《祭法》，而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义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类，是谓五神，位在堂下。”
武王降位，失君叙矣。
又案《六韬》曰：“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
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岂有生来受职，殁同配之，降尊敌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传》曰：“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也。”《传》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谓祖、宗合祀于明堂也。
臣谨上考殷、周，下洎贞观，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堂。南齐萧氏以武、明昆季并于明堂配食，事乃不经，未足援据。又检武德时令，以元皇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贞观初缘情革礼，奉祀高祖配于明堂，奉迁世祖专配感帝。此即圣朝故事已有递迁之典，取法宗庙，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构室有周，建绝代之丕业；启祚汾、晋，创历圣之洪基。德迈发生，道符立极。又世祖元皇帝潜鳞韫庆，屈道事周，导浚发之灵源，肇光宅之垂裕。称祖清庙，万代不迁。请停配祀，以符古义。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昔者炎汉高帝，当涂太祖，皆以受命，例并配天。请遵故实，奉祀高祖于圆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渎，拯率土之涂炭，协大造于生灵，请准诏书，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请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迁庙；两圣功大，各得配天。远协《孝经》，近申诏意。
二年七月，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又奏议：
据祠令及新礼，并用郑玄六天之议，圆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谨按郑玄此义，唯据纬书，所说六天，皆谓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属穹苍。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谓圆丘所祭昊天下帝为北辰星曜魄宝。
又说《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严父配天，皆为太微五帝。考其所说，舛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丽于天，百谷草木丽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诗传》云：“元气昊大，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则称苍天。”此则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两仪。天尚无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肃群儒，咸驳此义。又检太史《圆丘图》，昊天上帝座外，别有北辰座，与郑义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风等状，昊天上帝图位自在坛上，北辰自在第二等，与北斗并列，为星官内座之首，不同郑玄据纬书所说。此乃羲和所掌，观象制图，推步有征，相沿不谬。
又按《史记天官书》等，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亦如房心为天王之象，岂是天乎！《周礼》云：“兆五帝于四郊。”又云：“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惟称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经》惟云“郊祀后稷”，无别祀圆丘之文。王肃等以为郊即圆丘，圆丘即郊，犹王城、京师，异名同实。符合经典，其义甚明。
而今从郑说，分为两祭，圆丘之外，别有南郊，违弃正经，理深未允。且检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别载圆丘。式文既遵王肃，祠令仍行郑义，令、式相乖，理宜改革。
又《孝经》云“严父莫大于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为但祭星官，反违明义。又按《月令》：
“孟春之月，祈谷于上帝。”《左传》亦云：“凡祀，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祀后稷，以祈农事。”然则启蛰郊天，自以祈谷，谓为感帝之祭，事甚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