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大抵此事在局中者，皆以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诸省毫无预备，而彼族诸国合纵，穷年累世但讲战事。我能幸胜于一岁，断难保全于多年，庚申覆辙，岂可再见？必须隐忍以全和议者，就势而言之也。在局外者，皆以天主教流毒中华，污辱孔亟，异端不可不攘，木兰北狩，淀园被焚，国仇不可不雪。或奖义愤之民而百万萃集，或联合各国之交而专攻一国，必须力争以全国体，此就理而言之也。欲求理势兼顾，殊无良策。敝处所办，盖亦偏于衡势者，措施又多失宜，物论之腾，亦无足怪。
吾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连祸结，累世穷年而未有已。今西南未靖，沿海战事毫未议及。各省绿营兵一无可用，勇丁惟淮勇器械较精，气势较壮。然劲者亦不满二万，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而诸国合纵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故鄙人尝谓今人外夷与汉之匈奴、宋之辽金迥别，实不敢以全局付之尝试，又安肯以津民一朝之忿，贻国家无穷之忧？惟曲全邻好而不忘防御，乃为完策。
【译文】
大概来说，这件事在局中的人，都会觉得中国士兵疲倦将领缺少，即使是沿江沿海的各省也毫无防备。如果西洋各国一起联手，接连不断要求开战，即使我国能够侥幸打赢一年，却也是无法保证每年都能打赢，战事如此反反复复，哪里谈得上有明天？所以必须隐忍以便能和议，这些就是形势需要啊。在局外的人，都觉得天主教毒害中华，污辱了我们的圣人孔子，所以这些异端邪说不能不受到排挤，咸丰帝被迫躲在了木兰围场，海淀的圆明园又被他们烧毁，这些国仇不能不报。或者奖赏那些心怀忠义、义愤难平的百姓，将他们成千上万地召集而来；或者联合其他各国，专门针对一国进攻，这样的话可能也会保全国体不受欺辱。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来说的。考虑到现实的情况，根本不可能那么做，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这里所做的，大概有所偏颇失衡，再加上所用措施不当，遭到无数非议，也不足为奇。
我和其他身在局中的人一样，怎么可能真的愿意残忍地对待我们的老百姓，以满足敌人的欲求？无非是我担心战事一起，必将祸害连连，成年累月的战争不断啊。如今西南没有平定，沿海的战事计划还没有商议。各省的绿营兵也没有一个能用的，从地方上招来的士兵也只有李鸿章一部的装备比较精良、气势较为雄壮。但这样的精兵强将还不到两万人，即使能防御一个口岸，难道还能防御所有的口岸吗？能保住一年，未必能坚持很多年，能抵挡得了一个国家，未必能应付得了西方列强。而如果西方列强联起手来、狼狈为奸，他们的实力却是牢不可破的。所以我曾经说过，如今的洋人和汉朝的匈奴、宋代的辽金是截然不同的，实在不敢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又怎能因为天津老百姓的愤怒，而让整个国家陷入无尽的灾难中来？我唯有委曲求全示好西方列强，但同时也没有忘记防范，这才是上上策啊。
【点评】
“挺”，是一种亮剑精神，也是一种有着入局勇气和魄力的精神。生活中曲径通幽的灵活，胜于坚韧的高明。
做人，需要有挺劲！
曾国藩《挺经》里的十八诀，说到底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入局”。因为这是入局后才会有的十八诀，抛开入局，也就无从谈起十八诀。而要想读懂《挺经》，读懂十八诀，首先要知道曾国藩是如何入局的，他入局时的背景又是怎样的。
清王朝在创立初期，前几代的统治者都很善于治理国家，因此，那时候的文治武功丝毫不逊色于汉唐盛世。在经过顺治、康熙、雍正王朝的发展后，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而正所谓“盛极则衰”。慢慢地，清王朝的种种矛盾逐渐暴露：贪污腐化、吏治败坏……加速了“由盛转衰”的进程。
清王朝在政治腐败的同时，财政和军事也出现了状况，开始逐渐恶化。乾隆中期，清王朝的财政尚有节余，但到了嘉庆末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而那曾经英勇无比的八旗兵，也在平定吴三桂后，走向腐败和没落，开始依赖绿营。而到了乾隆后期，连绿营都开始腐败，正是因为这些，直接导致了白莲教的兴起。
在国内政治腐败没落之时，“屋漏偏逢连夜雨”，清王朝之外新兴的西方列强乘机打了进来，清军溃不成军，清王朝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个口子一开，此后的列强便接踵而至，伺机侵夺中国领土，又有无数个不平等条约签了出去。但即使这样还是没换来太平，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民族矛盾愈发激烈，这也更加激化了国内固有的社会矛盾。清王朝出现了空前的社会危机。
曾国藩就生活在这种旧秩序即将崩溃的晚清，可以说是到了真正的内忧外患的时期。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原本只是一介儒生的曾国藩，不弃笔却从戎，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了清王朝的“中兴第一名臣”。
虽然曾国藩的妥协外交惹来了很多非议，但他对清王朝的贡献却也是有目共睹的。
曾国藩去世时是61岁，当时还任南京两江总督。在临死前五天，他还恪尽职守地在工作着，所以江苏巡抚在将他的死讯汇报给朝廷时，说他是被工作累死的。
“死在了工作岗位上”，用此话总结，绝不为过。曾国藩为了他的人生理想，为了大清朝廷，完全做到了：身在局中，竭尽血诚。
原本只是一介书生的他，既能召集天下人才，又能统兵三十万，最终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他的一片血诚之心。
曾国藩的一生都在为大清朝尽职，甚至可以说这成了他的人生理想。一直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诲的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自小就有的人生目标。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家的一种人生态度。曾国藩在达到“达”后，所要做的就是“兼济天下”。
既然要“兼济天下”，必须“入局”，只有身在其中，才能谈得上“兼济天下”。曾国藩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和他一直主张的任何事都要躬亲实践不无关系。
他一直认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为此，他提出了躬身入局的办法，那就是“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何谓“身到”？其实就是坐在哪个位置就要做哪种事，如若身在基层，即使是有关人命、盗窃的案情，也要亲自去查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基层干部要经常下基层；所谓“心到”就是指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仔细分析，不能盲人摸象，而要对事物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仔细研究、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而完整的结论来；所谓“眼到”就是指不管是察人还是察事，抑或是看公文，都要通过敏锐的视角，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手到”就是指面对人和事的是非曲直，重要的是寻找到关键点，而对这个关键点，还要随时做出记录，避免过后遗忘；所谓“口到”就是“叮嘱、吩咐”要到位，该说的话一定要说，千万不能嫌麻烦而漏交代。
这是曾国藩从自身的经历中总结出的躬身入局“五到”，这五点不要说放在以前，就是现在，依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值得各行各业的人借鉴和学习。
“躬身入局”，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局中，不过聪明、有成就的人知道该入什么局，该怎么入局，而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而已。
有人曾这么总结曾国藩的“躬身入局”：“曾国藩从零开始到一呼万应，都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的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身入局。只有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