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在22岁的时候去参加会试，当时许多人都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包话他的那些同窗学友，还有他父亲王华的那些同僚，众多人的厚望让年轻的王阳明有些飘飘然，心想自己一定会高中的。谁知道发榜后，王阳明却没有考中，虽然心里不服，但他没有说出来。而当朝的首辅李东阳大人却鼓励他说：“王公子，你这一次没有考中不要紧的，下次再考，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中状元的。来吧，为此作一首诗吧。”王阳明父亲的很多朋友都知道他擅长诗文，但很多在场的考生和考官们都没见到过。宰相李东阳大人的话音刚落，众人只见他提起笔来，唰唰几下，雪白的宣纸上立刻呈现出一首诗，众人读后不禁大惊，纷纷赞叹王阳明的才华。可是年轻的王阳明没有想到，就连宰相李东阳大人也不曾想到，这本是一个玩笑罢了，却惊动了在场的几位考官。他们在背后议论：此子如此年轻，又如此狂妄，他年若是榜上有名，必定会目中无人。于是三年后，王阳明再次参加科举考试时，那些在上一考中因忌妒而生恨意的官员便串通同僚，在科举考试的试卷上做了手脚——虽然王阳明的文章写得很是出众，但最终还是被那些人刻意给刷了下来。
有了这一次失败的经历后，王阳明懂得了如何去隐忍和收敛，尤其是在人多的场合，他再也不去卖弄敏捷的思维和出众的才华了。王阳明明白了人不可过于出头的道理，一定要韬光养晦让自己的心沉静下来做事，尤其是在陷阱遍布的官场上。虽然此时的王阳明还没有开始他的仕途，但作为他的父亲——明朝成化十七年的状元王华，以他为官多年的亲身经历无时无刻都在警醒着王阳明。自此以后，王阳明便开始专心在书房里读书写字，一方面在诗书典籍里探寻着古人的思想和才华，一方面磨炼着自己的性情，终于在弘治十二年举行的科举考试中以二甲第七名的成绩考中了进士，而这一年，王阳明已经28岁了。
本应该在几年前的科举中便出人头地的王阳明，却因为当时宰相李东阳大人的一句鼓励的玩笑话，在意气之下做出了鲁莽的行为。虽然当时也是这位聪颖青年一时的才情所至，向众人展露了他过人的才华，但对于当时那种场合来说，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一种不成熟的行为。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当朝的大臣，且不说他是一个在京的普通举子，更何况他还是当朝状元王华的公子，在以科举制度选拔官员的古代社会，这两种身份对那些王公大臣来说都是被他们极为看中的——因为一旦他金榜题名，那么日后彼此便会同殿称臣。因为官场毕竟是官场，它完全不同于诗人之间肆意挥洒的豪情。
经过了这长达6年的磨砺，王阳明终于懂得了什么叫隐忍，在他随后踏入仕途被任命为兵部主事以后，本以为当年那一鲁莽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就算是过去了，可是王阳明没有想到，在当年观看他立笔成书的人里面还有一位小太监，他就是张忠。当年，王阳明挥笔写下一首诗后便扬长而去，却不小心碰到了张忠，没想到张忠因此竟产生了恨意。尤其是当他发现王阳明高中后被授予了兵部主事一职，心里更是不服。因为若论文采，张忠心里也承认，王阳明的确是一名博学多才之士，做个翰林或编修之类的文官也就罢了，却偏偏担任了兵部主事。而当时太监张忠被任命为提督军务的主事，他便想找机会让王阳明出丑。一来可以报一下6年前的那一脚之仇，二来也让这个高中不久的小进士认识到什么才叫兵部的主事，杀杀他的威风。但张忠发现此时的王阳明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但没了6年前的那种张狂，反倒对同僚包括那些地位比他低许多的兵卒都十分客气。直至后来，张忠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和王阳明在视察士兵训练时，看到士兵们在靶场上射箭，于是眉头一展想让王阳明射两箭，并且还向士兵们使了个眼色，说了些风凉话。无奈之下，王阳明只好一招手，士兵递来弓箭，众人只见他们这位年轻的兵部主事刚刚拉满了弓，接着便唰唰唰地射出了三支箭，士兵们走近一看，三支箭竟然全部击中红色的靶心，一时之间，所有的士兵都欢呼起来。张忠本想为难一下王阳明，却不料反倒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人家没出到丑，自己却弄得十分尴尬。
张忠毕竟只是个小太监，虽然略有些得势，但他哪里知道王阳明不但研习诗文，还常常以石子摆阵为乐，久而久之便深谙了兵法之道。这也正是他被任命为兵部主事的真正原因，加之其父对他的严格要求，射箭骑马之事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刚刚走上仕途便因太监张忠的为难而展露了一手令众人惊讶万分的射箭功夫的王阳明，对于这件事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骑马射箭本来对他来说就不算什么。虽然这一次是在张忠的百般为难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王阳明还是感到此事有些不妥，于是在后来与朝中众大臣相处中更是谦逊了很多，对于他人一些诸如略显过分的言语冲撞之类的举动，他总是一笑了之不去计较，生怕会不小心再得罪了哪个小人。然而，令王阳明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次靶场试箭的举动又一次惊动了一个人，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在户部任职，后来成为兵部尚书的三朝重臣王琼。因为有了这一耳闻，王琼后来曾多次找到王阳明和他攀谈，从而进一步了解了这个年轻有为的后起之秀，一来二去便对他萌生了惜才之意。后来，当南方发生多起土匪暴乱后，当时已做了兵部尚书的王琼便向朝廷推荐了王阳明，命他以左佥都御史的身份前往江西、福建等省，并赋予他“便宜行事”的大权。
这在当时，王阳明是根本无法想到的，但就像他“知行合一”的学说一样，“隐忍”和“机会”对于王阳明来说，同样是一次“知行合一”。无论当时他是否在心里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理”，他当时毕竟是在用自己的言行来实践着这个“事”。也正是懂得了如何在官场上很好地做到隐忍，才让他在无形之中给自己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使之后的仕途更加坦荡。
4.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的这句话在王阳明身上有着很好的体现。虽然初入仕途便做到了与朝中同僚友好相处，事事处处以隐忍自居，但王阳明还是因为过于一心念着朝廷和天下的百姓而在这方面险些吃了亏。
在工部期间，虽然这只是王阳明步入朝堂的第一步，但之后没多久，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在六部之中，工部虽然被排在最后一个，但它管辖的范围很广。比如，皇宫需要修缮或是下面哪里需要建造园林之类的动土动工的事都在工部的管辖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在工部做事的官员来说，就有了可乘之机，借土木之事而肥自己腰包。
对于家境不错的王阳明来说，他早就对工部官员的这一行为有所耳闻。如今眼见这些官员竟然公然与那些欲修缮者往来甚密，心里更是感到十分不屑，甚至有的官员还借机想要拉拢他。于是，王阳明便给明孝宗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章，他先从不久前发生的一些边陲地区的祸患开始，进而讲起了那些久居工部的大臣就像是钻入大明王朝的蛀虫，如果不予以根除，就会像边陲的祸患和江浙一带的水灾一样，将大明的江山挖空殆尽。王阳明刚刚奏完，就有人站出来一一批驳他，但都被王阳明一一驳回。紧接着，他又向弘治皇帝提出了几项关于经济与吏制方面的措施，每一条都很详细。王阳明的这些建议不仅得到了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刘健的重视，也得到了吏部尚书的另眼相看。而王阳明提出的这些条款，在皇帝看来同样不错，因此王阳明的很多提议都得到了准许。
就这样，在王阳明初掌兵部主事之职后的不久，为了免遭小人之祸，他很少与这些人去较真。另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将自己平生所学几乎全运用到了自己的工作当中。比如，在兵部他一直提倡的明赏罚、量情法和重纲纪的主张，都是治国之本，仅就这三条而言，无论是将其理念运用到当时的兵部管理中，还是运用到朝堂上，都能够达到振国纲和提高各级主管官吏甚至是皇帝治理国家的效率的目的，所以这一主张的提出很快得到了兵部尚书的首肯，并且得到了明孝宗朱祐樘的赏识。在这些同僚的介绍和推动下，王阳明一时之间接触了很多思想上有抱负的青年才俊，只要与这些人聚到一起，王阳明就会大谈特谈其治国之道。虽然当时很多人都被他的思想和理念所折服，但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不免对王阳明有了意见。因为有些人由于口拙，讲话不如王阳明流利，所以经常是对方刚刚提出了一点建议，就被王阳明点出了其观点上的毛病。随后，这些人就渐渐疏远了王阳明。
然而，王阳明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在弘治十七年，时任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的王阳明奉命前去山东曲阜祭孔，当时正赶上大旱，一路上庄稼大多都已经因干旱而死，并且一路上他遇到了很多逃荒的流民，每到一处治安都很混乱。据当地老百姓说，在这里几乎天天可以见到土匪，他们并不是去抢劫当地的百姓，而是经常到大户人家甚至是官府的粮仓去打劫，而同样是因为饥荒，官府的兵丁不仅仅人员少，而且一个个都面黄肌瘦。于是，王阳明连夜写了一份洋洋数万字的奏折送回了朝廷，等祭完孔庙回到京城，王阳明又亲自找到皇帝，当面向其陈述了自己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但对于目前的这一现状，王阳明却没能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具体的措施，只是不停地向皇帝重复地说着“节用广储”四个字，但这毕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土办法。在皇帝的一再征询意见中，王阳明只得再一次搬出了以前自己曾多次向皇帝上言的关于吏制改革的措施，其言辞恳切，犹如一位圣贤在教导自己的弟子。
其实王阳明所说的这些，弘治皇帝并非不明白，但吏制改革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作为弘治皇帝来说，他虽有其心，却没有这个能力。在执政上可以说一直很勤奋的弘治皇帝一时之间也是束手无策。王阳明走后，一直站在一旁的值日小太监魏彬借给皇帝上茶之机开始责怪起王阳明，皇帝挥挥手，魏彬便下去了。但魏彬并没有死心，在刘瑾的授意下，他很快煽动起了国子监的学生江瑢等人以阻塞言路、做事专横为由对少傅兼太子太傅的刘健、礼部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和王阳明进行了弹劾。在面对王阳明时，这位国子监的江瑢竟然引用了一直被朝廷视为文圣的孔孟之道的代表孟子的一句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对王阳明展开了弹劾，一时之间引发了那些曾多次听王阳明讲到治国安邦之策的官员的感慨，江瑢的一番说教竟然引起了一些官员的同感，也纷纷上言。
当时的王阳明见此情形也曾多次向皇帝表明心迹，但他明显感觉到了，弘治皇帝似乎受到了这些人的影响，对自己的态度有些冷淡了。而回想起自己每次向皇帝进言时的情形，以及当初与别人谈论改革之策时的情形，王阳明立刻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他在那一刻忽然意识到了，自己枉读了这么多的圣贤书，却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孟子的这句至理名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为什么每次在谈到治国安邦的宏图时，自己都有些控制不住地把自己当成别人的老师呢？
当时听了江瑢等人的话后，弘治皇帝的确是心生了几分不悦，尤其是一回想到自己向王阳明请教如何治理山东出现的饥荒问题时，王阳明的表现的确给人一种为人之师的感觉。但他更明白另一点，江瑢等人所弹劾的这几个人都是当朝的贤才，大明不能没有这几个人，所以他最终将江瑢关进了大牢。其实，此刻的弘治皇帝早就没有了惩戒王阳明等三人的力气了，第二年便撒手离开了人世。
王阳明因此躲过了一场凶险的政治危机，在江瑢被皇帝关进大牢后，他和李东阳、刘健三人同时向皇帝求情，一方面向皇帝表达出了自己的宽容与大度，另一方面也向皇帝无声地表达出了自身在一些方面做得的确是不够周全。而经历了这一事件后，王阳明也彻底改变了自己讲话的态度，尤其是在他后来的心学教授过程中，几乎和每一个前来求学的学子都友好得像是多年不见的朋友一样，这也让他得到了更多人的尊敬。
5.进退有度，才能游刃有余
在明朝的官场上，只有做到了进退有度，才能够游刃有余。对于王阳明来说，虽然在明朝的历史上有着十足的影响，尤其是他研究心学的所得，但若论起做官来，他却没有像其他大臣一样的优势。比如，刘健既是四朝元老，又是明孝宗朱祐樘做太子时的讲官，也就是太子的老师，在宪宗时期就受到了重视，而且他与当时还是太子的朱祐樘之间的关系又一直十分融洽，朱祐樘继位后，自然对自己的师父倍加尊崇。而孝宗皇帝去世后，孝宗的儿子武宗继位，对于自己父亲的师父，即便是再贪图玩乐，也没敢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有什么过分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