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官场上，升迁和被贬在很多时候几乎就是帝王“金口玉言”，所以作为臣子，对于个人在仕途上的宠辱得失就不应该看得过重。因为风水轮流转，在朝堂之上，谁都不可能永远受到君王的信任，同样，谁也不可能永远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经历过被贬龙场的王阳明，始终都能够保持一种心如止水的态度，而这一点也让他在经历过“大辱”之后重新得到了朝廷的“宠幸”。可以说，正是王阳明这种宠辱不惊、心如止水的态度，让他在动荡不安的明朝官场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1.铁打的朝堂流水的“臣”
历朝历代，无论是多么有名的功臣或者能臣，都不可能永远屹立于朝堂之上。一生致力于心学研究的王阳明对于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因为他从带兵那天起就明白了那句千古不变的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朝堂之上，这句话同样适用。
在王阳明眼里，朝堂可以很大，大到端坐在朝堂之上便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甚至是整个国家；朝堂也可以很小，小到不过是局限于方圆数十步之间。但正是在这么一个方圆之间，却上演着一幕又一幕权力的更替与交换。所以对于久经宦海的王阳明来说，他早已看破了朝堂之上那些“君君臣臣”的往来。在这个铁打的朝堂之上，只有流水的臣，但也没有永远的君王。那么，权力又是什么？在王阳明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其实他一直都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这一切。
弘治八年，李东阳被任命为了礼部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在这位辅太子诵习的重臣执掌内阁后，朝堂上下立刻划分成两派人马。其中，一派是备受弘治皇帝朱祐樘所器重的一批先朝的老臣，他们主要包括李东阳、刘健、谢迁和五朝元老马文升等，这些人因为辅佐过的君王多，讲求对君王的情感，但因他们大多位高权重，所以在朝堂之上有着说一不二的威望。而朝堂上的另一派，则是以李梦阳为主的那些略为年轻的臣子。因有着浓重的书卷气，加之这些人又不似李东阳他们一样经历过天顺和成化两个朝代的洗礼，他们无论在为人处世还是做官上都很有一股向上冲的干劲。由于年轻，李梦阳等人在当时的官位都不高，做起事来自然是人微言轻，因此很多政治抱负和想法也往往得不到那些朝廷重臣的支持，于是渐渐地和那些朝廷重臣走到了对立的一面。
李梦阳以自己在诗文上的认识和理解，开始倡导起了文章的格调和法式，对朝政上的诸多弊端感到不满，提出了一种复古思想。在此期间，李梦阳曾公然向弘治皇帝上疏，直言国家已经到了元气大伤的时候，如果不能很好地做出改革的措施，那么很快就会走向灭亡。李梦阳等人的理论看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其实也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一种政治观念，在当时来说算是切中时弊了。虽然李梦阳的态度有些激进，讲得过于情绪化，但也是颇有道理的。而那些以李东阳为首的老臣的观点则是，与其锐意改革，不如依据现状做一些稳步的改良。也就是说，他们同意改革，只是思想上略为保守一些。本来这两派的最终目的都是将国家治理得更好一些，只不过在方式方法上略有不同，而也正是由于这点不同最后演变成了深深的矛盾，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当时，王阳明应该是支持李梦阳一派的，但就李梦阳所提的文学复古思潮而言，王阳明的思想要远远高于李梦阳，他主张在复古中一定要寻求创新。相对于这两个派别来说，王阳明当时太过年轻了，由于他刚刚步入仕途不久，比李梦阳他们还人微言轻，所以王阳明这种从思想上彻底变革的思想，不要说根本就没有引起弘治皇帝的注意，就连他拥护的李梦阳那些人，也没有对他有任何重视。
此时的王阳明看到朝堂上两派人闹得如此厉害，不要说是去实现什么政治抱负了，就是想安安稳稳地做个官都难，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既然眼下无法在朝堂上找到一个立足的地方，那么不如暂时离开朝堂，等所有混乱的声音都消停下去之后再说。因为王阳明明白，毕竟是铁打的朝堂流水的“臣”，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会有一方被大浪所淹没。于是，他毅然向弘治皇帝上疏，以身体有恙为由请求回家养病。
而王阳明的这一请求，很快得到了弘治皇帝的批准，因为王阳明的确是身患重疾——肺结核。而且在当时来说，这种病几乎就是向王阳明宣告了死刑。就这样，王阳明回到了绍兴，并在会稽山上建了一所房子，很多后人都认为当时王阳明的这一举动是厌恶了官场而回到了山中去悟道，其实，是一种误解。当时王阳明并不是厌恶了官场，而是感觉到在当时的官场上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借病回到绍兴等待时机的出现。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阳明于会稽山上养病的这一时期，确实悟到了很多道理，尤其是他看破了在这个看似永远存在的朝堂上，作为一名臣子甚至是帝王，都只不过是流水，更何况是掌握在这些君臣手中的权力了。对于王阳明来说，权力只不过是让他得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一根拐杖而已。所有这些感悟，其实均源自于他的得病，这有如死神降临般的肺结核病，让当时年仅31岁的王阳明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之际，也彻底看透了所谓的政治权力。
后来，王阳明搬到了西湖去住。而此时，由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的举荐，王阳明被取消了假期，回京继续做了数日的刑部主事，之后，因其当年复审出了许多的冤假错案，王阳明又被任命为主考官到山东去主持每三年一次的乡试。在古代，主持乡试可以说是皇帝对一名大臣的高度信任，因为科举考试在那时是为朝廷选拔官员的最重要的手段。换句话说，在当时的弘治皇帝朱祐樘统治时期，属于王阳明的权力时代已经开始了。
王阳明明白，自己能够真正执掌权力的时候到了，而作为王阳明本人来说，他的抱负一直都是只想做个圣贤，而乡试主考官这一职位，也恰恰是他实现自己圣贤之道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王阳明要好好地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在权力还属于自己的时候有效地去发挥它的作用。
在齐鲁大地上，在孔圣人的故乡，王阳明终于借主考官的机会亮出了自己的第一剑。当所有的考生展开考卷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王阳明考官为他们出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王阳明所出的这一题目，在当时可以说是开了先河，也可以说是大胆之至。因为孔子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春秋时期，当时诸侯割据，天下一片大乱，类似孔子的这种僭越之举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而明朝是朱家的天下，王阳明如此明目张胆地让天下的举子们来谈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事君之道，这无疑是对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挑战。但王阳明这样做了，当权力转到王阳明手里的时候，他的政治思想抱负就得到了充分的展露。
这一举措对于王阳明来说，是颇有深意的，这也是他在绍兴会稽山中和西湖边上对心学的思考与实践的一种推广，是王阳明把自己对心学的研究成果和朱熹的理学结论放置于普天之下的莘莘学子的心里，所做的一种考量。因为在王阳明的心里，他始终有一个愿望：只要悟而得道，人人皆可成为圣人。
王阳明的这一思想首先得到了位于权力中枢的李东阳的首肯，倚重李东阳的弘治皇帝不但没有怪罪王阳明，反而更加赏识这位年轻人。对于朝廷对自己的这一默认之举，王阳明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早就已经领悟到了朝堂之上的那点事情：当权力不在手中的时候，即便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做出的努力也是徒劳的；而当权力到手的时候，无论你怎么去做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时候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正是最高统治者皇帝所赋予的。
在权力掌握在王阳明手中的时候，他一直致力于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好景不长，正当王阳明在自己人生的政治舞台上尽情表演的时候，公元1505年，年仅36岁的明孝宗皇帝朱祐樘驾崩了，新任的武宗皇帝年仅15岁。很快，王阳明就意识到，权力又将离他而去了。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转换中，朝堂之上的权力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
在王阳明的政治生涯中，在朝堂之上，他几经挫折与失败，但是这位明朝政坛的不倒翁因为很早便看透了铁打的朝堂流水的“臣”这个道理，所以他总是能够在风水轮转到不利于自己的时候，便悄悄地远离了朝堂，就像李梦阳与李东阳之争演变到最为激烈的时候那样。而当风水轮转到自己的时候，他就会牢牢地抓住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实现自我的政治价值与理想，就像他被再次起用做了山东乡试的主考官一样，所有在外人看来都大胆到几乎是过了界的事情，王阳明都敢于去做。这并不是说王阳明是多么恃宠而骄，而是他比别人更加懂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权力才能够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所以，王阳明在他人生仕途的每一次轮转中，总是那么宠辱不惊，从容淡定。
2.宦海沉浮犹如昼夜交替，要用平常心看待得与失
在王阳明看来，其实他每一次在官场上的被重用或者被贬，就像是天上的日月更替，白天和黑夜的转换一样。这是因为，对王阳明来说，官位的大小、升职或是降职，这些都不重要。对心学的不断“格究”，使王阳明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无论是在仕途上，还是在人生的参悟间，每一次的失败，其实都是在预示着下一次的成功。人生没有绝对的成与败、对与错，就像是日月的转换一样。
王阳明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和对道家思想的偏爱，使他始终让自己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去看待某些事情，以不变之心来看待万事万物的变化。王阳明认为，“理”在人“心”，一个人只要是心里明白了“理”之所在，那么世间一切就都明了于心了。因为世间的事与物或许会存在着千差万别，但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他一直在这样教授着自己的弟子，同时他自己也在这样实践着：不求“格物”，但求“格理”。王阳明的这一认识，让他在几度的宦海沉浮之中，往往能够用平常之心去看待这种仕途上的得与失，所以在外人眼里，王阳明的官便做得更为“悠然自得”了。
在这种思想的支持下，在工部实习期间，王阳明也敢于指出工部的一些官员在工程中的贪污和受贿行为，这对于一名初入仕途的新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勇气。而在吏部主事期间，王阳明也敢于翻开那些尘封的旧案，为很多无辜者洗刷了冤屈，并不惜为此而得罪了一些官员。王阳明之所以敢于行许多大臣所不敢行之事，言众人所不敢言之言，是因为在他的心里早就已经看淡了这种官场上的得与失，他的理想也并不是自己的官能做多大，而是想在做官之路上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理想。所以，权力的大小对于王阳明来说，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并非是官位大就可以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官位小了就无法实现心中的政治抱负。所以，在王阳明得到升迁的时候，他并不会因此而得意，而当他官场失意，甚至是因此而使生命受到威胁时，他同样能够做到坦然面对。
当初，王阳明因委婉向武宗皇帝朱厚照上疏谏刘瑾而被关进大牢的时候，其实他本可躲过这一劫难的。因为刘瑾早年在王阳明的父亲王华考中状元时，就十分钦佩王华的学问，所以在王阳明入狱后，刘瑾曾私下找过王华，称只要王阳明今后不再与自己作对就可以把他放出来。然而，当王华找到王阳明后，王阳明却不为其所动。结果刘瑾不得不将其廷杖四十，并贬至贵州龙场，同时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也被以平调的理由贬到了南京。
宦官刘瑾等人当道，此时的王阳明早就失了朝圣之心，就像后来他为天下举子所出的科举考试题目一样“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王阳明离开了京城，他的本意是想回余姚看望一下自己那年事已高的祖母，没想到刚到杭州就被刘瑾派来的刺客盯上了。在王阳明看来，刘瑾这样做也并不奇怪，不能为其所用，也只有杀人灭口，以免为日后留下祸根。只是王阳明没想到，他们会来得这样快。为了避免事情牵连到自己的家人，王阳明即刻派手下连夜到余姚送了信，然后自己只身来到了杭州城外的胜果寺。在胜果寺几日，刺客又至，略一沉吟，王阳明一手持灯一手执笔在墙上写下了一首诗。然后，他连夜出了寺院后门赶到了江边，脱去身上的衣物，坐上了一艘商船朝东海而去。
刺客追到胜果寺欲行刺，不想没见到王阳明，却在墙上读到了王阳明的诗，诗中多有人生的感慨和对生与死所抱的些许遗憾。后来，刺客循着足迹追赶到了江边，却发现了王阳明丢在江边的衣服和鞋帽，于是便认定王阳明肯定是想不开而投江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