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少年时期的王阳明来说，他或许有着成圣的理想和愿望，但在那个以科举考试取胜的时代，尽管他因四书五经的学习，对孔孟之道充满着敬意，同时对在军事上很有成就的苏秦、诸葛亮也极为崇拜，并因此而潜心钻研古人的兵法而且学有所成，但这些梦想的实现依然都无法逃脱最终的一个现实：如果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参加科举考试。不要说那些已经故去的古人苏秦和诸葛亮，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的人生转变就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他的眼前，父亲因读书而成为家乡一带颇有名气的文人，后来又因为文章出众而在科举考试中一举夺魁做了官。在王阳明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一直都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他，摆在王阳明眼前的人生之路也渐渐清晰起来，只有做好学问步入仕途，才能够实现自己人生更为远大的理想。可是，王阳明心中的疑惑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当时明朝的科举考试，都是以朱熹学说作为风向标的，这是当时的主流。但通过学习，王阳明对朱熹提出的“先知而后行”产生了疑惑，只是当时为了顺利地完成科举考试，王阳明只得对朱熹学说进行全面的学习。而这种深入的学习也让他最后真的步入了仕途，但在之后通过对陆九渊学说的深入了解，王阳明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最终结果是，王阳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哲学观念：“知行合一”。这一观念，不仅是王阳明成圣之路的体现，同时也在无意间成为他仕途上的从政心得，让他在动荡的明朝官场上，真真正正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作为历史上一位对儒、道、释三教皆通的全能大儒，王阳明的博学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但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他依然没能逃脱古人“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而这一点并没有影响到王阳明在各个方面所做出的杰出成就。追随着圣人的足迹，这位集心学之大成的王阳明，最终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3.“知行合一”，打倒官场空谈派
在“知行合一”思想的指导之下，王阳明一直十分讨厌那些在官场上只会夸夸其谈的大臣，这也是他在做官之余一直醉心于讲学和屡次向朝廷提出辞官的真正原因之一。在王阳明看来，那些只会空谈的官员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知”与“行”严重脱节的行为。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只知道寻根引据地空想空谈，却不知道把自己的这些想法拿到现实中去实践和验证一下，简直就是一种“知而不行”的行为。
按照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念，这种“知而不行”的行为并不能算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知”，因为它脱离了实践的“知”，是毫无意义的。比如复古派“前七子”的领军人物李梦阳，从才学上来讲，王阳明是十分钦佩他的，尤其是他那一手颇得颜真卿笔法精髓的书法，在当时受到了在京文官与文人们的一致称颂，很多人都以求得李梦阳的一幅字为荣。另外，李梦阳的文章更是得到了很多文人的赞赏。在初入仕途的那几年，王阳明对李梦阳这个人甚是欣赏，尤其是在对待太监刘瑾的态度上，李梦阳要比王阳明弹劾得还早还敢言。由李梦阳代笔写成的那篇《代劾宦官状疏》，文风犀利，直指刘瑾本人的罪行，在那一时期几乎成了很多言官上疏的模本。但就是这样一个李梦阳，在后来与以当朝首辅李东阳为首的内阁老臣们进行权力争锋中，让王阳明一下子失望到了极点。
当时，李梦阳提出的“复古”想法是很好的，他的“复古”理念是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与以往不同的是，李梦阳此次倡导改革是以盛唐和秦汉的诗文繁荣为借口所提出来的。如果这次改革措施真的能得以实行，那么对明王朝的繁荣发展将有着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在李梦阳与李东阳两派斗争之初，王阳明可以说是舍弃了他父亲王华的好友内阁首辅李东阳，站在了李梦阳的这一边。但是随着这两股势力斗争的不断发展，王阳明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本来一场为了王朝发展功在社稷的观念之争，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两股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的角逐。不要说是李梦阳等人，即便是身为当朝首辅的李东阳一派也出现了这种“知而不行”的现象，简直成了一场带有明显抵触情绪的恶性口水之战。这样的情形令王阳明大为失望，也让他在思想和行为上明显地疏远了李梦阳这些文官。当时，王阳明曾对李梦阳进行过一番旁敲侧击，无奈那时的李梦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早已收不住脚了，在朝中人微言轻的王阳明只得以“暂时离开朝堂”的方式对这种“知而不行”的行为做出回应。
对于那些官场上“知而不行”的空谈派，王阳明对他们实施的方法也往往是奇特的，这和他对兵法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表现在具体的方法上出现了兵法上的“诡异”特征。比如对李梦阳，王阳明采取了委婉的规劝与默默离开的疏远方式，表示出了自己反对的态度，这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之下，其实也是王阳明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尤其是后来他面对以武状元身份而得到明孝宗赏识的许泰时，从一个侧面入手，让许泰这个空谈派所说的一切不攻自破，从而再次彰显出了王阳明过人的智慧。
在武宗皇帝南下亲征打算“生擒”宁王朱宸濠的过程中，通过王阳明与太监张永的努力规劝，武宗皇帝终于放弃了这一行动，从王阳明手里接过宁王朱宸濠后便起驾回了京城。可是，武宗皇帝是回朝了，他带来的那些军队却没有迅速撤离，尤其是对于张忠、许泰等人来说，他们此次鼓动皇帝御驾亲征的目的实际是想在取悦皇上的同时，可以从宁王府的查抄中捞到些金银珠宝。结果被王阳明这么一搅局，他们的希望就成了泡影，心里自然万分记恨王阳明。无计可施的许泰便开始利用自己武将的职务之便，向那些不明就里的京军说起了王阳明的坏话。本来，这次从京城到南昌，张忠、许泰等人就和那些京军的头领商计好了，宁王富可敌国，这一次一定要捞个钵满盆满，不料如今却落了空，心里自然不爽。于是在许泰的煽动之下，王阳明在这些京军的眼里，就成了一个吝啬、见利忘义的小人。这些京军如今出了京城，南征的皇帝又回了朝，加上他们又不受地方官员的节制，一个个几乎比王阳明剿灭的土匪还要猖狂，好歹王阳明当时也是个从二品的朝廷命官，但这些受了许泰怂恿的士兵不管这些，他们三五一伙地堵到了王阳明的衙门口，指名道姓地破口大骂起来。
乍一听到这些，王阳明还有些不明白，但仔细一琢磨便很快明白了，他想一定是许泰这个阴险的小人在作怪。明白了一切的王阳明决定对许泰这种只会夸夸其谈、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的空谈行为予以反击。当然，聪明的王阳明并没有采取直接的方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攻敌之策在于攻心，只有将这些京军的心收拢了，才会扭转自己在他们心中的形象，从而让他们认清许泰的真实嘴脸。
王阳明发动了自己的几名弟子，对于这些京军的谩骂和挑衅，他们非但没有发怒，反而以好言好语相待，他们骂累了就给他们搬来凳子，骂渴了就给他们泡上茶。隔上数日，王阳明还会专门请上一位做北方菜的厨子为他们做上一顿可口的家乡菜。此外，王阳明还经常带上一些礼品去探望军队的武官。时间稍长，因这些北方的官兵都不适应当地的水土和气候，纷纷患病，王阳明又令南昌城内的郎中们带着药品前来为他们治病。为了让他们过得更好一些，王阳明还号召南昌城里那些有钱的商人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房子。
时间一长，这些京军很感动，发现王阳明并非像许泰所形容的那样是个见利忘义的人，他们从态度上就发生了转变。这时，王阳明便向这些不谙朝政的京军讲起了自己的遭遇。这些京军一听，都为王阳明的遭遇所感怀。王阳明还拿来了他的心学讲义，对这些士兵讲起了心学。事情在悄悄地发生着转变，一位军官终于讲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许泰在游说过他们后，还向他们许诺：只要是扳倒了王阳明，回去每人官升一级。王阳明轻轻一笑，他没有直接讲许泰的坏话，而是讲起了前朝官兵们在平叛中因找不到敌人而杀害当地村民来领功的事情，然后又谈起了为官为人中的“致良知”，以及这种杀良冒功所带来的危害。果不其然，当许泰发现自己的鼓动未能收到任何成效后，便动了与前朝官员类似的杀良冒功的念头，以便对皇帝有所交代。然而所幸王阳明提前讲了出来，当许泰带领官兵赶到一个小村庄时，这些官兵的小头目醒悟了过来，尽管他们拔出了腰刀，却没有挥向那些无辜的百姓。
在官兵们的群起反对之下，许泰见大事不妙，便匆匆带领着官兵们回了京城，不料路上却被赶来的王阳明拦住了。原来，王阳明和南昌的商户们带来了很多当地的土特产分送给了这些士兵。可想而知，回到京城后，不要说许泰没有给他们官升一级，就连一顿慰劳一下这些曾经对他言听计从的京军的丰盛的酒宴也没有。
在王阳明与许泰的这场对弈中，王阳明始终处于一种平稳的心态中，从良知的角度出发，以自己“知行合一”的理论与实际行动，在这些京军面前上演了一出“知”与“行”完美统一的好戏，不仅粉碎了空谈派许泰的种种阴谋，还避免了杀良冒功惨剧的上演，同时也让王阳明巧妙地躲过了一场由许泰、张忠等人挑起的政治风波。王阳明的这一做法，在那些官兵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也为他在日后平叛南方起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当官是一门“学问”，需要用实践来润色
每一位为官者都会把当官当作一门“学问”来对待，很多人，即便是穷其一生去学习，到头来也只是学了个一知半解、懵懵懂懂。于是，有人叹息“官场如战场”，当官就是在前方与敌人展开一场激战，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敌人设下的陷阱中。所以，像善于谋略的李东阳、做事果断干练的刘健和能言善辩的谢迁，这三位曾被誉为“天下三贤相”的三阁老，虽然他们都是历经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代的老臣，但是当他们回想起这一生的为官之路时，也是感觉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尤其是在明武宗年间，太监刘瑾弄权之后，就是这样三位在明中期政坛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天下三贤相”，最后也不得不先后以辞官的方式离开了政治舞台。
作为李东阳、刘健和谢迁这三位阁老为官的见证者，王阳明可以说属于实实在在的政坛新秀。但正是这样一位政坛新秀，却做了一件令这三位前辈都十分震惊的事情。在明王朝的统治之下，他不断地以辞官的方式想要远离朝堂，却又不断地得到了朝廷的提升和重用，虽然后来由于杨廷和的从中作梗未能进入内阁，执掌明朝的权力中枢，但在他的仕途上，却留下了很多宝贵经验。如果细究起来，王阳明的这一为官之道的秘籍，其实就是他在为官之余一直在讲学中向世人阐释的心学思想的核心——“知行合一”。
在王阳明看来，所谓做官的学问与道理，其实就是“知”，但是仅仅有这种“知”是远远不够的，在“知”的同时还要做到“行”。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实践的“行”的验证，这种“知”是不够全面的，只有在“知”与“行”达到了统一后，如果是做官，则可以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往来自如；如果是为人，则可以修成圣道。王阳明不仅仅是这样想的，他还一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这种理念与认知。
在实行科举制度下的古代，明朝的官员都是以读书上榜而博取功名的，十几年寒窗苦读所学的圣贤之理，如果能够将其切实地运用到官场上，那么自然而然也是对知识的一种考验与实践。但实际上，这些饱读诗书的学子一旦做了官，便往往因为环境的突然改变而忽略了实践的意义。在王阳明的思想里，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知”与“行”之间的断裂。
其实早在王阳明刚刚步入仕途不久，他就一直在用自己的所学来实践着如何去做官，最为突出的就是他被刑部派到江苏淮安，同那里的地方官对一批重刑犯进行审决。对于很多刑部的官员来说，这其实是一项苦差，且不说刑审是多么麻烦，就是在审讯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很多礼与法、情与理的矛盾。即便是这些都做到了，也可能会在审讯的过程中因某个证据链出现了差错而导致整个案件的结果出现偏差。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得罪人的差事。王阳明却没有这些顾虑与担心，而是根据之前自己在刑部云南司做主事时积累到的一些经验，加上他自身对兵法谋略的熟练掌握，每一场会审他都极为认真，并且对于卷宗里某些细节上出现的疑点问题，他都一一去求证。为此，王阳明经常走街串巷，几乎跑遍了整个淮安城。正是在王阳明这种高度负责的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下，他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这也直接将由此而引发的另一类案件暴露在阳光之下——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对于这些结果，王阳明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先是将实情张榜通告了当地百姓，同时又上疏到了朝廷。王阳明这种果断的做法，让那些收受贿赂的官员再也没有了可以回旋的余地。
从某种程度上讲，王阳明的这种做法的确是得罪了一些官员，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那些被得罪的官员并不能从中挑出任何毛病。而王阳明也因此得到了刑部与吏部的赏识，在处理完淮安的案件之后，没多久便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