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1日，隆裕太后认可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其主要内容为：清帝保留皇帝尊号，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每年供给皇室四百万元的费用；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民国对皇帝原有的私产、宗庙陵寝等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等。此外，还规定了皇族与八旗的权利，如王公世爵照旧保留，免当兵之义务；王公、八旗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私产一律得到保护，等等。
“腊七腊八，冷死寒鸦”，北京的冬天一进腊月就冷到非常，就连送水的独轮车也都挂满了冰锥，冰糖葫芦更是被冻成了冰果。在这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如果守着个红炭火炉子，喝上一碗全果儿的腊八粥，那实在是无上的享受。但在宣统三年的腊月二十五，也就是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的皇宫里，可没有这个好心情。
空空荡荡、冰冷刺骨的养心殿里，正举行清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当时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旨。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在养心殿，群臣进宫，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内侍将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后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玺。随后，隆裕太后含泪携溥仪由内监扶掖还宫”。
清帝退位诏的文笔驯雅，措辞也相当得体，特别是结尾“岂不懿欤”四字更是画龙点睛，颇值玩赏。现录全文如下：“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清帝退位诏只有短短的三百来字，但不可不谓之为大手笔。关于此文，一说是出于江浙立宪派首领、前清状元公张謇的手笔，另说是其幕僚杨廷栋所捉刀，张謇审核润色。可以推测的是，不论是谁先动的笔，张謇必在其中起了大作用。叶恭绰事后曾写了一段关于“逊位诏”的轶闻。据他所说，当时张锡銮已令人拟了一稿，后交由他修正。他以为时尚早，遂密藏衣袋中，“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
从皇权制度上看，晚清连续出了三朝小皇帝，如果这不是近代中国衰败的主要原因，那至少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说溥仪登基时，古城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呼啦啦两年半过去了，大清朝还真就说倒就倒，一点都不含糊。清朝268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结束；以小皇帝始，以小皇帝终；冥冥之中，岂非天数所致。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盛衰荣辱，大势使然。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其间不过126天，正如民国遗老恽毓鼎所浩叹的，“自古亡国，无如是之速者”，相比于明末的惨烈，辛亥年的鼎革未免显得有些“无声无色，如土如尘”了。在这场看起来并不必然的朝代更替中，革命的突如其来正如它的戛然而止，在这平静而浑噩的观望延宕之间，清王朝已经覆亡了。正如当时的一句戏言，“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忠诚信义未必需要壮烈的举动，但辛亥遗民的尴尬在于——谁又真正为它做了什么呢？
千秋万代终是梦，俱往矣，换了人间。客观地说，仅凭革命党的实力在辛亥之役中实不足以颠覆清王朝，但在这场多方角力的军事、政治乃至外交的博弈中，结果却是“清室完败，民党虚赢，地方军头们坐收全功”，历史在选择袁世凯的同时，也选择了武力与军阀的坐大。不可否认，辛亥革命是一场合理化运动，但未必能导致一个更完美的结果。以后来的事实论，新生的民国除换了一块“共和”的招牌外，究竟比清末新政与立宪增加了多少新东西呢？这恐怕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回首百年，抚今追昔，岂不让人慨叹一再而三。
2.注定没落：
共和下的皇族们
无论是摄政王载沣还是隆裕太后，他们治国或许无方，但从人品上说都不是什么坏人，至少他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首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谈判和平移交政权的先例。这也使得国家免于分裂对立，人民免于兵燹浩劫。这种姿态与举动，无疑是识大体的，不应抹杀，更不应贬低。如放宽历史的视角，清帝退位不到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战争进行中或结束后，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的皇帝们都陆续步清帝之后尘而走下皇位。从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或许是一种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而不能简单归结为一场国内革命。事实上，相比于沙皇或德皇的遭遇，清帝的退位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出悲剧。
1913年2月22日，在清廷覆亡一年零十天之后，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去世（张勋在自传中称隆裕太后系袁世凯逼迫移宫所致）。就在一周前，她刚好度过了自己的46岁生日。弥留之际，这位背负了大清灭亡责任的女人对年仅7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她又对旁边侍立的内务府大臣、太保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待亡之人，语意凄惨悲凉，令人不堪卒读。
隆裕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太后，鉴于中国的王朝史在这位才智平庸的女人手中终结，她的去世无疑具有强烈的历史象征意义。隆裕太后死后，民国政府给予了极为隆重的礼遇。大总统袁世凯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二十七天，全体国务员亲往致祭。
不仅如此，袁大总统本人还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以示对旧主的哀悼。随后，袁世凯政府又安排在太和殿举行了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亲自主祭。开祭之日，就连当时已退隐青岛的前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内阁中第二把手）遗老徐世昌，也拖着条小辫子赶来祭奠。
隆裕太后赞襄共和之举，于民有利，于国有功，加上其夫光绪皇帝为人所同情，她在丧后有如此待遇，倒也还算说得过去。当年冬天，在光绪皇帝和隆裕太后奉安之际（即将两人遗体合葬入崇陵），遗老们还在梁各庄的灵棚里演出了这样一出活剧：活剧的两位主角，一个是前清进士、原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广东宣慰使梁鼎芬（后成为溥仪的师傅），另一位则是自命“孤臣”的前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这两人正在倾情哀号时，突然看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带领国务员前来致祭。赵秉钧等人还算识礼节，他们来后即脱下民国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三跪九叩大礼。
梁鼎芬见后十分兴奋，也不知道那根筋搭错了，他突然跑到一个没有穿清朝袍褂而仍旧着西装大礼服的国务员面前，指着其鼻子大骂：“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被梁鼎芬骂的是谁呢？原来是前山东巡抚、现民国政府外交总长孙宝琦。孙宝琦之父孙诒经被遗老们视为同治光绪年间的名臣。孙本人与梁鼎芬也不算陌生。他当时被这个老朋友骂得莫名其妙，正发愣间，梁鼎芬却气得满脸通红。他手指头哆嗦着，指着孙宝琦大骂道：“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着这身衣服来见先帝先后，行这样的礼，你、你还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正当周围人一片愕然之时，正在哀嚎的劳乃宣也赶来帮腔：“骂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梁鼎芬和劳乃宣的一唱一和，把更多的人招来，孙宝琦尴尬之余，只好低着头连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民国后，妄图复辟的遗老遗少们虽然已完全被社会边缘化，但死抱着过去君主制理念的铁杆拥趸的还是有这么几位。譬如在清帝退位后仍试图顽抗的前陕甘总督升允，他在交出军权走往西宁后仍旧“贼心不死”，随之又辗转经西伯利亚及东北后流亡日本，随后仍旧积极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
1913年春，升允潜回库伦（即乌兰巴托）纠集旧部，并勾结沙俄及蒙古王公阴谋起兵复辟，但计划仓促而未能得逞。同年12月，升允又潜入青岛继续复辟活动。1914年日军借口对德国宣战而侵占青岛后，升允曾向日本守备军司令官大谷寻求支持未果。张勋复辟前夕，升允与前清遗老郑孝胥等人书信往来频繁。他还曾致函率兵入京的辫帅张勋，要他抓住大好机会，完成“复辟大业”。
1917年7月，张勋拥逊帝溥仪二度登基，实行复辟。长期以来“忠心耿耿”的升允被封为大学士。但正当这位“大学士”兴致勃勃地准备赴京上任时，短命的复辟在十余天后即宣告失败。大失所望之余，升允从此一蹶不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升允病死于天津租界。尽管当时溥仪已被赶出紫禁城，但“小朝廷”仍旧给升允赐谥号“文忠”，算是对其长期支持的一个回报。
再说那位“力保大清不亡”的恭亲王溥伟。按说，溥伟继承了恭亲王府的庞大家业，不说安享荣华富贵，至少也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但这位30出头的小王爷对“亡国”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无日不思如何恢复祖先基业，由此走火入魔，一发而不可收拾。
溥伟年轻时运气好，18岁即承袭了恭亲王的爵位，但出身贵胄的他年纪既轻，又缺乏社会阅历，平时喜欢说大话，放大炮，可谓是志大才疏，少不更事。这德性，就连当时的其他宗室亲贵们也不待见他。据说，溥伟袭爵后自以为得意，每次遇见重臣李鸿章时总是大呼“少荃、少荃”，还以为是亲贵对大臣的亲热。李鸿章被这么叫了几次，有一次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板着脸把溥伟叫住：“令祖老恭王在日，承他老人家爱护，总称呼我‘老中堂’，小王爷大概不知道！”
清帝退位后，溥伟避居青岛并试图与德国人搭上线。但德国领事知道他的来意后，只允他在租界居住而对他前往德国考察的要求拒之千里。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此时正是如日中天，而他这个前朝王爷如今早已过气，如何会把宝压到他的身上。对此，溥伟也是无可奈何。
随着清廷的垮台，曾经的巨额俸禄与赏赐已成泡影，但溥伟仍不忘摆出王爷的派头，家中的仆役依旧成群，外出也还像以前那样前呼后拥，风采不减当年。更有甚者，其家中的一切吃喝日用，仍全部从北京采买，就连鸡鸭鱼肉、咸菜点心，也都只要从前的老字号，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等等，不一而足。过惯了好日子的溥伟，在收入锐减的情况下依旧挥霍无度，全然不知坐吃山空的危险，其家中每月开支三五千元，仍不够花销。由于年年寅吃卯粮，最后恭王府也卖给了辅仁大学，但这买卖却惹起一场官司（堂兄弟溥心畲、溥僡认为恭王府也有他们的一份）。
家庭开销还是小事，溥伟更迷恋于复辟大业，为此白白花了许多冤枉钱。在沙俄革命后，一些逃到中国的白俄将领主动找上门大表忠心，称愿在复辟时充当先锋。溥伟听后大乐，于是厚加赏赐，企图收为己用；失势的蒙古王爷听说后，也纷纷上门求见，大肆吹嘘说蒙古铁旗已经蓄势待发，只待王爷一声令下……对此厚意，溥伟不免又要犒赏三军，这一来二去，家财散尽，最终却是一事无成。
自命天潢贵胄的溥伟不仅志大才疏，更多的则是智慧不足，荒唐有余，其空有复辟的野心而昧于历史潮流，每每逆势而动，当然不会有好结果。德国人被赶出青岛后，溥伟又迁到大连企图投靠日本人。期间他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拉上关系。内田也对他颇为看好。据说他曾向日本内阁建议，扶持溥伟在沈阳登基，建立“明光帝国”。
1931年，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溥伟在日本警察与宪兵的保护下，身着亲王朝服前往沈阳祭陵，这一举动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很多人认为溥伟将取代溥仪成为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但是，日本军部对满铁的动议不以为然，其认为溥仪的“皇帝”头衔比溥伟来得更有价值，更加名正言顺，而且年纪更轻的溥仪也比溥伟更好操控。于是乎，溥伟的帝王美梦就此破裂。倒是溥仪，他在被日本人扶上台后对堂兄的野心颇为警惕，自以为忠心耿耿的溥伟始终未曾得到任何实差，就连零花钱也不曾接济。1936年1月，56岁的溥伟在贫困交加中死在长春新华旅社，结局颇为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