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一生都在追求学术的独立和自由，这也培养了他淡泊的心性，对身外之事，概不萦心。在清华时除教书授课之外，他都是钻进书房潜心研究学术。但是，在求知方面，如果有人登门，不管是求教还是论辩，他从来都是热情接待，不以名节尊卑，老幼贵贱而区别对待。在探讨时，他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自己研究有素的问题，他还会说：“我的研究成果是无可争议的。”这其中透露着他对自己学识的高度自信。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王国维的言行还体现着以下几种脱俗之处：
首先，知识不是用来卖弄的。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让人类增进交往并为人类谋福利。因而，知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只有将知识用在人类的福祉上，它的价值方能体现。除此以外，拿知识作噱头，即使再多，都是一种为人轻侮的世俗之举。
其次，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知识不是用来交易的。这也是王国维毕生所推崇和追求的学术独立原则的实际体现。不能把做学问之人当作商人，也就不能把学问当作商品。只有远离了功利，学术之人才会于远离物欲中实现自我，获得更多的尊重。这也是他的美学思想所祈盼的目标。
再次，知识，人类只能利用它，但不能占有它。从发现的角度来看，知识并不为哪个人所专有，而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所利用的知识，仅归于已发现的范畴，还有许多等着被发现的“知识”。由此，知识的所有权在于全人类，谁也无权攫为己有。
由此，则王国维的知无不言，与他的知之为知之，为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具有互补性。
其三，身先为范。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要求他的学生做到“六不”：“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
但在现实中，事情往往还有另一面。不妨看看生活中，有多少人把自己打扮成了古代的皇帝，自命不凡，唯我独尊，到处颐指气使，指手画脚，恨不得把自己指使别人的言论刻进石头里以求不朽。那王国维呢？首先，他是一名老师。师者，除了授业解惑外，还担有“传道”之任。故他有传教自己观点的权利，他说出这些话也就无可厚非。而他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自己言论的践行者。他要求学生做到的这“六点”，都是他本人严格恪守的。这就叫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由此而言，他对学生说的“不懂”，恰是于师道之上的大懂转为学问上的不懂。这同样是一种良知。
有时候，为了所谓的人格尊严而漠视内心的真实，刻意索求一种虚荣，这何尝不是一种软弱——一种向世俗妥协的软弱！只有内心强大之人，才是真正的强大。由此可见，王国维的“不懂”，丝毫无损其师德风范，而是一种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认知态度，在任何时候都让人肃然起敬。由此也可以说，他本人就是他主张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
肆
王国维是怎样看待小学音乐教育的？
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学生们所学的课本仅限于汉语言学一门，其上千篇一律都是人伦纲常之类以及依附其上的道统说教之类的内容，千百年来一成不变。在教学方法上，也是一成不变的：无外乎教学生识字，然后背诵书本上那些深奥到连一些成人也不知其云的文字。教学要求上也是一成不变的，就是让学生除了识字外，遵从书本上的说教去践行。教学手段上也是一成不变的，先生的话必须严格执行。为此，先生时刻板着面孔，高擎戒尺，随时准备落在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头上。孩子们学习的目的也是一成不变的，以学习一种超脱功利的道德说教内容来塑造一个高尚的心灵，然后去博取一个能光宗耀祖之类的充满功利的功名。至于学生的兴趣、身心成长，那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到了王国维的时代，西风东渐，一切都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于是，自然科学被引了进来，学生的课本中有了声、光、化、电之类的内容，有了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学、地质学、航海学、生物学以及军事学等门类。
将西方的教育学原理和方法引进中国，并为中国的教育服务，王国维在这方面站在了时代前面。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他的一生可以说都在致力于西学中用。因而，当他看到不但实用类自然科学被予以施教，连音乐这类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与现实需要相隔很遥远的学科也开设了起来时，自然是特别欣慰。他说：“今日教育上有一可喜之现象，则音乐研究之勃兴是也。”他欣喜地看到，在短短的二三年内，出版了数十本用作教材的唱歌集，大城市里的小学里，基本上都设置了音乐课，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暑期音乐研究会。但是，当他看到那些用于教学的音乐教材时，发现那些提倡音乐教学、提倡音乐研究的人当中，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音乐的价值。
为此，王国维指出，小学设置音乐教学的用意在三个方面：“调和其感情，陶冶其意志，练习其聪明官及发声器是也。”他指出，上述的三项用意，第一项与第三项为音乐课本身之事；第二项则是修身课与音乐课公共之事，而音乐课的目的，当以第一项与第三项为重；就第三项来说，它是修身课的补充和辅助，着意在形式，而不在内容（歌词）上。即使是没有歌词的音乐，它本身就含有陶冶人的品性，有使人变得高尚和平的功效，因此也就不必用修身课的材料来作为唱歌课的材料了。所以，音乐教学所用歌词的标准，宁用第一项与第三项，而决不用第二项。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只是用“干燥拙劣之辞”，用来唱述道德上的教育与培养，那么，不仅“陶冶其意志”的目的不能实现，恐怕连音乐教育本身的目的也会失去。要达到音乐教育本身的目的，就当于旋律优美的同时，增加歌词的优美。就歌词的优美来说，今人所作的自制曲，实际上不如古代的那些名作明察。有人会说古人的名作，不一定适合于小学教育的目的与程度，但是，古诗中咏自然和古迹优美的，并不缺乏这样的材料。他说：“以有具体的性质而可以呈于儿童之直观故，故较之道德上抽象之教训，反为易解，且可与历史、地理及理科中之材料相联络。”
王国维对小学音乐教材中所选歌词的批评，放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教育者最喜欢板起一副面孔搞道德说教，不仅语言课本上有很多此类内容，连音乐歌词中也有很多此类内容。如果这些歌词是针对成年人的，或许有其现实意义，但它们针对的是处于启蒙阶段的小学儿童。儿童的本性是天真无邪的，他们对世间所投的都是好奇的目光。这个时期对儿童的培养直接影响着儿童以后的人生过程，包括知识、思想、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等，从心理角度上来说，儿童时期的培养，直接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可以说儿童成长的周围环境和教育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个和谐良好的社会关系、充满关爱的安定环境以及丰富充实的生活，都是使儿童的身心得到健康成长的要素。与此同时，教育在其中又起着关键作用。而那些道德教训，不说其“干燥拙劣”的一面，单就其用意来说，必得经过约束的手段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儿童本应是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茁壮成长的，现在却被人纳入成人的思想范畴来施教，其用意就只能归于好心办坏事之列——它严重背离和束缚了儿童的本性。
修身正心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古人读书入世过程中唯一的脉络。因而，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教育者就会拿其中的“修身”作为人生启蒙的必修课。至于自然界那些花花绿绿的树木花草、巍峨壮丽的名山大川、千变万化的天文气象、丰富多彩的地质奇观，还有各地千奇百怪的风土人情、五花八门的古迹建筑之类的人文景观，都任其成为窗外事。如果这是成年人的选择，那倒也无可厚非，事实上却是起自孩童时。这就不能不引起人的忧虑。通过中西教育的对比，王国维显然看出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弊端，即教育并不是遵从孩子的天性出发来施教的，而仅是成年人意志的体现。音乐是表达人们的生活情感的一种艺术，是应人类的精神需要发展而来的。中国人接受西方教育的方法，将音乐用之于教学当中，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他们仅接受了西方的形式，却没接受西方的用意，音乐应该是“调和其感情”和“练习其聪明官及发声器是也”。因而，用于教学的音乐重在其旋律和歌词的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