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制度亦有很大的变迁。
古代说天子是感天而生的，迷信的色彩很重。到春秋战国时，儒家就有立君所以为民、民贵君轻诸说。怕旧说的势力一时不能打倒，则又创“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说，以与之调和。实在替平民革命大张其目。使汉以后起平民而为天子的，得一个理论上的根据；而亦替现代的共和政体，种了一种远因。
因世运的渐趋统一，而郡县的制度，渐次萌芽。古代的郡县，是不相统属的。大约在腹里繁华之地的，则称为县；在边远之地的，则称为郡。所以郡，大概是辖境广，而且有兵备的。后来因图控制的方便，就以郡统县了。从春秋以来，小国被灭的，大都成为大国的一县。乡大夫采地发达的，亦成为县。古代官制，内诸侯与外诸侯，在爵禄两点，全然相同；所异的，只是一世袭，一不世袭。改封建为郡县，其初不过是将外诸侯改为内诸侯而已。所以能将外诸侯改为内诸侯，则因交通便利，各地方的风气，渐次相同，一个中央政府，可以指挥统率之故。所以封建郡县的递嬗，纯是世运的变迁，并非可以强为的。
内官则今文家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之职，为司马、司徒、司空。九卿以下都无说。古文家则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皆坐而论道，无职事。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六卿，分管全国的政事。其地方区划，则《周礼》以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编制以五起数，和军制相应。《尚书大传》说：“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其编制以八起数，和井田之制相合。大约前者是行于乡，而后者是行于野的。参看兵制自明。
古代的兵制：今古文说都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唯今文说以师为一军，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古文家则以五师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出赋，则今文家谓十井出兵车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古文家据《司马法》，而《司马法》又有两说：一说以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递加十倍。又一说，以四井为邑，四邑为邱，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甸，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郭、邑居、园囿、术路，定出赋的六千四百井，有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这是乡大夫采地大的。诸侯大的一封，三百六十里；天子畿方千里，亦递加十倍。古文之说，兵数远较今文之说为多，大约其出较晚。然六军之数，还不过七万五千人。到战国时，则坑降、斩级，动至数万，甚且至数十万，固然也有虚数，然战争规模之大，远过春秋以前，则必是事实，不能否认的。这骤增的兵数，果何自而来？原来古代的人民，并不是通国皆兵的。所以齐有士乡和工商之乡；而楚国的兵制，也说“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正式的军队，只是国都附近的人。其余的人，虽非不能当兵，不过保卫本地方，如后世的乡兵而止。战国时代，大约此等人都加入正式军队之中，所以其数骤增了。战争固然残酷，然而这却是我国真正实行举国皆兵的时代。
古代阶级森严，大夫以上，都是世官。《王制》说：命乡论秀士，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别其才能之所长，以告于王而授之官。周官则六乡六遂之官，都有教民以德行道艺之责。三年大比则兴其贤者，能者于王。此即所谓“乡举里选”。乡人的进用，大概不是没有的事；然其用之，不过至士而止。立贤无方之事，实际是很少的。到战国时代，贵族阶级日益腐败；竞争剧烈，需才孔亟。而其时学术发达，民间有才能的人亦日多。封建制度既破，士之无以为生，从事于游谈的亦日众。于是名公卿争以养士为务；而士亦多有于立谈之间取卿相的，遂开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我国的有成文法，亦由来颇早。其见于古书的，如夏之《禹刑》，商之《汤刑》，周之《九刑》都是。西周以前，刑法率取秘密主义。至春秋时，则郑铸《刑书》，晋作《刑鼎》，渐开公布刑法之端了。战国时，李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为《法经》六篇。商君取之以相秦。汉朝亦沿用它。从此以后，我国的法律，就连绵不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