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天紧张的调查，与各方面接触，现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第一种：凡“不积极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一律换掉。
——这个关乎“路线”的概念在河北另有特定含义，指的是某一方的人。
第二种：按年轻化的要求，六十岁以上的常委、六十五岁以上的书记都调走。——这个标准看来无可非议，一落实到人头，不对了，这等于把另一方的主要人物都换掉。
以上两案都具有排他性，不足取。
第三种方案：把两方面的尖子人物都调走，不偏不倚，“对等裁军”。——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也是最为彻底、最能服众的方案。如果高扬这样提出，中央也会批准，“改组”嘛。但是他说：也不宜取。这样调整面宽，震动太大，每一个要走的人都会背上思想包袱，觉得是犯了错误不受信任的人。其结果是人出了班子，派性转入“地下”，反而不好做工作。而且每个人都代表一批群众，从长远看，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积极性。派性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解决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文化大革命”中多数干部和群众都参加过“群众组织”，都有“派”，目前难办的是他们，以后的工作依靠的仍然是他们。因此，他主张少用“外科手术”，而主要施以中医的“调治”：舒筋活血，消积化瘀。
高扬在思谋着一个最简单也最复杂的方案。他有某种预感，他觉得这才是中央真正希望他做的……这是七月一日，高扬到任第十一天，向全省的地、市委书记们发表“施政演说”：
“见见面，认识一下，以后要共同工作，见面机会还多。”
鸦雀无声。等了十天，他终于开口了。但又怕他讲，怕使自己失望。
“应该讲点什么。但话难讲。现在干部思想浮动，不知省委班子动向如何，是大调整还是小调整？不少人在观望，传说纷纭，真假难辨。我是省委‘新闻发言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说话不行，说不恰当也不好。怎么说呢？我工作多年，从前当过地委书记，和大家是同行，进城以后，除六〇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贵州工厂两年，和文化大革命十一年半未工作外，在省、市、中央局和中央机关做过各种工作，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坦率。都是实情。可是，你将怎么办呢？
“想过之后，今天我能说的是以下几点……”接着，他提出了后来对扭转河北局面起了关键性作用的“三点意见”：
一、省委领导班子只进几位较年轻的同志，其余基本不动。各地、市委也基本不动。
二、要真正搞大团结。两三年来，谁都说自己坚持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却恰恰把三中全会要求的为工作重心转移创造条件这个政治任务——安定团结，给忽视了。
三、暂停争论。如果要先把是非都辩明再讲团结，就会争论不休，贻误工作。有些是非，通过以后的实践会逐步弄明白的。
从开场白到结束语，两千零五十字，完了。
出入意料。已经宣布散会，有人还坐在那里愣着……十天以后，中央批准了这个“基本不动”的方案。
五千三百份省委文件，发往公社以上各级党委，又通过他们与五千三百万河北人民见面了。饱受动乱之苦的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反响强烈，充满了期待。
仍然留在班子里的各级领导干部，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仔细一想，却不满足：“三点意见”并没有肯定我这一方是正确的。多年积怨，这样不明不白的就算完了？
不消说，日常党的会议上时有龃龉发生，在北京开“十二大”的河北省小组会上也曾出现“剑拔弩张”之势。真伪难辨的告状信，成捆成摞地送到“书记楼”，都写着“高扬同志亲启”，都在争夺第一书记。某些搞“四大”有瘾的人，公然围坐在“书记楼”前请愿，要求“彻底”落实政策……风谲云诡，险象环生，正如工作组的同志事先所估计的那样。“这样吵吵嚷嚷的，你怎么工作呀！”有的同志甚至担心他弄不好给轰回去……“被轰回去的可能性不是没有，那也无非是再回北京呆着呗！”高扬幽默地说。他居然还挺乐观呢！他说：
“这就象走钢丝一样，随时有掉下去的危险，但它毕竟还是一条路。就看你怎样走了。”
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征，他又放弃了现成的路，宁愿去走“钢丝绳”。钢丝在激流旋涡之上摇摆，考验着“七十老翁”的真功夫。
他必须十分审慎地、耐心地处理一切，又不能让复杂局面牵着鼻子走。“暂停争论”不是不分是非，但是站在派性的立场上就无所谓“是非”。判别是非的标准只能到派性之外去寻找，这就是党性、党纪和国法。
他在寻找一个突破口，他要撬开一条缝隙，使人们能够伸进手去，把好人和坏人分开……八月二十一日，《河北日报》刊出一篇八百字的短文：
《论诬告》。“诬告历来为公正舆论所不容，而且是违法的。”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河北诬告成风，乃是“文化大革命”公开罗织罪名的“遗风未泯”，是派性严重的人制造混乱的手段。其当前的特点是钻空子，写匿名信，与好人揭发坏人而不敢署名的现象鱼目混珠，使领导机关“投鼠忌器”。于是作者提出“防鼠进器”三条办法。最后呼吁：“现在的诬告风既然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鼠们吱吱叫起来的，关心端正社会风气的人们，实在应该齐心协力把它们赶上街，让谁都看明白它们是鼠辈！”
作者：夏明。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的便是。
第二天，《河北日报》又披露了一桩惊人的诬告案：任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文生多次诬告检察长，被依法逮捕。此后报纸上又连续发表了几十篇反诬告的报道和文章。
《论诬告》站在法律和社会公德的高度，从纷繁的现象中，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倾向性问题，切中河北的要害，并在全国引起共鸣。《人民日报》及五、六家省报先后予以转载。
接着，高扬又亲手处理了邢台和保定两起严重的打击报复案仵，在报上指名道姓加以公布。
反诬告，反打击报复，斜刺里杀来的两剑，无情地挑开了派性的“护腚帘”，让那些不法横行者当众出丑，再不能借派性以藏身；同时也给广大正直的干部和群众撑了腰，壮了胆。高扬号召各级党委在歪风邪气面前要上下一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要敢碰硬。他主张对大多数干部给以充分的信任。他说，这就象抗日时期对待一些来自敌占区、历史一时难以查清的干部一样，只能在工作中加以考察。如果等一切都查清再使用，就将失去一大批干部。如果说以上各点是为广大干部解除“后忧”，那么他同时又在苦心孤诣地引导他们“前瞻”。他有针对性地一步一步地提出搞好党政分工、加强政府工作，消除“党不管党”的积弊，医治科教卫生事业“贫血症”等一系列任务。他手中时时举着四化建设这块强大的磁铁，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派性利益上引开；让那些有“钢性”的肯干事情的人从派性的乱麻团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干部队伍逐渐在工作实践中分出是非优劣，改变了按派别分野的不正常局面。
……说时快，那时迟。派性的平复，局势的安定，是随着各项工作的展开逐步实现的，读者将从以下各章里细细品味，这里只能简短截说。
“三点意见”赢得了半年的稳定，也为高扬换来了用自己的眼睛考察干部的机会，于是，在全国进行机构改革的脚步声中，一个按干部四化的要求配置的省委领导班子方案形成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下午，中央书记处议定河北省委的领导班子，前后不过五分钟，就顺利通过了。耀邦总书记幽默地用四个字称道这件事：
“风平浪静。”
沉重的河北车轮，终于拔出泥潭，开始走上了正轨。
回想半年前的情景，恍若隔世。人们越想越觉得那“三点意见”难能可贵，潜心钻研“领导艺术”的同志总觉得其中有什么奥秘。离扬则把它说得平淡无奇。
“提出三点意见时，要说我在十天之内把情况都摸清楚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全国的大形势是在往好处转，河北是全国的一部分，它也在变。明天的两派，将不同于昨天的两派，我有这个预感。”
“如果说前任几位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把从前个别领导人的影响估计得太重了。要么主张把所谓他那一派的人都换掉，不然不得了；要么不敢动，一动就不得了。哪有那么回事？河北的党员大多数还是党员，不是哪一派的‘派员’嘛。三中全会、中央的号召，对他们就没有影响？他们就不想搞四化？事实证明，真正想搞派性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早就腻味了。”
“物极必反嘛，我不过是顺应了这个规律。”
确实平淡无奇。但是一年以后，当他在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召开的整党座谈会期间，汇报了这段工作的体会之后，薄一波、胡启立同志给与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