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孩子的思维常常是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状态，我想不出他们要干什么，会干出什么来，但他们绝不是小猫小狗，他们所干的事情，无论好与坏，都有他们的逻辑，他们的思想。而对这些好事或者坏事的态度，往往就因家长而异了。我承认，在这方面我不是一个高明的家长，我的简单和粗暴，又成为了另一些“恶性事件”的由头。或许我还没有真正学好辩证法，或许我对儿童行为的理解过于片面，不过有些事情，就是在今天，我也是无法原谅的，不报以老拳，不足以解恨。
比如，在我调到报社工作以后，编辑部有位姓薛的同事，他的儿子与我的女儿年纪相仿，有一天，老薛把他的儿子单独锁在办公室里，令其做作业，自己出去采访了。单独待着的儿子见父亲一走，立时就成了精，三鼓弄两鼓弄，把屋里的字纸篓点着了。大家在走廊看见老薛的办公室火光闪闪，浓烟滚滚，惊呼大事不好，使劲敲门，那孩子就是不开。这时，老薛回来了，打开门，却见他儿子已用一盆洗手水将火扑灭。我记得，当时我看着狼藉不堪的办公室，看着站在一片水渍中满不在乎的薛家公子，只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拽过来抽两巴掌。可奇怪的竟是老薛，将孩子拉过来拍着哄着，回身对众人说，你们看我儿子多聪明，每临大事有静气，小小年纪他就知道用盆里的水灭火。
老薛对孩子的态度给我以启发，我认为我也应该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家里的那块玉，人家的孩子放了火都没事，都能看出优点，我们家的玉连发不准四声也要挨揍，也是有点儿太不公平了。
我一定要对孩子好一点儿，一定！
那天，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一路都在这么想着。
事与愿违，当我推开家门，看到我房间里的一切，我什么“不公平”的想法也没有了。
——我的书桌，桌沿被小刀削成了白碴儿，新刷的墙壁成了花脸。
原来，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学校没课，将这一帮魔障放回家去“自己学习”。一个下午学习的结果，就是我的桌子由方沿改成了圆沿，我的一瓶红墨水大半洒在玻璃板上。老薛的儿子灭火是用水泼，我的女儿挡水是用纸掩。挡墨水的纸当然是信手拈来，于是我的一篇刚写好的小说便一页一页做了牺牲。这且不说，饱沾了红水的纸鲜艳无比，小家伙又突发奇想，变被动为主动，索性将瓶里的墨水全部倒在玻璃板上，开始一张一张地制造红纸了。湿淋淋的红纸无法安置，顺手贴在墙上……
看着惨不忍睹的桌子，看着挤眉弄眼的花墙，看着已经“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稿子，我的火噌噌地往上冒。
不打能行么？打！
顾大玉自然要哭，老爷子自然要护着，什么都往他身上揽，让人气恼。
我气急败坏地对顾大玉说，你赔我桌子！你赔我的墙！
顾大玉说，桌子我将来挣了钱给您买新的。
我说，墙呢？稿子呢？
顾大玉翻翻眼睛看着我，不说话。
两天以后，别人送给我的一瓶进口修正液，被全部涂在了墙上。修正液当然很有限，所以那些红印就如毕加索的画，不但是挤眉弄眼，而且是张牙舞爪了。
二十年后，在陕西的秦岭腹地，在一个叫做佛坪的小地方，我去一所学校拜访了一位名叫黄文庆的年轻老师。给我很大震动的是，这位深山里的先生竟是一位教育的开放者，在他的家里，他特意留出一面白墙，让他的女儿随便往上面涂画。且不说那山里的女孩站在这面墙前是多么的自由舒展，单是黄文庆的这种做法便已让我眼界大开了。看着那面画了不少孩子图画的墙，我再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失误，京师出身的我，跟山里的教书先生比，在见识上，在心胸上，竟是如此不如。
所以，顾大玉给我当孩子，不是一种幸运。
懒散，贪图舒服；这是人的普遍弱点，也是孩子的普遍弱点。人活着就得自己跟自己不断较劲，跟命运不断抗争，大人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孩子却不能。他们把大人的苦心当成多余，当成“缺少感情”，这实在是错了，实在是让大人受到了冤枉。我的妹妹在教育孩子时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她给我写信痛苦地说：我们这个家族的妇女在对待孩子上可能遇到了同一个难题，历史上，都说慈禧对待她的儿子同治、光绪是多么的严厉，多么的冷酷，多么的不近人情。今天，我也有了孩子，我才深深体会到了那位老太太的心，体会到了她的难处。的确，我与我的妹妹深有同感，慈禧在教育孩子上，是一个极清醒的母亲，她对她的孩子并非不爱，而是那爱太艰难，她的孩子就是国家，就是大清社稷，而她的孩子又是那样的不争气，是那样的软弱……并非是哀其不幸，而是哀其不争。到了我们这一代，简直是连怒也不能怒了。小小的人儿，他们的思想比我们还活跃，比我们的主意还多。
独生子女的顾大玉们，与独生子女的同治、光绪们有着共同的弱点。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顾大玉认为我管束太严，她离家出走了。那时候，她的父亲恰巧在云南出差，家里只有我和老爷子。
我下班的时候回家，没有见顾大玉。到学校去找，学校里空荡无人。到同学家去问，说是顾大玉今天就没去学校。
这下问题严重了，我赶紧给在外头的丈夫打电话，让火速回家。又发动他们教研室的同事和我们报社的同事满街去找。报告了派出所，在电视台登了寻人广告，能做的都做了。
顾大玉一宿未归。
这个家庭一宿无眠。
九岁的孩子，她能上哪儿？
我火上房一样地焦急，老爷子更是不安，一宿间起了满嘴的燎泡。他的心里满是内疚，因为顾大玉是在他午睡的时候不声不响从家偷偷走出去的。老人觉得将孙女丢了，这是他做爷爷的失职，无法向儿子、媳妇交代。于是，我在寻找小的同时，还要安慰老的。
我在电视机上发现了一个纸条，是顾大玉留的：
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
看来不是拐卖是出走，于是就赶紧找家里的东西，我发现，顾大玉喜欢的衣服都不见了，老爷子也发现，他放在抽屉里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翼而飞。
同事们纷纷来报告：没有消息。有人问我是不是打骂孩子了，这让我委屈，这孩子许久没有挨打了，连骂也没有被骂过，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学校里老师反映，同班有一个叫沈丽的孩子也不见了。沈丽经常跟顾大玉在一块儿玩，估计随着顾大玉一块儿出走的可能性很大。
我跑到沈丽的家，想共同商量办法，沈丽的母亲经不住这个打击，已经躺在了床上。沈家的亲戚朋友都来了，黑压压站了一屋子。见我来了，那些人着实没给我好脸色，仿佛是我将他们的孩子拐跑了。一个人指着我说，我们家的丽丽本来很乖，很没主意，很胆小的，都是让你们家的孩子给带坏了，真有什么，你们要负责任！
丽丽的母亲在哭，那哀怨的目光让我无法正视，在沈家人的责难中，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她家的人让我出钱，说他们找孩子雇车的车资应该由我出。我付了钱，只是觉得窝囊，觉得顾大玉这样做太差劲。
沈家对我的态度，我很能理解，但谁又理解我，替我设身处地想想呢。
第三天，丈夫的同事，交大的常秉哲教授在火车站将顾大玉“捕获”，“押解”回家。许振凯教授候在家中，做思想工作。这些国家一流学府的大学问们，整日和高精尖人才打交道的教师，面对这顽劣小儿，也是老教授遇到了新问题，其尴尬、滑稽可想而知。
教授们给我的原则是，对回来的顾大玉不能打，不能骂，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我一一应下：不打，不骂。
逃跑者一进门，我一看她那模样，差点儿没把我气蒙了。
顾大玉周身廉价珠宝，脸上抹得花里胡哨，哪里是孩子，整个一个小妖精。
我强忍着气，把她领去洗涮。
顾大玉初时还有些忐忑，不敢言语，后来看我并无怎样训斥，便胆子渐渐放大，很有些无所谓的样子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甚至有些小得意，认为这一招做得很有实效，至少是把我给整住了，出了这样的事情会没挨打，大概也是出乎她的预料。
那一晚，我给顾大玉说了不少，心平气和地讲出走的危险。顾大玉似乎什么都明白也什么都不明白，她瞪着眼睛看着我，也不知道听还是没听。
顾大玉睡了，我在灯下翻检她购回的物件，大多是玻璃珠子的项链，假玛瑙的戒指，香粉，口红，眉笔和一些杂七杂八的零食……这都来自我们家的生活费。
小姑娘知道爱美了，这也是天性，但这美的档次未免太低了点儿。想了半宿，我想出了一个绝招。
第二天早晨，我对顾大玉说，今天不上学了。
她说，不上学干什么？
我说，上公园，去游乐场。
立时，顾大玉的眼里满是兴奋和欢乐，她实际已经旷课几天了，并不担心落下的功课，一听说去玩，竟是这样舒畅痛快，这样的性情也不是所有孩子都具备的。
我说，要去有条件，咱们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买的首饰全部戴上，化上妆，穿上你最最喜欢的衣裳。
顾大玉更是有些受宠若惊，欣喜之色溢于言表。
于是，在我的包装下，顾大玉抹了一个吃了死耗子一样的大红嘴，腮上很夸张地涂了两团胭脂，两道眉被描得卧蚕一样的死黑，还像大熊猫一样打了青灰的眼眶。她的脖子上挂了三条项链，戴了手镯，戴了戒指，戴上了她买来的一切饰物……
我问顾大玉穿哪件衣裳。
她说穿那条黄色的纱连衣裙。
就穿纱连衣裙。
老爷子在旁边看出不是个事儿，问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你怎么不让她上学？
顾大玉替我回答，我们上公园！
老爷子摇摇头，叹了口气，进自己的屋，关上了门。
我推着顾大玉走出家门，没走几步，她就觉得有些不对了。十月的天气，她穿着薄纱的裙子，尽管天气尚不太冷，但那嗖嗖的凉风，绝不是一层纱能抵挡得住的。
顾大玉回头看了看我。
我说，既然要美，就得付出代价，你说是吧。
她没说什么，照直奔公园而去。
因为不是放假，公园的游乐场里室荡荡的。顾大玉把每个游乐项目都玩了一遍，每换一个项目，见她的工作人员都要议论纷纷：
这孩子是怎么了？
怎么打扮成这副样子，一点儿也不好看。
小鬼儿似的。
现在的孩子，哎……
谁见谁摇头，顾大玉对自己美的信念开始动摇了。她提出了：回家，不玩了。
我说，还有下午呢。
她说，下午上学吧。
至今为止，顾大玉再没化过妆，在女孩当中，她是相当本色，相当朴素的。上个月，她在日本山口，要主持一个当地财团和留学生们的联欢会，我建议她稍微化些妆。她说不，她说这样很自然，学生就是学生，青春的美比什么都美。
我想，这孩子现在是成熟了，至少在对美的审视、欣赏上是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