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脸色红润是由于身体健康，营养丰富，并不幽默；说脸色黝黑是由于太阳过多暴晒，也不幽默；而说脸红是由于多吃了西红，脸黑由于多吃了乌贼鱼，这才幽默。因果要歪解，是原因的原因不是歪解，不是原因的原因才合乎歪解之道我国的相声艺术家总结他们的长期实践经验，得出一个结论：逗观众发笑的方法之一是“歪解包袱”。所谓包袱，就是一个奇特的结果，一种可疑的结论。解包袱，就是为这种结论或结果寻找解释，或求其原因。
而歪解包袱者，不求正正当当的原因，寻找的是不是原因的原因，如果一本正经找到了很科学的原因，倒反不幽默了，要弄出一种似是而非，甚至根本驴头不对马嘴的原因，才能表达调侃之情，与对方共享幽默之趣。
比如说，你的朋友最近脸色变红了或者变黑了，通常人按逻辑常理去思考问题，往往就不由自主地想，脸红是因为身体健康，营养丰富的缘故，而脸黑则是过多地在阳光下暴晒的结果。这种因果很科学，很符合逻辑，但是它不幽默，幽默属于情理范畴，自有另一套逻辑，它与常理不同。
所以，要有幽默感，首先得超越于常理之外。如果你说脸红的原因是由于近来多吃了西红柿，脸黑的原因是由于近来多吃了乌贼鱼，这不科学，但是可能很幽默。
在人际交往中，如果你想用幽默来调节一下相互的关系，这时你得用一种超越常理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切勿为常理所囿，中国古代的一本幽默资料书《笑得好》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甲乙两呆人偶吃腌蛋。甲惊讶地说：“我经常吃蛋，都很淡，为什么这个蛋是咸的。”乙说：“我是极明白的人，亏你问到了我，咸蛋是腌鸭子生出来的。”
在《笑林》中还有一个相类似的故事。
甲与乙打架，甲咬下了乙的鼻子。县官审案。甲说乙的鼻子不是他咬下来的，而是乙自己咬下来的。县官说：“鼻子比嘴巴高，怎么能够上去咬？”甲说：“他踩着凳子去咬的。”
这里的可笑之处就在于：明明是不是原因的原因，被一本正经地当作了原因。
一位曾经做过宰相的人，退休归家，忽染重病，他对身边的人说：
“不知死后，日子好不好过。”在场的一位先生说：“死后很好。”这位退休宰相问：“你怎么知道？”
这位先生有板有眼地说：“如果死后不好过，死者都会逃回来的，但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逃回来，所以知道死后一定很好。”
这个故事的幽默感很显然不如前两个强，原因是这位先生所陈述的理由太接近于常规逻辑推理了，而幽默要求超越常规逻辑推理。而前两个故事的理由很明显不成其为理由，正因为不成为理由才与常理构成反差，所谓在情理（不是常理）之中，意料（按常理之期待）之外者是也。
当然，这并不是说，越是悖理越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疯子的呓语和弱智人的胡说就成了最高级的幽默了。
超越常理的歪理最好是不但与常理构成反差对照，而且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又与常理发生某种联系，间接地暗示更深刻的常理。如果纯系歪理，充其量不过是滑稽而已，很少有深刻的睿智在内。一旦有了更深刻的睿智，滑稽就上升为幽默了。所以，歪解包袱并非越是荒谬绝伦越好，其上乘者乃是歪中有正。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在人际交往中过分的歪解，缺乏智慧，可能变成耍贫嘴，给人一种油腔滑调轻浮恶俗之感，而智慧的渗入则可提高幽默的品级，把对方的心灵带到更高的层次；在轻松谈笑之间你不但使对方为你的谐趣所吸引，而且为你的睿智和深思震动。
我们来做一简单的比较。
我国古代著名的幽默资料书《艾子后语》上有一则故事是调侃健忘症患者的。
齐国有一个健忘症患者，病情很严重，他妻子叫他去找著名的艾子给他治一治。他说“好”，就骑着马拿着弓箭去了。不一会儿因为要大便，就把马系在树上，箭插在地上。大便结束以后，看到地上的箭吃了一惊说：“好危险，哪里射来的箭？几乎射中我！”又看到树上的马，大喜说：
“虽然受点儿虚惊，可拾到一匹马。”拉起缰绳就要回家，脚踩在自己拉的大便上，跺脚说道：“很倒霉，踩了一堆狗粪，把我的鞋弄脏了。”他打着马回到家里，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家。他妻子知道他健忘症又发作了，大骂了他一顿，这个人很惊讶，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为什么要骂我？”
这个故事的全部好处是把一系列歪解的因果连接起来，一环套一环形成一个连锁结构，因果关系越来越歪，其效果就越来越强烈，因而越来越滑稽。然而，他仅限于滑稽而已，还谈不上有多少幽默，因为充其量不过是把健忘症的后果夸张到怪异的程度，而讽刺人的病理和讽刺人的生理缺陷一样，并不是高雅的趣味。第一，这样不可能深入到对方的心灵深层中去；第二，不可能显示出自己更高尚的同情心。
美国当代作家奥·亨利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做《一个忙碌的经纪人的浪漫史》同样是讽刺人的健忘的，小说主人公的健忘决不亚于《艾子后语》的那一位先生，但是奥·亨利的笔端所流露的就不仅仅是滑稽，而且更多的是精致的幽默。
一个经理在办公室里忙得昏天黑地，他一面手忙脚乱地应付纷至沓来的事务，一面反复地提醒自己，今天下班一定要提早几分钟去到隔壁秘书小姐那里向她求婚，可不能像以往那样，临到该去时又忘了，以致这件终生大事一拖就是好些年月。这一天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健忘，在小姐离开办公室时赶到她面前向她提出求婚。他观察着小姐面部表情以猜测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被决定。令他非常惊奇的是小姐脸色既不是喜悦（意味着同意），也不是为难（意味着拒绝），而是十分困惑。经过了一番沉默以后，小姐终于微笑起来说道：“亲爱的，你难道忘了，昨天我们不是在教堂举行过婚礼了吗？”这个故事所表现的就不仅仅是此人惊人的健忘，而且也提示了健忘的原因。这位经理太忙了，由于忙碌老是误了求婚。而这个过程如此之长，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误了求婚的记忆，走向健忘的反面，变成了牢固的记忆，而已经求了婚，并顺利地结了婚的事，反而在记忆中被淹没了。其结果就造成了最不可能被忘记的忘记了，是可能被忘却的却牢牢地被记住了。这一切是如此之歪，如此之有悖于常理，但这一切又在另一个层次上合乎常理。作品反复提示：这样严重的健忘是长期身不由己的忙碌造成的，这又完全合乎心理科学的正理。
正理的睿智与歪理之谐趣交织起来就使纯粹的滑稽升华为幽默了。
我国古代笑话书中常有纯粹讽刺人的生理缺陷病理状态的，都非上品，甚至不少属于糟粕之列。有的虽非糟粕，也失之肤浅。冯梦龙的《笑府》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三个人同睡，一个人感到腿痒，直到抓出了血，第二个人摸到腿上湿处，以为是第三个遗尿，就催他起身。第三个人去小便，听到隔壁酒坊滴酒声淅沥不止，以为自己一直没有拉完，竟站到天亮。
这个故事歪曲因果的连锁结构很紧凑，层层叠加效果也很强烈。但是意味不够深长，我们试以之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一个短短的《驾鸭》作一比较。
一人偷了邻居的鸭子煮吃之后，夜间觉得皮肤很痒，到早晨起来一看，浑身长满了鸭毛，一碰就痛。当夜他梦见一人告诉他说：“只要丢鸭子的人骂你一顿，鸭毛就脱落了。”他只好去骗丢鸭子的去骂他，谁知此翁竟不肯骂。只好实情以告，这位老翁才把他浑身的毛骂个精光。
偷鸭是因，浑身长鸭毛是果，这已经很歪了。必得失主骂之（因），毛乃脱落（果），则更歪。这双重的歪曲因果关系（偷人鸭者自请失主骂之）又显示了一种常规道德观念，暗中偷盗者当公开蒙受羞辱。从这层意义上讲，《骂鸭》比之冯梦龙的三个同睡故事有更深长的意味。不过这个故事的结构比较单薄，不够曲折。若能充分利用鸭主反复坚持不骂，而偷者则千方百计诱逼他骂，用层层歪解，越解越歪的方法增强效果，则感染力肯定会大增。
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在朋友亲戚等比较密切的人际关系中，歪解因果的方法有比较广泛的适应性。由于人际关系的亲密，双方都容易打破礼仪的拘谨，构成对常理的超越。如一个朋友唱歌唱得好，本来是由于他的天分和他的勤奋或有名师指点，可是用歪解因果的办法就可以来一点任意性，你要开谁的玩笑，就可以说是由于是谁的原因。例如，他的妻子在场，就可以说，此人本来根本完全不适合唱歌，今天由于他妻子在场，因而得以超水平的发挥。这样你就不但赞美了他的妻子，而且赞美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如果你不愿这样去讨好一个在场的人，也可以随意给他一个不存在的原因，例如说，他今天之所以唱得好，完全是因为他已经得到消息，不久以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增设诺贝尔音乐奖，而他是第一个候选人。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曲折，太直白了，也可以把因果说得曲折多姿一些。例如他唱得挺好，但平时说话口吃，在一般情况下，口吃不妨碍他唱歌天才得以发挥，但每当他夫人在场时，他唱歌就会结结巴巴。
但今天他夫人在场，他却没有结巴，原因是我在这里，只要有我在，他就不怕他夫人了。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许多幽默技巧结合起来加以发挥，在这里就有故作大言，亲切调笑，指鹿为马等法在起作用。
事实上幽默谈吐之法很多，不可能全部掌握，正等于十八般武艺不能全部学会，关键在善于运用已经学会的有限的几种，并且自由地灵活地多样地把他们组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