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因和正果之间要有一种貌似紧密的联系才好幽默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难能。一般人在通常情况下是幽默不起来的，因为通常的思维方法是理性的思维方法，而幽默主要是一种情感思维。通常思维方法的主要规律之一那就是要有充足的理由才能有必然的结果或者结论，如果理由不充足，则结果或结论就不能成立。然而幽默不但不遵循这种充足理由律，而且要突破它。在幽默故事中，如果结局有充分的理由，那肯定是幽默不起来了。
按照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文论传统，所谓情节就是由充分原因导致必然结局的一连串动作。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故事的定义是按照时间顺序讲事件的发生。例如先是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如果这两件事中包含着因果关系，如：国王死了，王后因悲哀过度，也死了，这就不仅是故事，而且是情节了。故事的结局不需讲理由或不讲充足理由，因而也是不讲结局的必然性的，而情节则相反，它的结局要有充足理由，亦即充分的必然性。理由越是充足，必然性越是充分，艺术价值越高。反之，理由越不充足，必然性越不充分，艺术价值越低。一本《水浒传》被中国老百姓归结为一句话：“逼上梁山”。一百零八将上梁山是结局，而官家之逼则是充足理由。
这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原则，人物的命运，最终的根源在社会矛盾之中。
《水浒传》之所以不成其为一部幽默小说，其原因就在于这种理性的因果关系太紧密了。如果因果不是这样清楚，像《西游记》中猪八戒那样，他去取经多少有点儿被迫，多少又有点儿想随大流，经常不那么清楚，因而难免向往“散伙”，甚至耳朵里藏着二分银子，随时准备回到高老庄当女婿作路费，这就有点儿幽默了。
但是毕竟猪八戒取经多少还有些因果脉络可寻，因而幽默意味并不十分突出。
要让幽默感再强一些，则须使用因果关系更自由一些，甚至完全瓦解。
在幽默故事中歪打正着正是一种因果关系非常自由的方法，它的特点是起因与结果的不相干或不相称。
随便打开一本西方的连环画，你总是不难找到偶然的巧合的连锁反应。例如一位先生匆匆忙忙冲进一间客厅，碰到一位太太身上，这位太太的茶杯落到一位老先生身上，老先生碰破一块窗玻璃，窗玻璃落到街上打中警察的脑袋，警察发动全城的同伴追查，如此等等。非必然性非因果性的成分越多，越能引起人的喜剧感。这种喜剧风格在西方文艺中是有传统的。试回忆一下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就好了。例如客店那一场，骡夫纯出偶然，揍了桑丘一下，桑丘又打了马立托奈斯，老板又摔倒在马立托奈斯身上。在现代西方喜剧中，这属于通俗喜剧。原因是由纯粹的偶然性叠加而成，柏格森把这种形式称之为“滚雪球”的形式，它的功能是一系列的误会使原来正常的动因变成了歪曲的结果，而且越来越歪，越来寓原来的目的越远，可以说越打越歪，越歪越打不着。
纯用这种方法的效果往往限于滑稽，而幽默则比之更富于智慧的深思。幽默的特点，不限于越打越歪，而是在达到极歪的极端，远离原本的目的之极时，突然发现原本的目的已经达到。在一部叫《意大利的草帽》的喜剧中，有一顶草帽给一匹马吃掉了，只有在巴黎才能有同样一顶草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把它找来代替原来那顶。每当人们要弄到手之时，这项帽子总是不翼而飞，害得主角疲于奔命，也害得追随主角的一大帮人东奔西跑。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以为要拿到那顶巴黎的帽子的时候，却发现它不是巴黎的那顶，而正是那项被马吃掉了的意大利草帽。在卓别林的一系列电影中，这种歪打正着的逻辑被反复运用着。
我们有许多喜剧之所以喜不起来就是因为不善于歪打而正着，也就是在远离目标时不善于突然地接近目标，实际上就是不善于使读者和观众一次次期待落空之后，准备着再一次落空之时，突然地、偶然地、意外地把落空变成落实。风靡西方和中国的唐老鸭的故事常常把落空积累到极点时突然让观众惊讶于愿望的落实。
在中国的古典正统文学中很少有这样淋漓尽致的喜剧，但在民间文艺中则不乏这种风格的精品。有一个单口相声叫做《小神仙》，说的是一种相面的迷信职业者，善于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恰巧场外有人打架，一个老头子抱着一把宜兴壶往场挤，正烫着一个小伙子的胳膊，两人吵了起来。小神仙为稳住看客，就对老头子说，你的这把壶出了格啦，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要摔破，要是三天不摔破，保存到第四天，就价值连城，赛过聚宝盆哪。老头子立即回家找寻安全之地，最后在墙上掏了个洞，把壶放在里边。谁知邻居只有一身出客衣服，白天穿，晚上洗，要在房间里搭个竿，隔墙钉钉，一锤子正好捶在老头子的壶上，果然碎了。
这是典型的歪打正着，严重结果与完全不相干的原因形式反差。
有时并不一定是期待的落实，而是相反，在期待和愿望层层演进的过程中，突然无可奈何地落了空。这是西方古典喜剧或幽默小说的常用手法。
契诃夫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做《艺术品》。有一个卖古董的老太太，孩子得了疑难病症，为一位在生治好了。老太太感恩图报，正好收购到一只裸女形体的花瓶，十分精致，便去送给了医生。医生自然很喜欢，但考虑到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看到不甚方便，便去送给一个当律师的朋友，这位律师也感到在他的客人面前，有伤风化，便又送给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也不敢把它放在客厅中，就把它卖给了古董店，店主恰恰就是那位老太太。老太太觉得它与原来她送医生的那一只实乃天生的一对，送给医生岂不是锦上添花。当老太太的儿子把花瓶送到医生家时，医生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医生越要避开裸女花瓶，花瓶就越是迅速地回到他手上，老太太越是要对医生表示最大的谢意，就越是与医生的愿望背道而驰。这双重的反差使得契诃夫的幽默带上了深沉的特点。人与人之间竟是这样的难以相通。
在中国传统的幽默故事中不乏这样偶然性的连锁结构。
有一个大和尚对佛法一窍不通，有人前来问法，全靠两个侍从的小和尚代答。有一天一个游方僧向大和尚请教，正巧小和尚不在。
游方僧问：“什么是佛？”大和尚茫然，他东顾西盼不见小和尚。游方僧又问：“什么是法？”他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上看下看。游方僧又问：“什么是僧？”他答不上只好装睡，闭目不睬。游方僧又问：“什么是修法之道？”他自愧一无所知，还当什么大和尚，不如伸手讨乞，当叫花子，遂把手伸了一下。
游方僧出来对两个小和尚说：“刚才我向你师父求教，我问佛，他左顾右盼，分明是说人有东西，佛无南北；我问法，我问法，他上看下看，是说法本平等，无分上下；我问僧，他闭目不语，是说‘白云深处卧，便是一高僧。’我问修法之道，他伸出手来，当然是‘接引众生’的意思。这位大和尚真是明心见性佛法精通。”
这自然是属于歪打正着之列。但是歪因正果之间得有一种表面的歪曲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实质上不管多么不通，可是在表面上要能发生瓜葛，这种瓜葛越是貌似紧密，就越能构成幽默感。如果连表面的瓜葛也很勉强，幽默感也很勉强。
表面瓜葛越紧密，实质距离越大，二者之间的张力越大，幽默意味也就越强。
歪打尽可以歪，但正着却不是没有条件的，瓜葛不紧密，则不能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