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情况如何，一味坚守习惯的心理模式，甚至到了和自己作对的程度，还不醒悟
人是活的，不是机械，在情况改变的时候，人会自动地随机应变。如果像机械那样，在情况发生变化了，仍然一如既往地动作，这样就可笑了。
柏格森在他那《论笑》的经典著作中指出滑稽就是“镶嵌在活东西上的机械的东西。”在变化无穷的生活中突然插进一个机械的动作就显得异常可笑。卓别林有一个电影表现在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流水线上，一个工人的全部动作都被扳螺丝钉的动作同化了，以至于他看到女人衣服上的纽扣也要当螺丝钉去扳一下，结果闹出了许多使他狼狈不堪的笑话。在另一个电影中，卓别林表现一个富翁一到晚间就昏昏然去投河自杀，被卓别林扮演的流浪汉救了起来，这位富翁立即把他当作救命恩人，莫逆之交，百般款待。但是一到早上，他清醒了，马上又翻脸不认人，把他赶了出去，一到晚间他又昏昏然去投河，又被流浪汉救起，又把他当作救命恩人款待。如此机械重复再三，每重复一次都引起一次笑声。
在卓别林的电影中凡属于哑剧性的表演，此等机械重复动作与活泼生动变化万千的人性相对比的笑料比比皆是。
在西方的戏剧性文学作品中，这是一种构成幽默的常用办法，它所讽刺的对象不是社会的刻板法规，就是人类自身的僵化教条，在莫里哀的一出喜剧中有一位医生居然这样说：
“你的所提出的论证如此渊博，如此充实，使得这个病人不是忧郁性精神错乱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没有这种病，你那富丽堂皇的词句和精辟的论证，也会把他变成这样的病人的。”
这是讽刺某些人迷信僵化的教条，这种人的特点是只相信机械的论证方法，而不相信瞬息万变的活生生的生活。莫里哀笔下的医生常有这样的特点。柏格森嘲笑一个极端迷信辩论的哲学家说：“你的论证是无可指责地符合演绎法的，但实验结果则恰恰相反。”这位哲学家却回答说：“实验错了。”
这与中国古代一个笑话不谋而合，有人的丈母娘死了，请老师做一篇祭文，老师按照古本，照抄了一篇祭妻的文章。人家发现了，对他说：
“你的文章写错了。”他说：“我的文章是刊定的，如何有错？只怕你家死错了人。”
从现实生活来说，这样迷信机械刻板的形式，而不尊重事实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但是如果你想开开玩笑，以幽默的趣味互相愉悦，就得遵循这种不顾事实，只管机械教条的法门。
当机械的刻板胜过现实的迫切需求时，幽默的趣味就产生了。
苏联作家马卡连柯在他的《教育诗》中写了一位性格善良的人物，叫做卡里诺·伊凡诺维奇。此人乃少年工读学校的总务主任。一次学校要演出一个话剧，缺少一个演员。找来找去找到此人头上。但是此人有个口头禅，那就是“这里，这个，就那么回事。”考虑到这一点，导演只能让他演一个只有一句话的角色，那句话就是“火车九点要开了”。大家反复告诉他，不许他讲那句没有必要的口头禅。这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到了正式演出的舞台上，他却待在那里什么话也讲不出来，使演出无法进行。原因是不让他讲“这里，这个，就那么回事，”他就什么话也说不出，直到他讲出舞台上并不需要的“这里，这个，就那么回事”以后，才顺利地讲出了“火车九点要开了”。演出才因而得顺利进行。
通常任何一个人的任何口头禅都是没有必要的，并不一定达到可笑的程度。但是如果把某一口头禅放到一种特殊情境，使得这种无必要的口头禅变得比一切有必要的事情更为有力，就显出了那机械刻板的惯性怪异力量的可笑了。
懂得此法以后，要构成此类幽默就不太困难了，把一个行为放在一个特别与它不相容的情境中，就会产生某种幽默的意味。清朝的《笑林广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好讲不吉利的话，大家都很讨厌他，有一富翁新造一房，此人前往看视，敲门不应，大骂“牢门为何关得如此紧？”富翁出来说：“我这房子价值干金，你怎么这么无理！”此人说：“这种房子要卖的话，不过五百金，哪值千金？！”富翁怒日：“我并没要卖，谁要你估价？”此人日：
“我劝你卖是好意，若遇一场天火，连屁也不值。”
这是故事的上半段，自然颇具谐趣，但是并不特别有味，因为太多无理谩骂之语，有不近人情之嫌。故事的下半部分就不同了。
一人五十得子，人皆往贺，其人也欲前往，友人劝阻不听，此人答应：
“此去一言不发。”果然入门贺喜，直到入席吃酒始终一言不发，其友甚满意。最后向主人告别，此人对主人说：“今日我一句话也没说，我走后，你家娃娃四六抽风死了，可就不与我相干。”
这个故事显然比上面一个幽默得多，原因在于不但情境与不吉利语尖锐矛盾，而且此人本身之愿望与不吉利语也尖锐矛盾，作不吉利语的习惯性机械性力量竟然大到超过此人的自我控制力闹到与自己作对的程度，怪异效果自然分外强烈了。
僵化的机械性不但有悖于客观环境而且有违于主观意愿者，其幽默效果比较温和，因为消极后果之产生，并非出于人物之主观愿望，与主观品质无关，可笑之处完全在于此人之迷误，在主观动机上，他并无可恨之处。
在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奥德赛要去杀死吃人魔王波吕菲谟。当奥德赛走近他的时候，他问：
“你叫什么名字？”奥德赛说：“我叫‘无人’。”波吕菲谟在醉梦中，奥德赛刺瞎了他的眼睛，他就大喊大叫起来：“杀人了，杀人也，‘无人’杀我！”
死到临头，迫切须人救助时还机械刻板地喊：“无人杀我！”这更加显出思维刻板性的可笑了。尽管波吕菲谟是个吃人肉的魔王，但他的刻板并不增加他的可恨，这是由于他的机械刻板是违背他本人意愿的，是与他本人作对的。如果反过来，其机械刻板恰恰是因为他太热衷于私利的追求，幽默的意味就带上了强烈的讽刺性了。
明朝郭子章所撰《谐语》中有这样一则可怕的故事。
有一个叫孙良儒的人虽做了小官但很贫穷，未能自备马匹出入京师。当时人都租马。赶马的在讨价还价时，都要先问：“单去还是来回？”
因为来回要多一半价钱。这位孙良儒后来犯了罪，要押送刑场斩首，仍要租马自去。这时赶马的问：“官人去哪里？”孙良儒答：“去法场。”赶马的又问：“单去，还是来回？”在旁听到的都大为惊骇起来。
这是因为既然是去法场，自然是有去无回，到了这种特殊的情境中，赶马的仍然机械刻板地守着他固有的考虑问题的老程序，而完全不以对方的死活为意，这样的幽默就有点儿残酷了。
机械刻板之法用在谈吐之中的并不多，在民间故事和通俗喜剧中要多得多。在中国民间故事中有一系列傻女婿的故事，同样一句话，一个行为，在善良的傻女婿则导致幸福，而在其一钻连襟则必然倒霉。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阿拉伯的民间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芝麻开门来”的咒语使并不贪财的弟弟得到财富，而使贪财的哥哥遭到灾难。在德国的格林童话中，属于同样类型的是《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的故事》，机械地搬用使心术不良的哥哥屡遭意外之灾。
不过这类故事中，其正面主人公道德意味甚浓，往往缺乏幽默趣味，倒是反面人物常常是洋相百出，幽默的意味相当浓，也许是古代民间故事的作者和近代的童话作者不忍心嘲弄善良的正面人物的缘故。其实，可笑的并不一定是坏人坏事，好人好事也可能是可笑的，笑也可能增加其可爱的因素。
明朝万历蓝印酒筹叶子有这样一则笑话：
有一个道学先生，走路一步三摇。恰遇天下大雨，他急忙跑将起来。
忽然想到，乱跑有失尊严，君子犯了过失，应当勇于“改悔”，于是他又冒雨回到原来的地方，安详地在雨中踱起步来。
这个道学先生是那样真诚地机械刻板地恪守教条，即使他这样是很迂的，但仍然是可爱的。
迂腐和愚昧都是智力不济的表现，但是智力不济不等于说没有谐趣，谐趣属于另一范畴，其生命不在与智力之重合而在与智力之错位。求幽默之趣者应当把这两者的区别弄清楚；不要怕自己显得不聪明，更不要把聪明放在脸上，有时要装得呆一点，假痴假呆和真痴真呆都是构成幽默的法门，而机械刻板则属于真痴真呆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