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的自我调侃
许多人被安排在会上讲话，往往幽默不起来。
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他和听众的心理距离不能缩短。
一个人被安排讲话，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不一般的原因。比如说，年龄比较大，资历比较高；有的是客人，有的是地位比较高。所有这一切，主持会议的人在开场白中都要慎重加以强调。把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成就、头衔一一加以罗列。
这种客套，从主人来说，完全是出于好心，但是，对于演讲者来说，却是加重压力。越是提高演讲者的地位，观众的期望值越高，对于演讲者的要求越苛刻。同样的演讲水平，期望值越高的比之期望值低的，更可能失败。
我看到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的老军人在演讲之前，被主持人猛猛地吹捧了一番。
他一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对于他的吹捧加以解构。他说：
“我并没有什么，用你们的话来说，也就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
他这一说大家就笑了，双方的心理距离缩短了，会场的沉闷空气也开始活跃起来，接着他又说：
“我来自台湾，台湾有什么特点呢？一是台风，二是地震，三是李登辉。”
把自然现象和李登辉不伦不类组合在一起，构成了错位，形成了幽默的趣味，这就使整个演讲过程中掌声不断。
俄罗斯暴发户和中国大款
比较一下中国和俄国讽刺暴发户的笑话故事，是很有趣的。
在俄罗斯那些穿着时髦的大款，连同他们的保镖都西装革履，高视阔步，不可一世，在世俗眼光中，是很神气的，但是在笑话故事中却恰恰相反。
一个俄罗斯的暴发户，出了车祸。私家车被撞坏了，自己也掉了一只胳膊。他痛心疾首地嚷嚷：“我的奔驰，我的奔驰！”路人提醒他看看自己的手臂。他又大叫起来：“我的劳力士，我的劳力士！”
这是说，这个“新俄罗斯人”，把财产看得比自己的躯体和生命更为重要。
我们中国人也有讽刺“大款”的段子：
在一家小学的家长会上，老师对大款说：“我问你的孩子，圆明园是谁烧的，他居然答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说：“我的孩子向来不说谎，他不承认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烧的。”
孩子的母亲则说：“烧了就烧了，老师，没关系，我们包赔。”
故事讽刺大款没有文化，但是对花钱则相当大方，与俄罗斯大款的吝啬相比，恰恰形成对照。
维族幽默和汉族幽默
中华民族，包括兄弟民族大概是生活得比较艰难的，所以在民间故事里，常常有许多关于劳苦与饥饿的故事。一般说，满足口腹之欲，属于实用价值，直接表现饥饿很难有情感的超越性，达到审美境界的很少。但新疆的阿凡提的故事却往往有出奇制胜的构思。
阿凡提在巴依家里当长工，吃不饱，菜里连油星都没有。阿凡提就抗议，巴依回答说：
“对不起，阿凡提，给你做菜的时候，总是弄错，把水当做油了。”
不久，巴依家失火了。阿凡提就提着木桶，从油缸里舀出一桶油来往火上浇去。
巴依吼叫起来，问他为什么把油往火上浇。
阿凡提说：“哎呀，老爷，我错把油当做水了。”
这个故事本来有很强的进攻性，而且是带着惩罚性的，与幽默化解矛盾的功能相悖。但是阿凡提机智幽默的报复行为在愚蠢的外部动作掩盖下，就超越了现实的进攻性。
相比起来，我们汉族也有类似的民间故事。
财主给长工开饭，为了耽误他吃饭，不让他吃得太多，总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天。
这一天财主跟他讲起了光绪和道光的故事。长工连忙说：“依我看，光绪（光叙）不行，还是道光（倒光）好。”说着就把锅里的菜通通倒到自己碗里去了。
两者都是非常机智地对付财主，但汉族的故事更为现实一些。
语义保持不变
有一则故事这样说：
一个小孩子随军队在阅兵典礼中正步走过检阅台。这时他的妈妈正好在观礼，她大叫起来：“所有的士兵脚步都错了，只有我的儿子没有错。”
显而易见，阅兵典礼要求步伐一致，孩子的妈妈觉得所有的士兵都错了，恰恰暗示了其他士兵的步伐完全一致，只有她儿子的步伐与众不同——也就是只有他一个人错了。这个故事的幽默感，产生于真正的内涵与表层的字面的矛盾，这种语义结构上的强烈转化方式是常见的。
但是也有一种转化方式，与此恰恰相反：表层语义看来是倒转了，但是深层的内涵恰恰是一成不变。有一个故事这样说：
一天一个县长到养猪场视察工作，县宣传站的记者拍了一张他和猪站在一起的照片，标题叫做：“县长和猪”，准备发表在县里的报纸上。
但是宣传站的站长觉得这样对县长似乎不太尊重，就把题目改了一下：“猪和县长”。
报社的编辑们还是觉得不太妥当，把题目又改了一下。
第二天照片在报纸上登了出来。题目变成了：“左起第三位是县长”。
这个故事的荒谬感本来产生于把人与猪不伦不类地并列。修改的目的是要避免这种不伦不类，但是改来改去，不但其内在含义没有什么倒转，而且更加强调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并列了。
概念的转移
有时幽默感的产生并不一定是由于概念内涵的强烈倒转，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而是概念的内涵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有时交叉，有时扩大，有时则缩小。例如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某人去某女校访友，按要求填写访客登记表。填完工作单位、地址以后，还有一栏是“与被访者的关系”，他想了一下，认真地写了“尚未发生”。
本来发生关系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商务、外交、军事、公关、人际等方面。只有在男女方面，是发生性关系的含蓄雅语。这个故事中的关系，就通常情况来说，指的是与被访问者关系的性质。而填表者加上了“发生”二字，就被确定在男女性关系上了。就字典意义来说，这样的结果是宽泛概念被缩小，就词语互相搭配来说，这样的变化是内涵从一个方面转移到另一个不宜公开的隐私的方面。这里的幽默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将词义突然转移，另一方面是把不宜公开的主动公开在访客单上了。
叠加荒谬感
幽默的本性是含蓄的，深层意味是隐性的，它藏在整个故事的逻辑空白之中。但是，幽默又不能太含蓄，最好的幽默不但是含蓄的，而且其荒谬感是显而易见、一目了然的。为了要使内在的荒谬感达到一目了然的程度，一般首先采用强化其不和谐感的方法使其荒谬性凸显，再设法增强其喜剧效果。此外还可以采用叠加的办法。例如有这样一个故事：
办公室里，老张素以机智著称，好像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一天，小王特别找了一个题目来刁难他。小王说：“老张啊，你可知道世界上最惨的事是什么？”老张不知道小王什么意思。小王很得意地说：“在我看来，就是人死了，钱还没有花光。”大家都看着老张，以为老张这下子只能甘拜下风了。谁知老张愣了一会儿，随即就问：“小王啊，你知道世界上最惨的事情是什么？”小王对此没有准备，只好说不知道。老张说：“就是一个人钱花光了，还没有死。”
这个故事的幽默感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这里有三重不和谐的交织：第一重交织在死和没死的对比上，死了钱没花完，钱花完了死；第二重对比则在人生价值上，一个是极端自私，一个是世态炎凉；第三重是在钱花光和没花光词语上的对比，但是结局都一样被认为是悲惨的。多重的同而不同、不同而同，构成了丰富的幽默感。
葛优替冯巩签名
许多人幽默不起来，是因为他们沉不住气。一遇到显而易见的错误，就忙不迭地给人家指出来，唯恐不能把聪明相像商品广告一样全都摆到脸上来，更糟糕的是，有的人还加上一脸得意的样子。这样的人不但缺乏幽默感，而且给人一种浅薄的感觉。
在面对显而易见的差错时，你能沉住气，不动声色，装作没事人的样子，反而可能更可爱。
如果能来一点将错就错，就更加可爱了。
内地红得发紫的冷面喜剧演员葛优，就有这种本领。有一次，他到一个大城市去，在公开场合露面时，有一个马大哈的观众从人群中好不容易挤了过来握着他的手，直喊：“冯巩，冯巩，我特别喜欢你，特别，特别。你给我签个名吧。”
这事情要是放到别人身上，也许只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对不起，我不是冯巩，你认错人了。
这样做，有一千条好处，只有一条坏处，就是可能弄得那位热情而又马大哈的观众很尴尬。
富于幽默感的葛优，这时拿出了他在生活中和表演上最拿手的冷面幽默的本领，不动声色地接过这位观众的本子，在上面签上了冯巩的名字。他以其将错就错的幽默不但解救了那个观众，而且解放了自己。
循环论证
小时候在自然课上，学到向日葵朝着太阳转是因为它有“向日性”。
许多同学都满足于在填充题上填上这三个字而满足，可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好钻牛角尖的学生来说，这三个字却反而让我满腹狐疑。
我问老师向日葵为什么有“向日性”。
老师说，你不是经常看到向日葵总是向着太阳转吗？
我还是莫名其妙。求知欲得不到满足，又弄不清是什么道理。
直到大学一年级，学了逻辑学，才知道这种论证在方法上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在科学论证中，循环论证是不允许的。人家问你什么是东方时，说是西方的反面，而当人家问你什么是西方的时候，你又说就是东方的反面，这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在社交谈吐中，循环论证却是构成幽默的一个重要法门。
有一则日本酸奶的广告说：甜而酸的酸奶有如初恋的味道。这个广告词写得极富创造性。
有一个新闻记者问道，如果有一个小孩子再问什么是初恋的味道，该怎么回答呢？
公司的经理说：初恋的味道就像酸奶的味道。
在理性思维中，在科学上，这是典型的循环论证。循环论证之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论证要求作出解释，而循环论证却是什么也没有说。在幽默中，虽然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却使本来相对峙的情感，在会心的微笑中沟通了。
装聋作哑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幽默得起来，也并不是所有有幽默感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幽默得起来。原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制于实用的理性思维强大优势的压抑。我们已经习惯于不容忍不符合现成规矩的行为和如果你是一个女性，住在旅馆中，当你正在穿内衣、内裤的时候，突然一个男性的服务员进来了。你当然可以大发雷霆，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发怒又于事何补呢？
如果你想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表现出自己的幽默感，就要超脱到把日常规矩忘掉。你可以从从容容把衣服穿好，然后平静地装聋作哑，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
“小姐，请问有什么事吗？”
当人们的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最容易为失去尊严而激怒，而激怒的结果并不一定是自己尊严的恢复，很可能是在自己的情绪爆发中失去修养。
幽默之难，难在日常习惯了的反应是自动化的。而幽默却要把心理学称为“定势”的惯性轻松愉快地丢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