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精彩的往往是超越了生理而深入心理的，其中关于怕老婆的故事常常比较深刻。尤其是把矛头指向地位比较高的人，如知识分子、达官贵人的，就特别隽永，虽历千年而不减其生命。有一则是这样的：
唐代中令王铎，平日很怕老婆。黄巢造反时，他带兵镇守诸宫，身边只带姬妾，而不带夫人。一日有人来报：“夫人就要来了。”王铎闻言大惊：
“黄巢从南面逼近，夫人又从北方悻悻而来，情况紧急，如何是好？”
手下人说：“还不如投降黄巢呢！”众人哄堂大笑。
这个笑话的精彩之处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把怕老婆的程度大大夸张了。在听到老婆要来时，居然把怕老婆和怕造反的大军相提并论；第二，把怕老婆的程度夸张到比怕造反的武装军队更为严重的地步；第三，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投降黄巢的结果让读者去想象其原因的。
不和谐的诗
现代汉语中有打油诗的说法，说的是滑稽调笑的诗体。打油诗这个体裁是由一个真实的人名来的。在明朝四川诗人杨慎的《升庵外集》中记载着：唐朝南阳，有一个姓张名打油的读书人，喜欢作滑稽、调笑的诗。最著名的是一首形容下雪的诗：
江上一笼统，
井上一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这首诗因为把下雪这样充满诗意的景象和狗联系在一起，因而显得滑稽。其实，他的打油诗，并不止这么一种风格。还有两首也是很有味道的。其中之一同样是咏雪的，题在官衙的墙壁上：
六出飘飘降九霄，
街前街后尽琼瑶。
有朝一日天晴了——
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
另外一首是写南阳被叛军包围，官方正向各处求救兵的：
天兵百万下南阳，
也无救兵也无粮。
有朝一日城破了——
哭爹的哭爹，哭娘的哭娘。
张打油的这两首诗之所以成为打油的一体，就是因为它显而易见的不和谐。首先，在第三句以后，突然改变了节奏和风格，一下子从五七言的歌咏调子变成了说白的调子，形成了一种顿挫之感；其次，最后两句的通俗，甚至粗俗，与前三句文雅的风格完全相反，形成了文雅和粗俗的错位。
囿于实用
中国古代的笑话书，当然有不少好东西，但是总的说来，往往是机智多于幽默。机智能逗人笑，但很难令人莞尔而良久沉吟。有这样一则故事：
某甲向某乙借贷若干，言明二分利息。到期不还，某乙乃致函索取。甲乃先还少许，过数月续还若干。积一年余，还清本金，但未还利息。并告之曰：本金分文不欠，所叨光者，利息而已。
这个借出债款的人很是恼火，但未发作。不久就向这位某甲借了一件绸缎袍子。长久避而不见。过数月，以一尺绸缎还之。
致书曰：“所借尊衣先还一袖。”数月后又送上三尺绸缎，致书曰：“再还一襟。”积二年余，悉数将袍子之表里料还清。并告之曰：“所借尊衣，不少分寸，所叨光者，成衣匠之价耳。”
这样的故事，虽然不能不说有趣，但是离得幽默的情趣还差得很远。
幽默的价值是超越实用价值的，超越了物欲情趣才能交流和共享，这里是对于对方物质上的损害，有损于情趣的共享。幽默的情趣是宽容的，而在这里，是针锋相对的。幽默是无声交流，将自己的进攻变成对方的顿悟，而这里，恰恰是变本加厉的报复。正是由于这三点，这样的故事，局限于维护自身物质利益的机智，而与情趣的无声共享和顿悟不可同日而语。
八文钱的酒宴
有这样一则古代笑话：
一个秀才想留自己的朋友吃饭，搜尽衣囊，只找到八文钱，颇有一点窘。家里的老仆人说，八文钱挺够的了。秀才乐得让他去操办。老仆人拿六文钱买了两个鸡蛋，剩下的两文钱，一文买了韭菜，一文买了豆渣。
第一道菜上来，是碧绿的韭菜上铺着两个蛋黄。老仆人说：“此菜虽然不名贵，但却有个雅名，叫做‘两个黄鹂鸣翠柳’。”
客人一笑。
第二道菜上来，是韭菜上面铺着蛋白。
老仆人又说了：“这一道菜虽然也不算名贵，但也有个雅名，叫做‘一行白鹭上青天’。”
客人又报以微笑。
第三道菜上来，是一盘炒豆渣。
老仆人说：“这也有雅名，叫做‘窗含西岭千秋雪’。”
客人又笑了。
最后一道菜是一碗清水上面，浮着两个蛋壳。
老仆人说：“这含有杜甫的诗意，叫做‘门泊东吴万里船’。”
客人大笑。
这样的故事，比之一般中国古代笑话，其趣味要高雅一些。原因就在于：第一，它把读者的精神提高到了一个超越世俗实用价值的境界；第二，超越了现实利害，把物质的贫困和诗的典雅作了不伦不类的对比，形成一种语义错位的效果。
禁不住抬杠
兄弟三个人喜欢抬杠，弄得不耐烦了，就互相约定：我们应该和睦相处才是，老是这样抬杠，实在不像样子。从今后谁再抬杠，罚三千文请和睦宴。三人都同意了。
不久大哥说：“昨天街头一口井被街尾人家偷走了。”
二哥说：“怪不得半夜里，街上湿漉漉的，人也乱哄哄的。”
老三性子比较直，顺口就说：“你们真是胡说八道，井埋在地下，怎么个偷法？”
大哥、二哥就说了：“你抬杠了，罚款请客。”
老三只好回家去取钱。其妻问明了情由，就说：“去睡觉吧，我来对付他们。”
老三老婆把钱拿给大哥时说：“老三不能来了，只好由我来代劳。”
老大顺口问：“为什么？”
老三老婆说：“你弟弟昨天夜里肚子疼，五更生下一个小子，正在坐月子，不敢来。”
大哥顺口就说了：“胡说，哪有男人生孩子的道理。”
老三老婆说：“大哥你顶牛了，请客的钱，由你出了。”
这个故事的精彩之处在于它在很强的虚幻性的逻辑中将错就错。人们不会认真地计较它的大前提是否可靠。故事完全在超现实的逻辑中交锋。没有一般古代民间故事那种占了一点小小的物质上的便宜就沾沾自喜的俗气。
从滑稽到幽默
有一则古代的笑话：
一位书生应试，试题是《尚书》中的一句：“昧昧我思之。”这位书生把它写成了：“妹妹我思之。”
考官见了这份卷子，哑然失笑。他没有去责备这位粗枝大叶而又想入非非的秀才，而是在卷子上批了一句话：“哥哥你错了。”
这显然是一则民间故事，而不是一个文人轶事。这在中国古代的笑话故事中属于上乘。
好就好在故事中人物的心态，不是执著于考生的荒谬，而是从考生的荒谬中引出更大的荒谬。
第一重荒谬是考生的荒谬，他所犯的错误是把庄严的经典变成了轻浮的挑逗。光有这一层荒谬已经有点可笑了，但是，还不是太好笑，充其量不过是到了滑稽的水平。因为这不过是念了白字而已，而满足于嘲弄知识水准低是俗气的。
第二重荒谬才进入了幽默的境界。之所以幽默就在于他超脱了知识，达到了情趣的境界：考官从考生的荒谬中引申出第二重荒谬，主要不是为了帮助他提高知识的水平而是和他调侃，调侃的内容却用了庄重的律诗对仗的句法。这样不但把考生的荒谬效果加了倍，而且把考官自己的幽默感也加了倍。
乱点鸳鸯谱
冯梦龙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不知为什么在我看来，一点也不乱。宋朝一刘姓医生，子刘璞、女慧娘均已订婚。不料刘璞病重，其母欲以新妇过门“冲喜”，女方家长怕刘璞一病不起，就让儿子玉郎男扮女装代姐出嫁，混过三日，就可回门。刘璞家也怕自己的儿子病体沉重，就让女儿慧娘陪伴“新娘”。
结果是一男一女同房，生米煮成熟饭。
等到刘璞病愈，“小姑”与“嫂子”之间的私情己经暴露。
慧娘的婆家告到公堂。
太守乔老爷作出判决：既然慧娘已经与玉郎两情相悦，应成其好事。作为补偿，让玉郎的未婚妻与慧娘的未婚夫成亲。
刘璞则仍与未婚妻珠姨婚配。这样的结局很符合中国人大团圆的欣赏习惯，但是其中阴差阳错的过程没有充分展开，就显得单薄乃至单调了一些。如果让乔太守把鸳鸯谱点得再乱一点，幽默感就可能更强烈一些。
本来，婚配上的阴差阳错，是构成喜剧的好主题，以此为主题在世界各国的喜剧故事里比比皆是。莎士比亚就有《第十二夜》，同样以女扮男装构成喜剧性的幽默效果。莎翁笔下除了婚姻上的错位以外还有伪造情书等的恶作剧，错位和巧合的趣味就比较丰富了。
默契和反馈
幽默的笑是会心而笑，不是强加于人，而是把对方引诱到自己的逻辑圈套中去，让对方领悟自己埋伏在那里的玄机，这叫做默契。默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默默地发出信息；二是默默地接受信息并反馈。即使在受到伤害的时候，双方都不能说穿不言而喻的事实，否则就破坏了默契。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讽刺过一个中医，此人本事不大，架子却大。出诊要大洋一块四角，深夜还要加倍，出城又要加倍。有一夜，一家人家女儿生病，此人非一百大洋不去。依了他，他只是草草看了一下，开了一张方子就走了。第二天，人家又来请他了，说是服了昨日他开的药方好多了。
他把小姐的手拉过来一搭，脉息全无了（默默发出和接受后果严重的信息），于是便从容地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即付大洋一百元整”（默默反馈信息）。
主人说：“这病看来不轻，用药还怕要重一点”（默默拒绝信息，反馈）。
他说：“可以，可以。”
于是又开了一张药方：“凭票即付大洋二百元整。”（对默契信息再反馈）还在下面署名、画押（认真地反馈）。
人命关天的大事，双方讨价还价，反馈几个回合，能这样平静，这就是默契的功能。默契反馈的回合越多，幽默感就越强。
反话正说
幽默本性就是软的，因而它的锋芒是要钝化的，但是幽默又不是没有任何进攻性的，只是不能直接进攻，要绵里藏针。把进攻性的话用赞扬性的语言包装起来。明明是要说他不好，可是字面上则都是好话，坏话被藏在好话的字里行间，这正是幽默的功夫。
明代一个医生死了。他的儿子找到当时的大文学家王世贞，请他写墓志铭。王世贞说：“墓志不真则不能传诸后世，吾为尊公铭之。”他写的墓志是这样的：
“某公某，少学岐黄之术，壮而欲行之，偶感微疾，姑息试之，暴卒。”
墓志都是庄重地赞扬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的。表面上没有正面去说坏话，但是却有春秋笔法：学了那么久，自己得了一点小病，试了一下就完蛋了。其医术之差，不言而喻。
还有一个民间流传的庸医墓志铭，用的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和八股文的句式。这在幽默术中叫做“戏仿”，追求的是反讽的效果。其中有这样的话：
“偶病，自医，一药而卒。于戏！先生不卒，天下之卒者多矣；先生卒，天下不卒者多矣。”
这一则还用了绕圈子的办法，用他的死与不死作为条件，和天下人的生死进行对比。妙在把这个人如果活下去，不知要医死多少人的结论隐藏在绕口令似的八股文的句式中。
韩愈送穷
韩愈虽然鼎鼎大名，但是经历过相当穷困的煎熬。他在《送穷文》中就自述“愈以屡穷不遭时”。大概是穷怕了，他竟写出一篇把穷鬼送走的文章。
他说，早在高阳氏之时，穷鬼就死了，世俗也有送穷之俗，但是穷鬼竟赖着不走。
他在《送穷文》中想象：用柳车载了干粮，对它作三个揖请他上路。但是穷鬼竟不肯去，说：“我跟你从小相伴四十多年，一直忠心于你；除了你以外绝不三心二意。就是人家嫌弃你，我也没有变心。你一定是信了什么坏人的谗言。既然我是鬼，又何必用车子和干粮？”
韩愈说：“你和你的朋友弄得我穷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想规规矩矩，又做不到；想为非作歹，又不忍。其结果是一穷到底：一曰智穷，二曰学穷，三曰文穷，四曰命穷，五曰交穷。五个穷鬼，变成了五种祸患，弄得我饥寒交迫，备受攻讦。”
话还没有说完这五鬼就跳了出来，大叫大喊地说：“虽然你遭到排斥，但是我们不忍背离。”逼得韩愈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只好把原来准备好了的车子和干粮烧掉。
这样的自嘲，其幽默感在于：作者认为自己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智慧、学问、文章、命运、朋友等各方面都“穷途末路”，令他十分厌恶，他要以全部力量改变这种窘境，唯恐五大穷鬼不滚蛋，而穷鬼却是因为十分忠心于他，不忍背离。穷鬼出于好心的动机，却给作者带来极大的痛苦，二者错位的幅度越大，越有喜剧性，也就越有幽默感。
恋穷不舍
韩愈写了《送穷文》，本来已经是牢骚文章、游戏文字了，这在中国正统文人当中是很少见的。韩愈自然知道他的这篇文章和屈原那篇充满了忠君爱国的《离骚》不可同日而语，是篇速朽文章。可是，居然在韩愈死了多年以后出了一个名叫桑悦的人，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留穷文》来和他唱对台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