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武松无疑是一个英雄，一提起这个名字，我们脑子里就呈现一个非常高大的形象，可以说是某种民族精神的标志，而对宋江则有争论，是英雄还是狗熊，有不同意见。但武松是非常崇拜宋大哥的。不只武松，《水浒传》里所有的英雄都毫无例外地崇拜宋江，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宋江不是英雄，而是狗熊，那武松崇拜他什么呢？是不是臭味相投，两个英雄，都值得怀疑呢？
一、仗义疏财的内在矛盾
武松为什么是英雄？首先因为他参加了反对贪官污吏的武装集团，这个集团一般被认为是农民起义的集团。讲农民起义，讲了几十年，我50年代念大学的时候就讲了。可是仔细推敲一下，水泊梁山里的头领有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农民呢？据我了解，没有。领导集团里，肯定没有农民，第一把手宋江是山东郓城县的押司。押司是什么呢？顾名思义，政府文书的管理签署者，可能相当于县委办公室的主任，第二把手卢俊义，他是北京城的员外，很有权势很有钱的一个大财主。军师吴用好像跟农村有联系，但是他是农村小学校的老师，所以不能说他是农民。至于其他的一些领袖，如林冲，原来是京城八十万禁军的教头，相当于我们国家军事学院的教务长，相当高级的一个军官青面兽杨志也是军官，大刀关胜、霹雳火秦明、双枪将呼延灼都是军官，级别还相当高。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些出身中下层的，比如李逵、白胜、阮小二、阮小七、阮小五等，这些人都是来自下层社会的。李逵是贫农出身，但是这个家伙早就脱离了土地，混到城里面以后，到一个劳改农场去当了一个看管。白胜是什么身份呢？好像没有什么正常的职业，有点接近二流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渔民，阮小二娶了老婆，因此比较安分，阮小五比较好赌，不爱劳动，也不能算是纯粹的劳动者。唯一比较像农村劳动人民的是谁呢？是两个猎户，叫解珍、解宝，这两个人射中了一头老虎，老虎滚到一个地主庄园去了，地主毛太公把这个老虎贪污了，不但贪污了，还闹了一场官司，把他们两个抓起来了。这两兄弟最接近农民了，但是，也还不能算是标准的农民。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参加水泊梁山军事斗争的这些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是没有的，最多是些有一点接近农村游民，大量的是脱离了农村土地的游民，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这些人属于流氓无产阶级。
当然，凭这一点就判定他们不是农民起义，这有理论上的漏洞，为什么呢？根据经典理论，判定一个集团是不是农民起义，不能完全看领导集团和参加的人是不是农民，而要看施行的政策是不是对农民有利，能不能代表农民的理想，从理想意义上来说呢，好像有一点，但是这样笼统说，也有一点儿危险。《水浒传》核心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义”，所以有“聚义厅”。通过这个“聚义厅”的“义”达到替天行道的目的。什么叫“义”呢？这很难下一个定义，因为《水浒传》讲“义”，和《三国演义》有点相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好像都讲“义”。但是《三国演义》的“义”和《水浒传》的“义”根本上是不相同的。《三国演义》的“义”是从属于刘家工朝正统，刘关张三结义是为了打败篡夺汉室正统王位的曹操等等，而《水浒传》的“义”实际上是讲一种平等的观念，大家上了梁山以后，郜是兄弟，“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以兄弟相称，表示血缘关系。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最为可靠的人际关系，就是血缘关系。国民党最初在党内称同志，共产党把自己的追随者也叫同志，强调思想的认同。但是，那时血缘关系，比思想认同要紧密多了，素不相识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只要到达这里，就像亲骨肉一样平等。那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呢？因为社会上不平等、不义社会上为什么不义呢？因为社会上有等级，经济地位、政治权利不一样，行政权力和经济手段不平等，因而产生了很多不义的事情要让社会“义”，就要取消不平，这是很困难的，因为是法律规定的，再加上，贪官污吏，在法制以外，迫害老百姓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一种特别有力量勇敢的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个人的、强大的暴力，用生命去帮你拼所以才有一个英雄叫作拼命三郎石秀、这很有象征性能够路见不平，拔刀拼命的，就叫“义士”、这个“义”不但充满平等的社会理想，还渗透着人格理想这个“义”在《水浒传》中充满了反抗意识。但是为“义”拼命的英雄在《水浒传》中不是最高的义十，最高的义士是谁啊？最高的权威是谁？宋江他有没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能力呢？没有，这个家伙根本不会打架可所有的拔刀拼命的义士，见了他，莫不“纳头便拜”。他为什么受到这种无条件的崇拜，不管是强盗、土匪、英雄、豪杰，一听到宋江的名字，就磕头，为什么？他有一个品格，叫仗义疏财，只要一看到你有困难，不管认识不认识，马上就拿二两银子，十两金子给你，请你“笑纳”吧。这就代表了另外一种理想。这个社会太坏，弱者为什么老是受欺侮？就是因为弱者没钱。梁山泊劫富济贫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团的斗争，一般的小百姓，都是孤单的，等不到你梁山部队开过来，都饿死了，而宋江的绰号叫作“及时雨”，因为那个大规模的雨，不及时。及时，就是一旦有需要，有钱的人马上主动奉献，我钱太多了，请你收下，你一定要笑纳，这样就有了两种义士：一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也就是《水浒传》电视剧里面说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样一种人，为了他人，哪怕是不认识的，甘冒生命危险。当然，不一定都要用刀，也包括，你被通缉了，我立刻通风报信，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进去，在所不惜第二种就是仗义疏财，人人都拼命聚财，我则拼命散财，主动用钱来填平社会的不平。这两种义士里面，哪一个更难得呢？最高的义士，是什么人呢？是仗义疏财的。如果有钱的人都能够像宋江一样，把钱主动送出来，这个社会就平等了。这其实就是农民起义的理想，和宋江差不多同时代的农民领袖王小波，就提出过“均贫富”的口号，但，那是要用流血的办法，打很多的仗，才能像太平天国，正式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样的理想，当然是空想。全世界有这样理想的人挺多的。直到19世纪俄国还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够得上宋江的水平，谁呢？托尔斯泰。他说，农奴这样惨就是因为地主占有了土地，我是贵族，我有这么多土地，又有这么多农奴，我太惭愧了，我要把土地送给农奴，他们就解放了。可他老婆不同意，吵得一塌糊涂，托尔斯泰八十多岁时，从家里出走死在了火车站。他老婆也不是坏老婆，是好老婆，很有文化的，老婆说：“你又不会劳动，把土地送出去，这一大家子，吃喝排场，还有儿子女儿怎么养？这一大帮人怎么过？”宋江比较幸运，没有正式结婚，没有老婆，没有人管他，就可以把钱不断地送出去。但还是产生一个问题，你钱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你合法工资能有多少？你有没有贪污？钱从天上掉下来，不过转手一下，就成了天下第一号义士！这说明什么？这种理想人格是空想的。
另外一个大财主柴进，也是仗义疏财。柴进的祖先是柴荣，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在柴荣那里发动政变，夺了皇位，答应了条件，给予“誓书铁券”，你的后代我都保护，因而很有钱。但是他与宋江最大的区别在于：柴进的钱是有限的，宋江的钱是无限的。必然的推理就是：宋江应该是最大的财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最大的义士，却是最大的财主。其中隐藏很深刻的矛盾。第一个矛盾，农民起义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公平，“杀尽不平方太平”。公平的目的是消灭财产的不平等，实现公平的前提却是，要有一个财富无穷无尽的大财主。目的和达到目的前提迎头相撞。第二个矛盾，水泊梁山光基层领导就有一百零八个人，加上小兵成千上万，他们的后勤如何保障？粮食哪里来？也不能老吃鱼啊！其次，兵器？有没有兵工厂啊？肯定没有，倒是军衣，可能的保障，有个天才的裁缝，通臂猿侯健。但是，他只会缝，不会种棉花，不会织布啊，还是不行啊！第三，梁山好汉们打运动战，打阵地战，要消耗多少钱啊？美国到伊拉克去打了一下，已经消耗好几千亿美元了，这么多钱哪里来？第四，英雄们在梁山很快活，大碗吃肉，大秤分金银。肉可以说是小喽啰们饲养有方，但是金银哪里来的？他们又不开金矿，《水浒传》露了一点马脚，经常抢劫，不完全是智取生辰纲，那是不义之财，而是抢劫过路客商。林冲要上梁山，当时梁山泊主，白衣秀士王伦，这个人心胸狭隘，狭隘到了跟周瑜差不多，只要有才能的人上梁山他就害怕，就故意刁难。他就说好啊，你要上可以，一个条件，就是你到山下去杀一个人上来，也就是过路客商，你把他杀了，把钱抢过来。林冲就只能答应再说。但是林冲这时比较倒霉。他碰到了杨志，杨志这个人力气大，又没有什么钱。这一条财路，是很不光彩的，也是《水浒传》比较讳言的：碰到过路客商，留下买路钱来，不然，就人头落地。这个强盗方法与他们声言要反对的地主恶霸，贪官污吏，有什么区别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干脆攻打一个庄子，把钱粮抢过来，也是写得比较隐讳。从残忍性，破坏性来看，农民起义的黑暗面，是不是也有点土匪的味道呢？不过是以土匪反对恶霸罢了。这就走向自己的反面了，自己变成有组织的匪帮了。
还有一种矛盾，《水浒传》里面虽然隐藏着崇高的理想，就是义、平等、人格平等、财富平等，但是，又碰到一个难题，这是军事斗争啊，大规模的啊，再平等，也不能将领和小兵一样啊！因而还是要把人分成档次，怎么分呢？第一档次，就是仗义疏财的；第二档次，是拔刀相助的。两个大档次中又分为若干小等级，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是上天规定的，命中注定的，不可更改的。
这个理想表面上是辉煌的，但是是空想的，理想是义，实践的操作是匪，文雅一点，帮派团伙。何以见得呢？《水浒传》一味美化他们，但是从最大的英雄身上，可以分析出光辉里面的黑暗。
水泊梁山所建立的，就是一个义的王国。不管是忠义堂还是聚义厅，都是以义为最高原则的。在江湖上，被无条件认同的这种义的原则是与官方不义的权力和财产的等级制相抗衡的。“替天行道”大旗下所建立的，就是这种义的理想国。在这种理想国中，人人在精神上都像兄弟一样平等，但也不是没有等级，不过不是以财产和政治权力，而是以义的程度来划分，让仗义疏财者占有最崇高的社会等级。这不仅是一种军事等级，而且是一种道德荣誉。它的道德自律性远远要超过军事的约束力。
二、全面理解宋江
前些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给广大观众留下了一个相当矛盾的感觉：一方面是在制作的精良上，可以说是古典名著改编的冠军，收视率高达40%，创造了空前纪录；一方面又在一个最主要的人物身上犯了一个在美学上低水平的错误，把这部家喻户晓的英雄传奇中的领袖宋江，表现得极其窝囊、猥琐，使人倒胃口，反感、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编导和演员们辛辛苦苦，难道就是为了获得如此煞风景的效果？报刊上已经有了许多解释，在我看来《羊城晚报·花地》（1998年3月16日第10版）上章明先生的文章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宋江是一个有错误的悲剧的人物”基于此，他提出：“对宋汀应当分析批判，但不能把一念之差铸成不可逆料的大错的悲剧英雄写成奸佞小丑”他暗示，这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怀旧”，说穿了，就是还没有从“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批宋江”的投降主义的阴影下走出来。
在我看来，这里不仅有“批林批孔”的影子，而且也有与《水浒传》唱对台戏的《荡寇志》的味道。尽管二者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在把宋江的形象加以尽情糟蹋方面却是一致的。《荡寇志》把宋江写得“假仁假义”，最后死于两个名叫“贾仁”、“贾义”的人之手，和电视剧《水浒传》在刻画宋江在仁义上的虚伪可以说是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