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本来是想站着讲的，为什么呢？我看见后面有那么多同学是站着的，如果我坐着，对他们好像是不太公平。但是呢，我不得不坐下，因为这个麦克风太短，逼得我老是躬着身子。你们直着身子，而我却卑躬屈膝，（笑声）同样不公平。那么，请后面的同学同情我一下，允许我坐下来讲。（掌声）鼓掌，就是鼓励，那就坐下来，倚老卖老。还好，没有以老压小。（笑声）
一、一场突发的争论
今天讲鲁迅，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鲁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政治化了、意识形态化了，被神化了。想来，这有一点滑稽。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都走下了神坛，周恩来也走下了神坛，鲁迅同样从神化走向人化，关于鲁迅思想的发展、他经历的曲折、甚至于他的局限性的研究，包括他如何看待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保持距离。类似这样的研究，很多人都做过。王晓明在一本鲁迅传记性质的书的前言中，甚至说，他要研究的，就是鲁迅一直如何与绝望作斗争。当然还有比之更为敏感的，鲁迅如果活到1949年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下场。这个话，黄宗英女士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她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一个座谈会。当时有个翻译家，叫罗稷南，问过毛泽东，说：“鲁迅如果今天活着的话会怎么样？”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前两年，他的门生，胡风被打成了“反革命”，而且是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当年他的得意门生冯雪峰——代他执笔写过文章的人，又被打成“右派”。鲁迅如果活到1949年以后的话，命运会不会跟郭沫若形成鲜明的对照。问题的实质是，如果鲁迅在世，他也会随大流吗？肯定不会。他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气候中，对罗稷南的这个问题，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黄宗英的回忆，还得到了其他与会人的证实。但是，鲁迅仍然是神，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给了他那么崇高的评价，光是伟大就好几个，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鲁迅是不能被批评的。1986年前后，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在《青海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把鲁迅神化，指责“吃鲁饭”的人士，引起了轩然大波。弄得杂志主编下台。当然到了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鲁迅从神坛上走出来，关于鲁迅的一些隐私问题，如，他的原配妻子朱安，过去学术界是视而不见的，关于她的地位问题，都给提了出来。所以王晓明教授，就在他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说，鲁迅在婚姻问题上，其实是很矛盾的。他不爱朱安，又不敢和她离婚，因为，这个朱安是母亲的“礼物”，几乎是强制他接收的。另一方面，朱安，也不想离开周家。我听过一个转述：那还是鲁迅在北京的时候，可能是与许广平的关系比较密切了。朱安也许是感到自己的地位有危机了。就在他们三兄弟都在的时候，突然下跪，说：“大先生，即使你不要我，也不要把我赶出去。我情愿一辈子服侍老太太。”现在一般的研究者，都说鲁迅离开北京，是因为军阀的迫害，林语堂通风报信，才去了南方。我以为，可能是回避问题。因为鲁迅去南方，许广平也去了，不久，就在中山大学会合。后来国共分裂，鲁迅在广州待不下去。照理可以回到北平啊！然而，却回到了上海。为什么？这里，有个许广平的身份问题。所以在王晓明的书中，就有这么一句话，鲁迅一生所做最精彩的事情之一，就是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注意，关键词是：“同居”。不是结婚。从法律意义来说，许广平和鲁迅的关系，是不合法的。那边还没有离婚，至少应该像蒋介石在和宋美龄结婚之前，和陈洁如女士，登报了断。鲁迅没有，所以，这边就不能叫老婆，否则有重婚之嫌呀。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学者已经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来看。连替他生了孩子的老婆，都是合理而不合法的。这比徐志摩，想离婚就离婚，想结婚就结婚；比陈独秀，把老婆丢掉，和老婆的妹妹结婚，甚至嫖妓，可是相去甚远了。但是，这并非特殊现象，在五四先驱者当中，相当普遍，和郭沫若有点相近。郭沫若在日本和安娜恋爱生孩子，也是有法律问题的。四川老家，老婆还活着。在五四运动到来之前，郭沫若为这个事情，苦闷得老想自杀。再加上，经济压力挺重。他不得已写些稿子，赚稿费，可是，孩子，最大的叫作和夫，又在边上哭闹。他火起来，就打了孩子的耳光。打完了，又觉得自己没有道理，又忏悔，就打打自己的耳光，看看疼不疼。（大笑声）你们笑什么，这个郭沫若，不是神啊，他是个大活人啊，他干了坏事，还很纯洁，很天真啊！这是他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内心备受煎熬啊。30年代中期，他回国抗战，把安娜丢在一边，和于立群结婚，就没有这样的天真了。
大量的事实证明，鲁迅当时活得不如郭沫若那样天真、潇洒。他的生命很沉重。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共识。
但是，鲁迅的艺术怎么样呢？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不是绝对的天才，一上来就很成熟？直到最后，还是成熟，每一篇都成熟，是不是在探索的过程中，艺术家才华的发展也有波折，也有挫败，也有败笔呢？这就很少，甚至没有人敢说什么了。
我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有一件事情的刺激。大概是十年前，我参加了一个代表团，到澳门参加学术会议。当时，国民党的一个学者，对来自北京的鲁迅专家发难，他说：你们对鲁迅为什么评价那么高？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思想家，这样讲，我们没有办法对话。我说明一下，早在1942年前后，国民党有个理论家叫作郑学稼，写过一本《鲁迅正传》，一开头就否定鲁迅是革命家。理由是什么呢？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夕，当时在日本，参加过“敢死队”。什么叫“敢死队”你们知道吗？就是从日本回来搞暗杀。快要出发了，鲁迅不干了。为什么？他说：“我死了，我妈怎么办哪？”这不是造谣。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就写了这件事。关于这一点，我们无法争论。为什么呀？因为关于“革命家”，我们的理解不一样，不能拿参加不参加“敢死队”作为标准。革命家，绝大多数，如，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毛泽东，没有参加过敢死队。蒋介石倒是参加过敢死队的，汪精卫是干过暗杀的勾当的，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也暗杀过沙皇。
革命家多种多样，有实践型的，有纯粹思想型的，也有冒险型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干暗杀这档子事情的。由于对革命家的外延和内涵，理解相去甚远，我们没有办法讨论问题。我不是在讲“幽默和雄辩”时说过吗？要达到雄辩，就要用对方话语、逻辑来证明我的立场，也就是，justify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这位台湾地区学者说，我不跟你讨论革命家的问题，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鲁迅作为艺术家，他究竟有什么贡献？
当时，我们一齐把目光射向来自北京的、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他是我的学弟，希望他快刀斩乱麻，几句话把它打发掉。但是，3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反应。我作为大陆来的学者，感到很郁闷呀：怎么还不讲话？这样小儿科的问题有什么难度啊？5分钟过去了，还没有发言，我的脸色可能也不对了。过了6分钟，我忍不住了。为什么忍不住了？这太不像话了。可为什么等了6分钟呢？我不是研究鲁迅的，虽然我喜欢鲁迅小说。但是，再熬下去，等到10分钟，还是哑场，就太丢人了。我就硬着头皮开口了，是不是允许我来替这位先生答一下？大家很高兴，鼓掌。
我说，鲁迅究竟伟大在什么地方？我的老师严家炎先生说：“他首先伟大在是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小说家，一个杂文家，一个散文诗作家，然后他才是思想家、革命家。”如果他艺术上不伟大，那在思想上是伟大不起来的。而现在我们学者，主要是大陆的学者有一个倾向，就是对这个问题，没有感觉。滔滔不绝的演讲，大块的文章，可就是没有回答：在艺术上，他伟大在什么地方？台湾地区的学者如果不同意也可以证明一下，他在艺术上并不怎么样。
二、艺术的丰富性一例：八种死亡
我以为，作为艺术家，他伟大在对中国小说艺术发展有历史性的贡献。这个问题，我不能即兴式地作全面评论，但是我能从一个侧面提供一个线索。我说鲁迅在写人的死亡方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话怎讲？起码在鲁迅的笔下，起码写了八种死亡，每一种死亡都不一样。西方文艺理论史上，有一种说法，什么主题都是过眼烟云，只有两个主题是永恒的，爱和死亡。我说，鲁迅小说不大写爱，爱都是失败的，这个不是我要讲的，我也不够资格来研究。我的体会，他的精彩在于写死亡，真是丰富多彩，至少八种，没有重复，这才是大艺术家的风貌啊！小艺术家，像我的同学，刘绍棠先生，我的老师王瑶就批评说，往往就是重复自己呀！人物还是那个，不过是把帽子和名字换了一下而已。
第一种死亡，是最有名的，阿Q，小人物，冤假错案，非常悲惨的死亡。鲁迅居然不写他的悲惨，不渲染场面的沉痛，而写他的可笑。鲁迅的伟大的艺术魄力就在于，悲剧性的死亡，用喜剧性的写法。当阿Q走向刑场的时候，他最在意的居然不是自己死到临头，而是关注人群里有没有吴妈。就是他曾经跪下来对她说“我要跟你睡觉”的那个人，那家伙不识抬举，大叫大喊，弄得阿Q挨了棒子，连阿Q最后的家当，一件破棉袄都被没收走了。这样一个给他带来灾难的女人，临死他还要关注。明明是冤死，还像英雄赴义一样“再过二十年……”这是荒谬的、可笑的。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上没有的。在西方小说史上，据我所知，荒谬到这种程度也是少见的。我不敢说没有，因为在科学研究上，讲有很容易，讲没有很可怕，不知哪一天会冒出一个来。
第二种，他不但善于写喜剧性的死亡，而且善于写悲剧性的死亡。他的悲剧性的死亡有什么特点呢？有，这主要是《祝福》里面祥林嫂的死亡，死得很悲惨。这个非常深刻，超过我们中国古典小说史上任何那种死亡的写法的艺术的高度，甚至于跟林黛玉的死亡都不一样。这一点比较复杂，请容许我下面细讲。
第三种死亡，孔乙己的死亡。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的全部生命投注于考试。很可惜他不会考试，考了起码几十年，居然考秀才都没有考上。秀才，按今天的学制去类比，也就是小学，居然，考到死也没有毕业，成了一个废料。这个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只能给别人抄抄写写。又喜欢偷书，偷笔墨纸张，典型的废料加小偷。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悲惨的人，当他出现的时候，却给周围带来了欢乐。这样一个人死了，没有任何人有悲哀，也没有人有快乐。这就是既无悲剧性，也无喜剧性的死亡。作为伟大的一个人道主义者，感觉到这种死亡是让人无限沉痛的。
第四种死亡，是英雄的死亡。在鲁迅的《呐喊》、《彷徨》中，基本上没有正面写过英雄，只有浑浑噩噩的小人物，只有一个英雄，就是《药》里面的夏瑜。这个英雄的死亡虽然是壮烈的，却是通过小人物的麻木心态反映出来的，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认定英雄的死亡是愚蠢的、疯狂的、活该的，大快人心的。到监狱里还要宣传革命。挨到拳脚，是最理所当然的。“大清人的天下”岂是他能够动摇得了的？特别是，他的鲜血染红的馒头，被当成治疗肺病的良药，内在的意蕴是冷峻的：牺牲是白费的。他的死亡是壮烈的悲剧和荒谬的喜剧交织在一起的。
第五种死亡，“孤独者”魏连殳的死亡，是冷酷的死亡，这个人临死时嘴巴上还挂着冷笑。这个人是非常孤独、非常孤傲，跟周围公然对立，瞧不起周围的一切人，对世态炎凉、政治上的飞黄腾达、经济上的财富等等，他都采取蔑视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后环境逼得他怎么样呢？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去做一个军阀的副官。因此他有了地位，有了金钱权势，他是为了复仇。周围的那些俗人、势利者马上就来奉承他了，他冷眼相对。这样一个以反抗恶势力开始，以同流合污为代价，来取得复仇的本钱的人，最后鲁迅还是把他送上了死路。他死的时候，那些势利的小人表示悲哀、表示对他的尊敬，可是他脸上挂着冷笑。这个冷笑，鲁迅说既是冷笑这个世界，也是冷笑他自己。鲁迅在讲到《药》的结尾时，曾经提到过安德烈耶夫的阴冷。他说，写夏瑜的坟上，有一个花圈，以免像安德烈耶夫的阴冷。可是，魏连殳的死亡，却有安德烈耶夫式的阴冷，冷到有人哭，但没有人悲，连他自己也不悲，只有冷笑。这是第五种死亡，是冷笑着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