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篇《废墟》被一些人批得要命。余秋雨这样讲，“废墟有一种形式美”，废墟本来是丑的，但余秋雨以哲理式的矛盾，发现了美即使转化为丑，可毕竟还是美的。造出房子，拔离大地，是美，然后是废墟，倒下去，是丑，但是，同时又皈依大地，又变成了美。离开大地又回到大地同样是美的。就像母亲微笑着鼓励儿子创造，又微笑着包容儿子的破坏。你把楼造起来，母亲微笑，你把房子推倒在大地，大地是母亲嘛！母亲宽容，也是微笑有一位先生，就非常恼火地说，这是什么散文！母亲和儿子的比附令人摸不到头脑，废墟是母亲的创造吗？那不是把废墟当作了建筑吗？这哪里像教授的学术散文，这是一个中学生的小作文还差不多吧！这个人智商很低，照理不该乱说，他根本就没有看懂。但是，他胆子大得很惊人，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传媒批评，让无知者无畏。（笑声）当然，《废墟》并不是余秋雨最好的散文，余秋雨最好的散文都有文化历史的典籍、文化历史的故实作为基础，人文的精神是非常强的这里恰恰缺乏这样的基础，因而比较弱，但是为什么我说他还可以呢？这里有哲学、宗教和神话的潜在含量。把大地比母亲是希腊神话，安泰大力士的母亲是大地；拔离大地又皈依大地，这是什么啊？这是《圣经》，人是出自泥土又回归泥土。亚当是上帝用泥土创造的，死亡就是同归泥土。没有希腊神话和《圣经》文化的修养，就不理解不理解不是光荣，应该感到羞耻，不能拿来当作骂人的本钱。
要真正读懂余秋雨，还得有点艺术修养，对散文有点见地。余秋雨把神话典故用得这样含蓄，建构了他的语言，这是很有才气的，可是，一些批评家不懂艺术，却以发出一些武断的狂言为荣。有个艺术批评家骂余秋雨，说余秋雨经常闹些笑话，居然在一篇文章里讲，“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叫什么话！都江堰是最精彩的？好多人就跳起来，那么张家界怎么办？武夷山怎么办？
我们还是冷静下来，作真正内行的艺术考察。
另一篇文章说，有一个外国人问余秋雨，中国的风景最值得欣赏的是哪个地方，余秋雨就讲了，是三峡。如果有人死心眼，就可以问，那不是说过最值得欣赏的是都江堰吗？余秋雨还讲过，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当中，嵇康是最可爱的，骂的人就更多了。那李白就不可爱了？屈原就更可爱了？那么杜甫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比李白还更可爱一点吗？我在这里，还讲过，猪八戒也蛮可爱的嘛！（大笑声、掌声）有的人就是弄不懂啊，就是死心眼啊！余秋雨还说过，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友谊往往是在流放的地方最伟大。这话也是被人攻击了，那俞伯牙和钟子期没有流放，他们的友谊就不伟大了？我这里，给他们增加一个论据，在刘再复先生看来，俞伯牙和钟子期是中国最伟大的友谊。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懂艺术还是不懂艺术。艺术是以情感为核心的，情感不是理性的。但是，它并不因为不理性而失去价值。它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叫作审美价值。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今天不再重复。
情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是不全面的，它是片面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月是故乡明，瘌痢头的儿子自己的好，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不科学，哪来这么多西施啊，同样一个人，到仇人眼里呢，可能就是出妖精了，（大笑声）这就是抒情嘛！它是代表感情的，不讲逻辑的，不讲一分为二，不讲全面性，它的生命就是片面性啊，全面了，一分为二，我这个情人，眼睛有点西施的味道，可是脸蛋嘛，就有点东施的痕迹了。（笑声）至于身材嘛，远看过去，就有刘姥姥的嫌疑了。（大笑声，鼓掌声）这很可能是比较客观，比较科学的，但是，这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这一点，你们学理工的，特别要注意，理工科的思维不是万能的，至少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无能的。（大笑声）到那时候，你只能用文学的思维来代替科学思维。要不然，肯定是要吃亏的哦！（大笑声，鼓掌声）很可惜的是，批评余秋雨的人，尽管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肯吃亏，用的是审美思维，可是在作文学批评的时候，却忘记了，不许人家以情感逻辑写散文。不懂艺术的批评家就骂余秋雨，骂他武断、片面、偏见，一味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充满了常识性的错误等等。实际上他们不懂艺术，存感情高潮的时候，可以率性。率性是非常精彩的。鲁迅说，好诗到唐朝都写完了，这话率性不率性？那宋朝以后都没好的了？毛泽东也非常率性，1949年写白皮书批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这个国务卿认为中国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中国文化受到美国进取文化的冲击。毛泽东说不对，这是阶级斗争，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还赶不上一个普通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这是写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别了司徒雷登》里的。你说偏激不偏激？但读了很痛快，这叫散文的率性原理，智慧的情绪化？
余秋雨说我认为都江堰最好，我认为嵇康最可爱。我认为，是我的感情，我的独特，我的个性，我认为，我喜欢，你不认为怎么样？拉倒！你管得着吗？（大笑声）是吧，非常简单，但是有些人，我觉得是有点傻、傻乎乎，死心眼，一般人觉得自己有点傻冒，就隐藏起来，但是有些人，却把自己的傻相，公之于世，我就这副傻样子，大家来欣赏哦！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引用一段权威的话。钱锺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里边，有一篇散文叫《一个偏见》，他认为散文都是偏见。我看所有批评余秋雨的人应该看看这篇散文。
偏见是思想的放假，这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使我们不得怀挟偏见，随时随地都要讲公道正理，那就好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要做出摄影机前的动人姿态……人心位置，并不正中……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世界太广漠了，我们圆睁两眼的平视正视，视野还是偏狭得可怜，狗注视着肉骨头时，何尝顾到旁边还有狗呢？至于通常所谓偏见，只好比打靶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但也有人以为这倒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
一点偏见没有就等于成天坐在客厅里，一本正经发表宏论，或者站着听训话，多难受啊！钱锺书说得很俏皮：“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自我欣赏还要做出摄影机面前的姿态吗？这不是活得太费劲了吗？“人心位置并不正中，”这是生理现象，又是人生哲理。随笔、散文、情书都是“一偏之见”。这个学问并不深奥，就是我刚才说过的审美的情感逻辑、事实上，不要讲文学，就是自然科学，要绝对全面、客观是不可能的。早在20世纪初，物理学两个学派争论不可开交，年轻的海森堡，去找爱因斯坦说，我要发明一种仪器，测量数据，判断哪一方是正确的，哪一方是错误的。爱因斯坦微笑着告诉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你的仪器是根据你的理论设计的，在你的数据中，有你的预设。当代哲学的核心就是不承认绝对客观的“物自体”。忽视这一点，是真正的落伍，何况余秋雨早就说了，把弄清楚了的交给了学术，把弄不清楚的交给了散文，以表现他的思考。
我们作为人是全面的。全面，就是多面的，但，那太复杂，我们今天不讲。通常简单说，就是正反两面。一面是理性的，就是科学的真、道德的善；另一面呢，是情感的，就是艺术的美、余秋雨提供的是艺术思维，集中表现感觉、知觉和情感。余秋雨讲，当教授以理性思维，很枯燥。他反思：搞学问为什么就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也就是没有感性的活力了。所以说呢，他就把学问放弃掉，来进行文学创作，让智慧携带情感飞翔。
余秋雨之所以值得珍视，是因为中国当代散文的特殊历史背景。
在余秋雨出现以前，虽已经从“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假、大、空里解放出来了，但是，到80年代，主流还是抒情散文，杨朔和刘白羽的诗化抒情模式仍然束缚着想象，大多数作家对滥情潮流虽然不满，但仅仅是不满而已。同时，世界散文、世界诗歌、世界戏剧、世界小说已走向了冷峻的审智，抑制抒情成为主流。而中国当代的散文正面临着发展的瓶颈。作家们遵循巴金所说的“讲真话”写散文但是，“讲真话”只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同立场，并不涉及艺术的追求。艺术是一种逼真的假定，脱离艺术特殊规范的“真话”可能变成粗俗的大实话，不但不见得就是真理，弄不好，真话其实是流行的话语，反而容易压抑了自由的话语真话不是放在盘子里可以任意取得的、余秋雨一再宣言：散文的写作当作是文化人格的深度建构和升华应该补充的是，这不但是一个人格建构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群体话语的突破和建构的过程。
这个过程并不如迷信讲真话的天真的理论家想象的那样轻松，要摆脱现成话语的束缚是一场话语的搏斗，不但要和现成的抒情、滥情、矫情的话语搏斗，而且要和自己对这些话语的幼稚的迷恋博斗。在这种搏斗的过程中，余氏并不是无往而不胜的，有时流行的话语，包括那些滥情、矫情的活语对他这样一个多情种子，也有魔鬼一样的诱惑力。在他写得非常精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段令人遗憾的滥情。虽然这种滥情很快就被他相当大气的智性所渗透而变得厚重，但是某种不舒服的感觉免不了要留在心头。艺术人格的建构同时又是个体话语的建构，比单纯道德层面人格的建构要复杂得多，也艰难得多。
六、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相互阐释
结合着话语的颠覆和建构，余秋雨在文化智性的思考，文化人格的批判和建构上，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为当代散文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很可惜的是，他的艺术贡献，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对他的围攻却使严肃的学术研究一度夭折。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出来，给余秋雨说一点公道话。我的《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在2000年《当代作家评论》一发表，就得了该刊的年度大奖。又被推荐到鲁迅文学奖，到最后一轮，没有成功，据说，不是文章，而是余秋雨这个人有争论。但是，余秋雨的散文艺术的影响却遍及神州大地余氏散文无疑带来了一股冲击力，就有一种鬼使神差的力量，一种无声的命令，推动着作家们在山山水水面前改变了眼光，超越自然景观的诗化，进入了人文景观的透视。
批评家们骂出一万篇文章来也不顶作家模仿余氏散文的一窝峰景观。只有为散文带来历史的突破的，才有这样的殊荣。
以余氏的《三峡》为例。在余氏出现以前，谁不会写一点三峡风光呢？但是遇到一个困难，三峡的自然风物已经给前辈大师写穷了，余秋雨自己就老老实实承认，“在三峡是寻觅不得诗句的”，找不到更好的诗句，余秋雨就另谋出路了，他不再单纯写三峡风景了。他抓住两个人文性质的故事和自然山水的一个特点让它们猝然媾合，第一个故事是，李白流放到这里，中道遇赦，写了一首涛，“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第二个，是刘备白帝托孤的故事。余秋雨听见了在播放的京戏“白帝托孤”。第三个，就是自然景观了，他并不全面去描写，而是只抓住其中的一个特点，三峡的涛声。然后把这两种文化景观和一种自然景观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意象。
关于三峡的经典诗文那么多，从来没有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相互阐释交融为一个感性的意象。余秋雨的这个创造，说是破天荒的也不为过。要知道，本来，李白是一回事，这个刘备又是一回事，两个人相差几百年，可谓八竿子打不着？刘备死的时候，过几百年，李白才出世。李白在写《下江陵》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刘备，当然，三峡与这两个人都有关系，但是有关系的不是余秋雨笔下的江涛，而是，白帝城的败局啊，航行的急速啊，猿声之凄厉啊，但，这一切，余秋雨都舍弃了，独独选中潮水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声音”，他抓住了“声音”这一个特点，同化了李白、刘备的典故，让李白刘备的典故也集中到“声音”上来，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艺术的有机体：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辨着的滔滔江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