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差不多两千年过去了，周瑜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可是，这句话所代表的心理至今未死啊，周瑜的灵魂依然活在中国人，甚至是西方人的心里。妒忌作为一种心理，往往是近距离的。有俗语说，武大郎开店，他就是不招收个子比他大的。你个子大可以，你不能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我就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了觉。你到别人那里去吧，我就不难过了。（大笑声）在我们大学里，好多教授不会妒忌美国的教授有多少钱，日本的打工仔有多少钱，但是他们对于和自己同一届毕业的比自己工资多的人却不能忍受。人和人活在普遍的比较之中。但是，三百六十行，行行不相同，比较比较难，因为没有现成的可比性。而同行之间就很容易攀比，因为同行提供现成的可比性。所以卖淫女只会妒忌卖淫女，不会去妒忌总统夫人，小偷今天得手了，偷得比别人多，在其他小偷面前，就感到自己技术高超，很自豪，而偷得少的，就难过，就妒忌，就恨，就想泄愤，有时就会去举报。
但是，人的这种心理，是非常隐秘的，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暴露出来。周瑜是非常神气的小生，非常智慧的统帅，怎么会这样的小人之心呢？不要说别人看不出，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定要有一种假定性，一种想象，才能把内心深处的黑暗暴露出来。那就让他面前出现一个人，比他高明，不高明到“多智而近妖”就不能超过他，周瑜就不会被自己折磨到活不成的程度。没有假定就没有艺术了，在诗歌里是感知的假定，在小说里是情节的假定，无巧不成书，让他碰到日常难以遇到的巧合。经典小说家的才华就在于，把人物打出常规，不光看人物平时的表现，而是想象，在某种特殊的、意外的关头，人物是个什么样子。如，在自称就是有老虎也不怕的武松面前出现一只真老虎、结果是在真老虎面前，他却是惊惶失措，“酒都做冷汗出了”。接着是活老虎打死了，死老虎拖却拖不动了。就在遭遇老虎的前后，武松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方面是神得很，超人，一方面又平凡得很，和我们这些俗人、小老百姓，看见老虎就发抖的人，是差不多的。正是因为这样，才成为经典。这才是人啊！同样的在《水浒传》中，李逵也杀死老虎，而且杀的比武松还多，一下子杀死了四只老虎。但是，李逵杀虎不成为经典，为什么呢？李逵用刀子把老虎捅死，方法很科学，很可信。但是，李逵的心理层次很贫乏。他就是非常火，非常勇敢地把老虎干掉了李逵杀虎的过程，读者没有发现李逵有什么新的心理奥妙，也就没有多少感动。
古今中外许多小说家，并没有开过讨论会，一起研究一下，如何构造情节，可是他们各自为政，却殊途同归，都是用把人物打出常规的办法来构成情节把白骨精送到猪八戒面前，让一个不喜欢法语的法国小学生上最后一堂法语课，让一个非常虚荣的教育部职员的太太，丢了一条借来的项链，其结果，埋藏在人物心理最深处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那个讨厌法语的孩子，突然就觉得自己非常热爱法语，巴不得法语课一直上下去。而那虚荣得要命的妇女，就变得非常艰苦朴素。只有通过假定性，才能揭示出心灵深层最为隐秘的真实。
四、在假定中，把人物打出常规
要学会欣赏小说，欣赏人物，欣赏情节，就要体悟艺术家是如何把人物打出常规的。
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有过这样的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他是想用这样的话说明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而张贤亮在《绿化树》也引用了这样的话，来说明人物的思想历程。但是，恰恰透露了小说情节就是通过假定，把人物打出生活的和心灵和常规，有时，一次不成，要多次，所以“三打白骨精”，“三打祝家庄”，从内心深处的奥秘袒露出来。正是因为这样，张贤亮总是把他的人物放置到一种假定的逆境中去、例如，把一个白命为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被安置在极度饥饿的境地。就在他为饥饿折磨得丧失自尊的时候，让他遇到一个美丽的，然而又是有破鞋之嫌的女人。当他饿得要命的时候，让那“破鞋”给他馒头吃。吃不吃呢？只好吃。（笑声）吃饱了，怎么呢，就这么当破鞋的情人吗？不成。又去念《资本论》，可《资本论》是精神食粮，是不能当饱的啊。念久了，是要饿的呀！“破鞋”的馒头又来了，要不要吃呢？不吃。可不吃是要死的呀，死了就念不成《资本论》了呀！只好再吃“破鞋”的馒头。没有这样反反复复的折腾，这个知识分子的内心复杂的层次，不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
人为什么会这样难以洞察呢？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这样麻烦的办法来检测他呢？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人是很复杂的，复杂到人自己都不了解自己。比如说，我，这不是很清楚吗？“我就是我了”，这是郭沫若在《天狗》中说的。但是，弗洛伊德说，人还有一个不同于表面上的自我的另一个自我，前一个是意识到了的自我，后一个是潜意识里的自我，两个自我，是不相同的，那个意识不到的自我，不是别人，而是自我，更为深刻的自我。为什么有那么一个潜在的自我？就是因为，从小，人的欲望，在弗洛伊德那里，主要是性的欲望，受到社会的、文化的压力，被压抑，不能自由表达，被压抑到潜意识里去了，久而久之就被遗忘了。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内驱力归结于性，是不是有点“唯性论”，是可以讨论的。这个理论，是不是绝对可靠呢？可能不一定、至今还存在着争议，严格地说，还没有从实验心理学得到严格的实证。但是，从日常生活经验来说，却得到广泛的认同，尤其是在欧美人中间。我在欧洲和美国都待过，有一个感想，不知道是不是可靠。那就是欧洲男人，比我们更好色一点。我对此体会蛮深的。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从马克思的家乡德国的特里尔，到汉堡去，德国人是很节约的，不像美国人那样，车子开那么大的，常常一个人就开一辆车，也不觉得浪费，在德国大学里，在假期，某些布告栏里会贴出类似于广告的东西，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到何地去，谁愿意去大家可以搭车，共同负担汽油费（德语叫作：mitfare），我就看到了一张公告，我就打电话过去表示愿意和对方共同负担汽油费。见面以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我上车不久，她说我们还有两个同伴。过去以后，是一个小伙子，当时是1990年，我比现在年轻12岁，坐在女孩子边上有些不好意思。我本来是想坐在后面的，可女孩子说还是坐在前面吧。第二个小伙子看到我，就不肯上来，要坐在女孩子的旁边。我觉得这个家伙好不害臊、那个女孩子是比较公平的，她说，你只能坐到后面，因为是他先来的。那个小伙子非常委屈，一直在那里嘟嘟囔囔，我觉得这个人真是好不要脸。这就扯远了，言归正传。欧洲人认为人有利比多，就是对异性的爱好，这是很光彩的。
话说回来，弗洛伊德说，生活中常常发生的事情是，一个穷小伙子，对一个富家女士有了感情，但是，毫无希望，这种欲望就压到潜意识里去了，这就很苦闷。这种苦闷可能被遗忘了，但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就在梦中把这种欲望以一种歪曲的形式实现了。这种歪曲，叫作畸变，用英语来说，就是distortion。这种畸变的形式，就是苦闷的欲望象征性的表现。在梦中，人的苦闷得以宣泄。为什么？梦是假定的，是打出常规的，想象是自由的。但是，这种宣泄，有个缺点，就是来得很偶然，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要克服这种不足怎么办？那就做“白日梦”，想做就做了。白日的象征梦，这就是文学创作。这就更加自由了，更加假定了，也就更加能够表现深藏在潜意识中的欲望了。所以日本人厨川白村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文学创作，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苦闷的象征》，是鲁迅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弗洛伊德说，为什么小说中充满了下层小伙子得到富家女士的爱情的故事？就是因为作家大多数是下层出身，从小就经受了对于富家小姐的单恋。小时候，就中国戏曲中有一种公式：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生后花园。一定要假定，让公子落难，这就是打出常规，私订终生，中状元，就是自由想象，最后是五男二女，七子团圆。这正是当时小知识分子潜意识中秘密欲望的实现。这种大团圆的结局，鲁迅最讨厌了。
五、真善美的“错位”
美是苦闷的象征，和美是生活的学说，格格不入，可是和美是审美情感学说，息息相通，什么样的情感才是审美的呢？是深层的潜意识里的用什么方法来表现？用的不是生活的本来面貌，而是象征的、假定的形式。这就是美是“苦闷的象征”，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说，美是真的观念，是不完全的。美是和假定，想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超越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说，美和真二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不说是绝对矛盾，但至少可以说“错位”，并不是一个半径不同的同心圆，而是圆心有距离的，真善美，是三个偏心圆的交错。这是我的理论基础，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阅我的著作。但是，我们通常说，真善美的统一，都有一种自动化的倾向，说这样的话，都不动脑筋了其实，只要拿艺术作品来核对一下，不但真和美是不统一的，而且和善也是不统一的，真善美三者是“错位”的。
审美与科学认识活动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它的非功利性，这一点是康德说的。前面我们批评北大教授，说他有一种狭隘功利观念就是凡是有诗意的，一定是教育意义，因而“二月春风似剪刀”，其教育意义就是鼓舞读者进行“创造性劳动”。善，最初级的意思就是有用，或者实用。实用的目的是单一的，而情感是自由的，所以实用是压抑情感的，如果拘于实用，就没有情感了在这一点上，许多理论家搞得很乱，就鲁迅也有时有些混乱，他在《门外文谈》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鲁迅说得很生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混淆了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真劳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实用，喊出杭育杭育的声音，目的是了协调动作，是为了省力，这就不是艺术。只有劳动之后，大家聚焦在河滩上，回想当时劳动的情景，假假的劳动，装得很累的样子，杭育杭育地喊，这才是艺术。在假定的劳动情景之中，情感超越了实用理性，才能自由，才可能达到艺术的境界。但是，人类不能光有情感的自由。人在共同的社会里获得生活资料，但不太充分，总是不够，那怎么办？我的情感发作了，就去偷，去抢？这样的自由，不行。因为你妨碍别人的自由。所以要有法律、道德。你不能一味地任情率性。你的感情虽然很好，但你不能妨碍别人拥有自己东西的自由，你自己有了孩子和老婆，你不能再自由地去恋爱。不然，法律要惩罚你。那是强制性的，你要有一种自觉，自己把自己管束住。这属于道德范畴。你的自由的情感如果不受道德理性管束，你这个人就是坏人了，是恶人了；如果你自己把自己管束住了，你就是好人了，就是有道德的人了。有道德叫善，没有道德叫恶。善的价值，它也是一种实用的价值，也是理性的。但是，道德是一种功利，目的理性化了，想象就不自由了，和审美自由就有矛盾了。鲁迅在《诗歌之敌》里对此讲得非常清楚、生动。他说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一切的花，都很美好，有诗意，但从功能来说，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不管披着多么美丽的外衣，也就是为了一个实用目的，就是受精。在中国古典诗歌里，菊花的地位是很高的，陶渊明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描写了一种非常飘逸的境界。梅花呢，林和靖写它的形象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表示文人品格高洁。如果完全从实用的眼光来看，植物的生殖器官跟诗意有什么关系呢？但用花来象征爱情，象征知识分子的品格，还是有它的价值。艺术有艺术的价值，给它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审美价值。
林黛玉哭得那么有诗意。眼泪有什么用处吗？没有。不但没有价值，而且有负价值，哭多了，把身体搞坏了。你想，她有肺结核，又有胃溃疡，又失眠，神经衰弱很严重，本该平静一点，有利于恢复精神和躯体的机能，可她觉得那不重要，情感最重要，比生命还重要。她就伤心啊，哭啊，越哭，身体越不健康，在爱情上越没有竞争力。她哭得一点功利价值都没有，但审美价值就是这样哭出来了的，审美价值大大的。（众笑）薛宝钗不会哭，审美价值就小小的。（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