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肃反”总结大会上说：“这就是政治。现在这个时候杀掉一两万个改组派、第三党分子也不奇怪！革命不要怕死人，今后红军要发展，要把整肃当作手段，不断地纯洁革命的队伍。”
张国焘胜利了。他借助于“肃反”对对立分子的铲除，取得了这块版土的绝对领导权，成了这块红色土地上唯我独尊的土皇帝。
许继慎一案，使曾中生、徐向前、邝继勋、余笃山等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无一幸免地受到审查，被指控的罪行是他们与许继慎等人“组织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企图南下把部队拖到长江边缴械，扯起青天白日旗投靠蒋介石——因为他们大都是蒋的学生。
虽然事实证明，对这些高级将领的指控是无辜的，暂且得到了解脱，但斗争并没有结束。
1933年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被降职调任通江县军事指挥长，不久便被杀害于通江洪口场——那是在一个漆黑之夜，他被绳子勒死，弃尸郊外。相继，余笃山等20多名指挥员也惨遭杀害；被“重用”而任川陕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其实是个空衔）的曾中生遭到逮捕，长期监禁。原因是他们在陕南小河口师以上干部会上，讲了撤离鄂豫皖进入川陕的得与失，并对张国焘独断的家长制作风提出了批评。由此，他们为自己埋下了“多受二茬罪”的种子，被一只遮天大手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英俊潇洒的廖承志被中央派来任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
廖承志第一眼看到脸色蜡黄、神情呆滞的曾中生，他简直无法相信，面前这位功勋卓著的四方面军战将竟被折磨成这般模样。
曾中生似乎从一批批战友倒下的血泊里，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现实：“死已无足惜……”他以那种遗嘱式的口吻向廖承志倾诉了自己和那些战友沉冤的真象。
廖承志怀着对革命事业和革命同志高度负责的满腔热忱，对张国焘等人的某些错误作法提出意见。张国焘表示欢迎。但是，廖承志很快便感到大祸正在敲门——一天清晨，他还在梦中，睁开眼没来得及看清楚破门而入的几位“钦差”是何面目，就被一根绳子捆起来绑走了，罪名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
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指控了。
廖承志的双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革命家。他的父亲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忠实辅佐，辛亥革命后，任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广东省省长，兼理财政，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王的三大政策，1925年8月被国民党右派杀害于广州。他的母亲何香凝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妇女部部长，同时又是一位国画大师。
廖承志17岁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20岁的廖承志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中共中央派遣，赴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从事中国海员工运工作，并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王国际大会。1931年冬回国到上海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党团书记兼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1933年春，因叛徒告密被捕，后经营救出狱。同年秋天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
对他的指控只能是出于一种恶毒的偏见——他的国民党家庭和他的被捕出狱。
同廖承志一起被指控遭逮捕的还有徐以新和罗世文。徐以新年纪很轻，故被人称为“半个布尔什维克”，从莫斯科回国后被派到四方面军工作。1932年徐以新代表四方面军同国民党的杨虎城将军在川陕边境举行秘密谈判，但张国焘违背协议，消灭了杨虎城的一个团。徐以新表示抗议，当即就被抓了起来（建国后，徐担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罗世文原是四川地区党的书记，他带了200多号人加入四方面军，但张国焘不信任他，把他软禁起来（后来他在重庆被国民党抓获并杀害）。
廖承志之所以没有当即被处决，是他的绘画和书法这一特长救了他。他幼小时就在母亲膝下看母亲作画，朝夕濡染，也对水墨丹青产生了兴趣，于是信笔涂鸦，爱好日浓，且练得一手好字，真、草、隶、篆，皆能章书。在被监禁的日子里，他的这一特长派上了用场——绘地图，刻蜡纸。
他显得是那样的老实，那样的驯良，叫绘图就绘图，叫刻字就刻字。他的手指磨出了老茧，他的眼睛熬得通红，但他好像不知累，不觉困。一盏马灯，三尺斗桌，人若老僧入定，刻蜡板的摩挲声昼夜不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将功补过，以赎罪愆。
他靠手中的两支笔——一杆铁笔和一杆画笔，才没有使脑袋“搬家”。他仰起苍白清癯的脸，凝望着铁窗外漆黑的夜空。——这种悲愤痛绝之气，使李维汉为之悚然！
“我已经给他画好像了。”廖承志在山崩地裂般的感情；中激之后，终于以画家的气质平静地说，“他就是活灵活现的曹孟德，一代枭雄！那些赫赫有名的将领一个一个都被他击破，成了他的阶下囚，刀下鬼……可是，这一切究竟怪谁呢？！”
这是一个多么耐人寻味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
李维汉沉默着。但他仿佛能听到那些冤魂在沉寂的旷野里声声嘶喊。“肃反”并非张国焘的意志使然，遭受其害的也并非红四方面军……这是用数以千计的同志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李维汉说：“看来，我是不能留下来当什么政治部主任了，受燃萁煮豆之殃……”
廖承志说：“你要尽快脱身离开，向中央报告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们这些惨淡营生的‘阶下囚’都期盼着中央来解放啊！我是从刻印材料上知道两军会师消息的。可是‘曹孟德’胃口大着呢，什么南下北上之争，他是想当三军大帅！”
李维汉说：“此公专权，由来已久，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一定向中央汇报，尽快来解救你们！”
李维汉要廖承志多加小心，以忍辱求存免遭杀身之祸，一朝获得自由后，更好地为党工作。
李维汉以巧妙的脱身之计，从杂谷脑回到了毛儿盖。
在他走后不几日的一个朦胧的月色之夜，一队骑兵护驾着一个特殊的人物在卓克基北面的森林里停了下来。
透过灰白的月光，可以看出他们是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人员。走在他们中间的一位就是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曾中生，由于长期关押，他已经瘦弱得像一棵枯干柴。
“你们……你要把我带到哪里？这是什么鬼地方？”曾中生步履踉跄地走着，气喘吁吁地问。
“已经跟你说过了，中央机关就驻扎在卓克基，你的问题就交中央来处理了。”一个带有浓重的闽南口音的保卫人员说。
“曾主席，你就放心跟我们走吧，不会错的。”另一个操着地道的河南口音的保卫人员说。
“哼！鬼才信！”曾中生自嘲地骂了句。
他何尝不想马上能见到中央领导，向他们倾诉满腹的冤屈？他日想夜盼的就是这一天的到来，当听到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的消息，他悄悄地流下了激动而难过的眼泪。他将一腔希望寄托在两军会师上，盼着能早日冲出牢狱，再上疆场，为党效力！就在他自1933年秋突遭监禁，“带罪”走上征途的日子里，他忍受着严刑拷打和疾病的折磨，以“孙子膑足，《兵法》修列”而自勉，孜孜不倦地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的要诀》等军事论著，连张国焘看了也认为“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册。”并批准正式印成单行本，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下发部队。得知两军会师的消息，曾中生当即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述说了自己的经历、遭际和对党的一片赤诚，希望中央明镜高悬，认真查处他的“问题”，洗雪他的“罪愆”。但他的这封用血和泪写成的信，却被保卫局扣下而灰飞烟灭。又听说中央派慰问团来到四方面军总部，他是多么地狂喜，他相信中央慰问团一定会接见他，清理他的案子。然而，慰问团的人都迟迟未来见他。他向张国焘提出要见慰问团领导的请求遭到拒绝，他遂又奋笔疾书给中央写的一封信也同样遭到泥牛入海的命运。
屈辱向谁申诉？沉冤何时昭雪？
曾中生心中如狂飙怒卷而不能自持，只觉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上。
此时，夜风低咽，雾霭缭乱，阴沉的森林犹如一座坟墓。
此时，曾中生头脑极清醒，他看到魔鬼的面孔露出狞笑向他挥起了鬼头刀。
他对保卫人员说：“兄弟，差不多了，快动手吧。”
一个保卫人员说：“我们是执行公务，对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