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刻有人打断他的话，反驳说：“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前，四方面军几乎与中央中断了联络，更不晓得共产国际是何精神，这怎么能说国焘同志一贯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呢？”
何凯丰把刚点上吸了两口的烟卷扔在地上驱灭，说：“张国焘虽做过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搞地盘，拉山头，闹独立，大反中央。西路军的失败是惨痛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深受其军阀主义的影响，没有布尔什维克化，董振堂、孙玉清等将领壮烈殉难，应由张国焘负责，无异是他把他们推上绝途陷害死的！”
何凯丰越说越激动，声泪俱下：“同志们，西路军两万英魂和冤魂在召唤我们向张国焘提出控告！他应受到最高法庭的审判！”
会场里烟雾缭绕，笼罩着令人压抑的窒闷，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坐在“被告席”上的张国焘身上，似乎顷刻间就会看到他如何歇斯底里般地大发泄：把我张某拉出去杀头吧！杀头吧！
然而，张国焘板着沉郁的脸，两眼发乌，紧抿着的象征意志的薄嘴唇微微颤动；手里夹着的烟卷没有点燃，好像把它遗忘了。——不消说，他对这种步步升温、层层加码的做法已经司空见惯，他在党内已不是第一次受批判了：在路线斗争的潮头上，谁也不能主宰自己，故而见风驶舵者有之，随波逐流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推波助澜者有之，逆风顶浪、人亡船沉者也有之……对于“斗争”这两个字眼，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选择；对于“斗争”的尖锐与残酷有时不在于你是对还是错，而在于需要你下台！
宣传部长的这篇主控词显然有些过激跑调。毛泽东听着，悄悄对旁边的张闻天说：“米夫派的老调，这和在江西时反对我的那些言词简直没有两样。”
朱德向何凯丰打了个手势插话道：“慢慢说，慢慢说，激动反而不容易解决问题。”
何凯丰说：“温情主义就是调和主义，态度不端正，立场不坚定，怎么能清算错误？”
博古马上疾言厉声道：“对，先打态度，整立场。这是原则问题，党性问题！”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感到宣传部长的长篇大论实在不尽人意，为补救其不足，总结道：“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已发展成为反党的张国焘主义，第一是军阀主义，第二是退却逃跑主义，第三是分裂中央，另立第二党。这些不单是错误，而且是罪恶，应该受到党纪的制裁。”
毛泽东很明显地对他们的发言不满意，适时为灼热的高温泼一下“冷水”。他说：“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同志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从头干起。”
此时，张国焘对毛泽东善意的批评与拨正并没有产生多少好感，他认为毛与张闻天等人导演的是一出“双簧”戏，其目的是为了对他的批判更富有持久的火力。
此时，张国焘心里很明白，他的指挥权力在同二方面军北上以后已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自进入陕北更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快接近终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到矮处须低头”，古人没有讲错。
想到此，他开始作检讨。他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
他在检讨的结尾时亮明自己的态度：“现在我正式接受那些反中央的合理批评，并愿承担我所应当负担的反中央的全部责任。不过，我还想声明两点：一，在长征途中，党内发生歧见是不足为奇的，现在怎么可以毫不顾及当时的原因，而一味用高压手法？二，对我个人所受到的指责，我不愿答辩，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决不可抹杀，而且应当老实承认红四方面军是党领导下的一支有教养、有纪律、有吃苦耐劳精神和战斗力的工农红军劲旅！……”
没等他把话说完，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教育长的周昆（1938年2月拐款潜逃，至今下落不明）厉声喝道：“这哪里是承认错误，拖出去公审吧！”
张国焘轻蔑地瞥周昆一眼，说：“你是何等人物，口气这般凶呀？不过，我愿听听你的控诉词！”
周昆等人纷纷站起来抗议，提出要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
但是没等周昆等人继续发言，会议主席宣布散会。
张国焘又是第一个走出会场，冷笑着对张闻天说：“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处罚听便！”
3月31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决定）指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决定》指出：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估计，过分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革命的力量，“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决定》在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时指出：“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他不顾中央一切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
（决定）对张国焘的南下行动和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指出：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使红军远离抗日前线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决定》把张国焘的问题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别开来，强调指出：“中央对于在张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
《决定》最后指出：“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开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表现自己的机会。”
张国焘视这个《决定》为自己的政治死亡“判决书”。
面对这个“判决书”，他的大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如果说在以往党内历次斗争的漩涡中，他的命运之舟也曾几次被惊涛骇浪折断了桅杆，但所幸的是没有船沉人亡，悄然地划进了避难的“港湾”，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重又鼓起搏击的风帆；而这一次，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他不禁回想起在鄂豫皖为取得党政军的绝对领导权，清除异己，进行残酷的肃反，使许多优秀的“对手”蒙冤死去。——这种夺权，不是明令撤换，而是用莫须有的种种罪名，搞倒，搞臭，搞死，毫不留情！
现在轮到他倒霉了。整别人的结果自己被整得更惨！
呵，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又有什么潜在的逻辑可寻？
用宿命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来解释？
不对。
用辩证法“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来解释？
也不对。
用佛道之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解释？
更不对。
这是多么不可想象，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这一场噩梦似的灾难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摇篮里诞生的呢？
他无法解释这一切。
进而他又想，如果他的南下行动获得成功，那么，肯定是另一种结局——他绝不会来到陕北的窑洞里受批判作检查；如果西路军没遭失败，那么，也可能是另一种结局——他依然会在河西走廊与中央对等对话。
啊！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
现在，他独自坐在炕头上一张破旧的小矮桌前，眼睛盯着放在桌角边的“判决书”，捧着搪瓷缸不时呷一口浓涩的茶水，像痛饮自酿的一杯苦酒。他以勃勃雄心、刻意谋划、铤而走险，梦寐追求的勋功伟业，只不过是“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的幻境。
他不知应该笑还是应该哭。一种悲苦无告、孤苦伶仃之感袭上心头，他蓦然发现身边竟没有一个倾诉衷肠的知心朋友，甚至无法把自己的内心借笔墨洒落在纸上，而只有硬着头皮写《关于我的错误》的声明书：
我上次那篇“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文章，虽然揭发了一些错误，但是非常不够，甚至对自己错误没有从基本上去了解。
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刻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个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形成极大的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我应当申明，我已经了解党中央的路线是一贯的正确，并坚决拥护党中央现在的路线，如果不去了解我自己过去的错误路线，就不会深刻了解党目前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路线，因此，对于我自己过去错误更彻底的了解，也就使我对党的路线，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坚决的拥护。
我而且应当说到，在我与中央会合以后，是我了解和改正自己错误的过程，没有继续和加深自己的错误。但是在过去一时期中，没有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就没有能够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对于那些对我的错误缺乏了解的同志，没有能够起积极的帮助作用。
我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与那些背叛共产国际的“左”派叛徒基本不同之点，就是我始终拥护共产国际。虽然我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实质上是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路线不相容的，可是因为我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具有坚强信心，因此，我自信这是我能够改正错误最重要的保证。
由于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够了解，又是自高自大的恶习，堕入了狭隘经验论和机械论的泥坑，做了落后意识的尾巴，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和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发展过程中，对于时局有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的估计。对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估计不够，反而做了农民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和军阀意识形态的俘虏，没有能够彻底克服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重新表现出来。因此，要彻底克服错误，我自己必须加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我并且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曾经和我在四方面军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在党中央路线领导之下，坚决与我的错误作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重要的一个保障。
1937年4月6日
张国焘把这个声明书递交给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很快便在4月12日的《党的工作》杂志第31期上全文登出，下发全党。
从此，张国焘独自隐居在他的新居里，闭门谢客，游玩于山水之间，尽管中央名义上还保留着他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实际上，这位活跃在中共历史舞台上的“名角”，暂时谢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