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哼，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张国焘显出无尚气度，悠然一笑。“什么叫资本？有人，有枪，有地盘，就是资本！尔等一路折兵损将，形同流寇乞帮，还大言不惭地谈战略，谈进攻，岂不可笑！……”
他抓起报纸转身向里间走去。他有午间小憩的习惯。
刚进屋，就觉背后有条身影，他警觉地转过脸一瞧，是张闻天。
在中共创始人中，张国焘是惟一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接见的人。
1922年1月21日，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里，一位英俊的中国青年和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们登上了迎宾大卡车，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大会的开幕。这位中国青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成员张国焘，他当时只有25岁。他和各国的主要代表16人被推选为大会主席。
会后，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也夫偕同张国焘、张秋人和邓培3位中国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去接受列宁的会见。列宁身材矮小，朴实无华，看上去是个极平常极普通的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列宁亲切地同张国焘握手，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工人运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和国共两党是否能做到密切合作的问题。会见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对列宁平易近人的态度和作风敬慕不已。同时他和代表们也受到了斯大林和被列宁誉为“俄国最伟大的理论家”布哈林的接见。
张国焘回国后，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对他更是器重有加，把党内的常务和组织工作交给他做，以至于陈独秀提出辞职时，要他接任总书记（未被大会认可）。由此，张国焘对后来那些留俄的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物不屑一顾，他认为他们只学了些马列主义的皮毛，骨子里还流淌着中国穷秀才封建、清高而又僵化的血性。他一直用一种轻蔑的俯视的目光看待他们。
当然，他对“依思美洛夫”的印象不算太坏，他看到张闻天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与人争什么，甚至于本来应该是自己的东西，你不给他，他也不要。——这是张闻天最大的优点，同时又是个最大的缺点。整日谦和温顺得像只小绵羊，令人生爱。也许正因他的温良谦让，1931年6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今又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这是一种需要，大家认为他合适。
“嗬！总书记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张国焘伸手一划，作个尊请的姿态，“快，屋里坐，屋里坐。”
张闻天彬彬有礼道：“借午后小憩，前来拜访特立兄，打扰打扰。”
“哪里哪里。”张国焘从警卫员手里接过茶壶，亲自倒茶，“总书记屈尊来寒舍小坐，国焘只有清茶一杯。”
“很好很好！”张闻天恭敬地接过茶杯。
刚一坐定，张国焘便从衣袋里掏出那张《前进》报放到张闻天面前：“总书记，我正准备找你呀，你先看看这张报纸吧。”
张闻天瞧了一眼文章的题目，马上明白了什么，于是笑着说：“这篇文章我已看过，怎么，特立兄对文章有意见？”
张国焘说：“凯丰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不是要展开一场对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作好答辩的准备。”
张闻天说：“希望特立兄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要我们建立苏维埃政府，如果在中共领导下，又出现一个联邦政府，似与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不相符。”
张国焘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嘛，怎么能生搬硬套国际的教条来束缚我们的手脚呢？再说，列宁是赞成民族自治的，列宁反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联邦。中央和一方面军突围西征以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还能不能行使其职权？而我们在川西北根据实际需要组织西北联邦政府，将来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能行使职权时，西北联邦可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有什么不好？”
张闻天听着，不能不暗暗佩服这位元老派的雄辩之才。他推推眼镜，只好说：“也许你的西北联邦是对的，但实际上苏维埃中央政府并没有消失啊！……”
张国焘没等他把话说完，马上申辩道：“别忘了我们给它命名的全称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它的任务是要取得亦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胜利，这与中央的路线有何不符？！”
张闻天无奈地点点头：“这个问题还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也许你是对的。”
张国焘紧追不舍：“请问总书记，凯丰的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某些人的意思写的？如果是，为什么不等我来懋功开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什么我到了以后也不给我看这篇文章？难道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他不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仍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时，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在今天上午的会上，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但与会者并无一人发表批评意见，你总书记也不是没有听到吧？现在，不，已是两天前在报上公开登出这篇文章，拿伟大导师列宁的话来批评以至诋毁西北联邦，我不知道凯丰是何动机？他或被人唆使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连串的质问和指责，真可谓痛快淋漓地发泄了胸中的积忿了！
而张闻天始终保持着谦和温良的神态，一脸的笑容可掬。他想，两军刚刚会师，目前的形势还相当严峻，此时不宜讨论这些容易引起争执的问题。于是心平气和地劝慰道：“特立兄领导四方面军成绩斐然，大家交口称赞；四方面军英勇奋战的事迹很值得中央红军学习，尤其竭尽全力迎接会师，大家都受感动。如果中央对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主张有某些意见，是会通过组织形式在一定的场合讨论加以解决的，怎么能会随随便便批评呢？凯丰同志的文章，是他个人的见解，特立兄不要过于计较。今后的路究竟怎么走，大家都在探索嘛。”
听了总书记这番话，张国焘心里才稍稍得到些安慰。他想，难道自己的思维神经太过于敏感了吗？
张闻天刚走，周恩来登门造访。
“哦，恩来兄，快请坐，请坐。”
“特立兄，这有一份电文稿给你。”
张国焘接过来一看，内容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增补张国焘同志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以及中革军委关于集中主力进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的战役部署。
他扫了一眼电文稿的内容，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抿动了一下嘴唇却没有说什么。
周恩来问：“特立兄，你对此决定和部署是否有不同意见？若无意见，现将通令全军知照。”
张国焘说：“我表示赞成。”
在他看来，毛泽东等人对他的职务安排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安排。他的自尊心再一次得到了安慰。他不禁想起12年前他的中央委员被罢免时，曾使他产生过多么悲凉与孤寂的失落感，眼下这种感受是绝对没有的。
周恩来显得很忙，转身欲走：“特立兄风尘仆仆赶来开会，一路很是辛苦，应好好休息休息，告辞了。”
张国焘本想把对《前进》报凯丰的文章的意见再跟周恩来谈一谈，见周恩来急着要走，只好作罢。
他要黄超多“走动走动”，多做些“调查研究”。
……
傍晚，周恩来又拿着一份电文稿匆匆来到张国焘住处。
张闺焘见状，便开玩笑道：“恩来兄，是不是下午那个电文稿有问题，要更改？”
周恩来笑着说：“这是一份部队行动的指示电，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为实施松潘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将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二路军和岷江支队、懋功支队。
左路军由16个团组成，以林彪为司令员、彭德怀为副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杨尚昆为副政委。经卓克基、大藏寺、壤口应于7月中旬集中箭步塘。
中路军由10个团组成，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经马塘、壤口、墨洼应于7月10日向黄胜关前进。
右路军由12个团组成，以陈昌浩为司令员兼政委，主力经黑水、芦花、毛儿盖于7月9日向松潘前进。
以8个团为岷江支队，钳制和吸引胡敌，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
以4个团为懋功支队，掩护主力北进作战及后方，何畏任司令员兼政委。
指示电命令左、中、右各路军即从6月28日于各驻地行动，向既定地域集结。
张国焘看毕，脸色阴沉下来：“老毛不是说还要从长计议吗？怎么突然提出要部队北进？”
周恩来解释道：“这个稿子泽东同志已慎重看过，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也都赞成部队早点行动。至于北进或西进问题，到了毛儿盖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张国焘深感不安地说：“恩来呀，如果北进或西进大有光明前途的话，四方面军何必非要川西与几十万敌军旷日厮杀呢？在两军会师之前，四方面军就已作出了立足川西北、攻取成都的计划，迎接中央及一方面军到来，就是为了合力拿下成都，早日赤化全川。”
周恩来说：“从目前情况看，蒋介石不会轻易地把成都给我们，而是企图把我们围困在此一举歼之。虽然北进前途未卜，但至少于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有利。”
张国焘说；“四方面军在此生存与发展得不是很好吗？！”
周恩来不屑与其争辩，于是说：“南下和北上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而眼下的行动是必要的。”
张国焘长叹一声，将脸转向一边：”既然如此，我只好遵命了……”
3.彭德怀聂荣臻接到一个特殊“邀请”
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部队即将开拔北进，左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和政治委员聂荣臻突然接到张国焘的邀请，请二位前来吃午饭。
这天早上，张国焘刚起床，黄超向他报告了一个情况：一方面军的一些战士偷偷把发给自己的慰问品和食物与四方面军的战士换子弹，甚至连博古的警卫员也抱着一块煮好的牛肉与张国焘护卫队的一个同乡换子弹。这位同乡说，上级有规定，我可不敢干这种事。博古的警卫员说，这有什么关系，多换几发子弹是为了首长的安全，你们不肯换，是瞧不起我们中央红军，不把我们当作自己人，看你们一个个傲兮兮的，有什么了不起呀！结果“交易”没做成，两个兵不欢而散。
张国焘听了，马上把护兵叫过来，询问了事情的经过后，对护兵表扬一番，并叫黄超拿出10发子弹交给护兵，要他给博古的警卫员送去。
黄超对护兵说：“你告诉你那个小同乡，这10发子弹是我们张主席让送给他的。”
护兵走后，张国焘对黄超说：“看来，一方面军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确实只剩下一副干巴巴的‘骨架子’了，他们给了我一个军委副主席当，是要我们为他们身上多贴‘肉’。其实我一个副主席在开会时又形成不了多数，呃，这无非是‘绥靖’之计……”
黄超说：“自会师以来，一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对我们并不热情，讽刺、挖苦四方面军的人是‘大脑袋’，他们是‘小脑袋’。而他们有的人对我们的妇女团倒是很感兴趣，想打她们的主意。”
张国焘感到不安，以命令的口吻对黄超说：“你回总部后，立即去妇女团训话，要她们不要过于亲密地同人家接触，眼下要行军打仗，万一揣上了肚子就麻烦了。”
黄超应道：“是！我回去就给她们开会。”
恰这时，精瘦得十分干练的博古步履轻盈地走进门来：“哟呵，想不到此地还有这么一处雅宅，真可谓别有洞天啊！”
张国焘迎上去，与博古握手，然后又亲切地将手搭在他的肩头上：“邦宪老弟，你怎么有闲暇来敝处？有请有请——”
博古比张国焘整整小10岁，张国焘自然称他为老弟，称他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令张国焘不解的是，这位曾是“最高三人团”之首的老弟自从在遵义会议于权力峰巅上滚下来之后，只挂了政治部主任的头衔，怎么还活得这般有精神呢？噢，还暂且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员哩！看来毛泽东很会拢络人，对其没有大张挞伐。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撤离苏区，被迫西征。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是统一指挥党、政、军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的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以自由地进行交谈，而不至于泄密）。当然，“最高三人团”的所有功过是非和历史责任主要应有博古来承担——这似乎只能就他所处的地位而言，当时这个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不久的青年人（他在1931年担任中央负责人时才24岁），怎么也不会想到被一只无形的历史巨手在仓促而又偶然的情形之下，推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峰巅。那时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自感危险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只好由他来暂时填补权力真空。博古热情奔放，聪明能干，却又书生气十足，惶惶无主，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极力推行左倾冒险路线，由此从权力峰巅上滚落下来实属必然。
张国焘在与博古握手时，就觉得他身上有种被嘲弄的滑稽感，绰号“黑面木偶”就是这种滑稽感最形象的描绘与概括。
博古前来只是为了例行公事，他见其他委员们均来看望了这位“元老”，自己若不来，面子上过不去。但他对张国焘称兄道弟感到俗气，彼此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可谈。于是寒暄了几句便转身告辞。
张国焘也不远送，遂让黄超拿出一盒子弹送给博古奖赏他的警卫员。
博古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黄超就把他的警卫员用牛肉换子弹的事说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