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王毓华年过古稀，仍四处奔波张罗，终于编成一册关于陕北说书艺术大师韩起祥具有评传性质的纪念文集，了却了他多年的愿望，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二十多年前，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时常听老王讲述韩老的趣事，还听说他搜集了不少关于韩老的资料，打算写韩起祥评传。由于他的宣传，我对韩起祥的认识和了解深化了许多。敬仰之情也愈加强烈，一度甚至想调到韩老身边工作。正像赵树理用自己出类拔萃的创作把民间通俗传说故事令人心悦诚服地提高到严肃文学殿堂一样，韩起祥的具有开拓意义的艺术实践，使得民间说唱艺术陕北说书具有了同相声、京韵大鼓和平弹说唱旗鼓相当的声誉。同时也使他自己成为像侯宝林先生一样不朽的艺术大师。正因为如此，在他去世十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他的热心听众在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欣赏和谈论着他的生活和艺术，有许多同行艺人和专家学者，仍在实践着和深人地探讨研究着他的创作道路及艺术风格，有许多亲朋好友在缅怀着他的生活故事和从艺花絮。陕北人民以他为自豪，延安文学艺术界以他为荣，并继承他的精神，继续着他们那一代人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在电视、电影、广播、计算机等诸种现代传播手段大大普及的年代里，我们很难想像，陕北说书这种生动活泼的民间说唱形式上个世纪中叶在陕北人特别是陕北农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有多密切。那时候的说书艺人韩起祥，就如同如今的一流歌星和电影明星一样。作为韩起祥的一位崇敬者和忠实观众，我同许多同龄人一样是从小听着陕北说书长大的。韩老生前虽然并不认识我，但正如他并不记得的许许多多观众一样，我却视他像亲人一般熟悉。正是这些他不认识的人们，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仍然记得他，而且深深地怀念着他。也许在更高更大的艺术殿堂中，在更广大的人群中，并不曾记录下他的名字，但在他终生热爱并倾注了全部感情的土地上，人们却铭记着传颂着他的名字。
他是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无私地把荫泽回报于滋养了自己的这片热土。假若你恰巧生存于这片土地上，你就感受到了他那绿萌的阴凉和臣大树冠的美丽。陕北的方言，是极简洁而精彩的。其独特而动人的音韵和形象生动的词汇，也许是别处方言所难以比拟的。以此为主体加上民间音乐的翅膀形成的如同山鹰—样飞腾起来的陕北说书，是极能感动人心的。来自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交相辉映的故事情节和诗一般的叙事方式，再贯之以陕北农民独特的幽默和风趣，就使得这种民间艺术具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就在韩起祥出现之前的数百年间，以盲人为主体的陕北说书队伍单个活跃在陕北和甘、蒙、宁、晋部分地区的广大乡村。这种简洁多彩的艺术形式，是当地男女老少喜闻乐见的。说书艺人身背三弦，走乡串村，无论多么偏僻遥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他们激越的三弦（或琵琶）调和悲凉而凄婉的歌唱。韩起祥的出现，賦予这歌唱以反抗与希冀的呐喊，特别是当他在共产党指引下走向光明之后，翮身解放的喜悦，激励他以昂奋的旋律和热烈的词语放声歌唱新生活。从此，使这种古老的说唱形式加人了对新人新事新生活的歌咏和向往。这是陕北说书的一次革命，是旧艺术走进新生活的一个了不起的飞跃。
他的充满批判精神的大胆改革，自然而然地摒弃了旧音调中过多的凄婉和悲凉及旧书词中封建的和低级趣味的糟粕，而为之注人了乐观向上的、科学民主的光明与崇高精神的内涵，使得这种古老的艺术以崭新的面貌展现了出来。这是了不起的历史贡献，是与他个人的艰苦努力和聪明才智分不开的。但这一切，又同客观因素有很大关系。
是移民进人陕甘宁边区以后，解放区的阳光温暖了他的心，是毛主席《讲话》精神点亮了他心中的明灯，是当时延安贺敬之、高敏夫、白龙等热心而真诚的文艺工作者点拨开启了他的心智，是开始了新生活的边区农民的精神风貌充实丰富了他的创作视野。没有这一切，旧时代数次差点寻短见的他也许仍在苦难和黑暗中摸索。对此，韩起祥自己感受最深。难怪他时常讲：“没有新社会就没有我韩起祥的今天，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我韩起祥的艺术生命。”这是千真万确的，也是亿万劳苦大众的共同心声。韩起祥成功的艺术道路，给予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启示是深刻的。“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没有群众的喜闻乐见就没有艺术的发展繁荣”。这是他成功的艺术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两条真理。违背了这些规律，艺术便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必将失去活力而枯萎。韩老生前，是全国曲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又是全国著名的说唱艺术家。
在延安时期，他多次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党中央领导说书，建国后又多次赴京参加文代会，受到毛主席接见，既是名人，又是高级领导人。
他原本可以住在北京，享受大都市的现代文明。但他却坚持要回陕北，回延安，回到他的生活基地杨老庄，回到他日夜思念、一刻也不愿意离开的黄土地和父老乡亲中间。当他依然背起三弦琴行走在陕北山间的羊肠小道上，同他所挚爱和熟悉的人们朝夕相处，与千千万万真诚欢迎他的观众同吃同住、同喜同乐的时候，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明星，是高干，是万众瞩目的大艺术家，只觉得自己这一棵树，离不开这深厚的群众土壤的滋养，只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就像一丛盛开着的山丹丹花，离开了陕北的沟洼梁峁就要枯萎。这样的心情，韩老一直保持了几十年。一直到晚年，年逾古稀之时，仍然恪守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他最忙的岁月，也是最充实和愉快的。
他一个盲人，要学习盲文，又要提高文化，要编创新书，又要办班授徒，要设馆说书，又要外出参加各种会议和各类社会活动，常常忙得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但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背起三弦，徒步深人到农村中去，亲自为农民群众演唱。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揪斗，指定背上背着书写着“牛鬼蛇神”的白布沿街示众时，仍然向群众宣传毛主席《讲话》精神。
他为群众服务，终其一生，乐此不疲，成为文艺工作者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典范，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实践着毛主席《讲话》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韩起祥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说书艺人，更是一位把陕北说书由山野村艺推上大雅之堂的改革家。
他对于陕北说书的曲调音乐的整理、改进和创新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他根据演唱新书的需要，把陕北民歌、陕北道情、眉户调、秦腔、晋剧等中的一些艺术形式大胆引入陕北说书，大大地丰富了陕北说书的表现形式。这更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创新工作，为陕北说书由旧时代的旧艺术向新时代的新艺术发展力开风气之先。年事渐高之后，他还动员自己的女儿韩应连继承父业，学说新书。还在举办短期培训班的基础上成立延安地区曲艺队，亲自培养人才，不仅使事业后继有人，而且形成一支至今活跃在延安乃至陕北地区城乡文艺舞台上的文艺轻骑。王毓华是五六十年代同韩起祥一起工作过的老搭档。
他们―同创作新书，一同组织盲艺人下乡演唱。老王是有心人，也是热心人。韩起祥对事业的热爱，对人民的热忱和对艺术的不息追求精神，深深感动了他。把一生奉献给群众文化事业的共同理想，使得他们心心相印。就在韩老逝世之后不久，老王也从延安市（今宝塔区）文化馆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淮料多年之后，他仍然惦记着要为韩老树碑立传之事。这在“以势处世”几乎成为时尚的风气下，实为难能可贵之举。
他的主张，得到了民俗学会主席袁福堂的大力支持，于是他们齐心协力克服种种困难，终于使文集问世。其中收人王毓华撰写的长篇评传，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公之于众。故事翔实，文风淳朴，内容生动而亲切。这篇长文同其他同志写的研究和回忆、纪念文章合集出版，便成为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不仅是对韩老的纪念，更是研究他的生平及艺术，进一步发展和繁荣陕北说书艺术的重要文献。愿韩起祥精神激励后辈，不断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奉献更多的高品位的精神食粮。2001年11月10日于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