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在女性写作上走着社会性自我与自然性自我前后两条相逆方向的路线。上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渐觉醒后的创作虽然呈现出激进甚或疯狂状态，但仍是群数的，只是这个群数与前一个群数不同，前一个是集体性社会性的，是社会大题下的女性问题，是女性问题仍服从于社会问题的情态，这一个的集团性则带有明确理论色彩，仍然存在的社会性退至次位，前台是女性主义女权精神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篡改，性别性取代了社会性成为问题的根本，或者两相分离，这里个体仍然被掩盖在群体之下，这个群体仍然是一个权力的体现集团。女性主义作为对立物的男性场成为说话的潜在听众，成为宣谕乃至诉白的对象，成为创作的惟一参照系，如此，男性权力的此种巨大潜在力量的存在，阴影一样，为女性诉白提供了某种反面的暗示与导向，渠道似乎暗自纳定，其实，所有有关女性的叙事仍然被框定在男人的大叙事里面。
随着时光的延展，我越来越倾向于不刻意打出女性解放要求女权的主义之旗，却丝丝缕缕，织锦地说，绵细地说，耐心地纠缠，把心情都熬烂了的文字，激烈只在生出的白发里，理性却留在字里行间，压成纸型，苍白间满布血迹，蛛丝一般，等你发现。
正是因如上文字，下面未被删去的言说方有指代：安娜的血。是一辆火车没有载走的故事。太老了，以致岁月快风蚀了它的意义。
安娜是作者内心的一部分，从笔墨的倾注看，是其内心中重于吉提的那一多部分。但是奇怪，列文（作者列夫.托尔斯泰的化身）还是给了吉提幸福，安定、平静，没有躁动骚乱，作为人物也几乎没了个性可言，倒是那个不安分的安娜给人生气，血肉可感，她说“我是个人呵”，所以她的生活里存不下概念。但是列夫.托尔斯泰并未给她好的命运，让她一失再失，在情感与理性间尝到了抛却理性的最重代价，那个理性，却是巨大的规则，安娜坐着马车独自走在去车站的路上，夜色未尽，黎明不来，她实在是无处可去，车上的人望着路过的每一幢黑影里的房子，内心说“真是无可奈何”。真是无可奈何，托翁最终还是将她——这个内心最强大的声音、生命重要的某一部分送入了滚动的车轮。而所持有的原则竟是——必须找到一种比人的力量更大的力量？！成为“善”的代言人，一个道德而又幸福的人？《安娜.卡列尼娜》一书好久未读，最近拿来，觉得最好的一段是写病中的忏悔，主角当然还是安娜，她躺在那里发着高烧，却受着来自规则的巨大拷问，严酷至极，这时的卡列宁充当着拥有原谅宽容权力的圣人，审判着包括渥沦斯基在内的两位爱欲中人，这个审判者的痛苦并没有得到什么表现，而恰恰是他也是某种“善”的至高无上的角色，站在他对面的已被疾病折磨得不像样子的人还要承担这一份来自于他的律令潜台词——你认了吧，你忏悔吧，这是与你和解的惟一条件，否则就永远是敌人。这是不常见的托翁内心的打架，狰狞得很，要问的是，谁赋予了卡列宁这一权力，要命的一问是，又是谁赋予了托翁最终裁决权。那个“善”吗？它真的重要到比一个活的生命更需要认真对待，谁又去问过那个善的本质？真正的善是远离惩罚的，而不是某种滥用正义的武器，谁也不能自恃掌握了善以行使真理正义，以借了它的名义以为通行无阻地介入到每一具体生命的选择里，说这个对那个不对该左而不是右地改动他人的经验生活以完成对他人主体人格的任意侵占。是不是说得有些远？却发自内心。近读舍斯托夫《列.托尔斯泰伯爵与弗.尼采学说中的善——哲学与布道》，更印证了平日思想中的一些片断，不得滥用，尤其对于正义、善或是道德这些字眼，更应谨慎，不能以它们压迫与毁灭人，作家，要成为的是活的人的代言，而不是抽象到一定规则概念的代言，不管它是什么，名义，有着怎样合理人情的前提，或者只是一种生活规范的结核体——善本身。
舍斯托夫对托翁“善”之哲学的检讨在于“善”不可拿来作为强权，而一旦“善”上升于此，“当然就必须把所有人都变成‘平民’或‘罪人’，变成渺小者和无道德者、变成小人物或戴罪的生物，而别的出路是不会有的”，“这个善，居然会不顾及现实生活所有的无穷丰富多样性，想要人们承认他是‘一切的开端与终结’”，这时的“善”还是善吗？以致最后，这个善的持有者也不得不以在纸上杀死安娜作为叩问的终结。而纸上的安娜却在现实中引着他走，这个作家，在生命的最终一刻，选择的也是车站，他无法忍受的恰是吉提式之安宁的列文的生活，那个被他杀死的安娜式的突围从未见停息，托翁最终走入了他的笔下，那个“善”也露出了苍白和虚弱。在这样一场灵魂之战中，他最终输给了安娜，也最后赢得了安娜。这便是真正的创造。它一直，距那省事照搬的理论——哪怕它是至高的“善”——有些远。
托翁终归承认了叛逆，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它说出了真的答案。
安娜，也终于，在现实中创造了文学中给了她生命的人。
要说的是，没有武器的结果，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军团，没有番号，这样结果，可否承受，将自己置于一个散兵游勇的位置，没有武器，只有心怀，它大到可以包容，却不从属；可以抵抗，却不去杀伤；可以消弥，却并不毫无原则，一切皆好到磨了尖锐的谐和大同。那里面，有种血，让我震动，它的意义还不止此，只是叛逆，为某个主义、理论、观念的兴盛提供反思的可能？不，它深藏着不动声色的激越，这巨大的敢于蔑视文学已成先验理性文化规则工具的现实写作的力量，动人心魄。
这样的叛逆与背身，这样与全数规则作战，所需的不仅是委婉的倔强、温润的火烈、面对权威的骄傲、对自我人生的忠诚，还要有对一切借善或其他名义的道义理论的怀疑，还有，对投全部生命上去可能也并不被理解没有喝彩的那一份命运的承担，并自觉自愿，毫无怨言。准备好了吗？这样命运，所需的只是一脉安娜的血。它健旺到不惮于被碾碎。纵然头顶是重达千钧的铁轮。也许，所有要说的，是，女权主义也好，女性主义也好，它是一个团体，也是一个诱惑，一个“我们”的诱惑。而“我们”，恰恰是“我”的警惕。
又三年后，写《夏娃备案：1999》，有一些重申。
女性主义有一名言，“在男人书写的历史中，女人始终是绝对的‘他者’（the Other）”。一定程度上，它概括了父权文化及其权力话语在运行机制过程中对女性形象的“天使、圣母与妖姬、娼妓”式的两极改写，理想化与妖魔化的两种形象取向，暗藏了对女性的误读，但这篇文字不想声讨男性作者在写作中如何通过女性形象的修辞或隐喻流露其内心情结的，而是女性创作者如何在这种已成事实的话语空间中对自身形象的再造问题。换句话说，你不满足于女性在某种已为定势的文化中的被塑造、被命名、被规定的命运所带来的令人不快的同化、异化或殖民化，那么作为命名者规定者塑造者的自己又是如何在这形象叠摞中建构自我的？在“她”作为“此者”（the One）而拥有了命名权时，其语言积习与文化表述是否真能做到摆脱一直被说的那个已成中心的文化里的“她”的可能？这个“此者”创生出的“他者”（或者“自者”）真的能够颠覆或重建？不能不承认，这篇文章，我所关心的已越出单一的文学问题，而同时与哲学、伦理学及经济学、社会学纠缠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