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和、温馨、安宁的50年代中期，一个端午节的黎明，有个小女孩降生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她的双亲，都是既有大学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有在新中国成立裁即加入中共地下党的革命经历，可称为极端忠诚新生政权的社会中坚分子。再往溯，她的母系一支，祖籍沈阳，世代科举做官，“九”事变之后流亡入京；她的父系一支，本是河北昌黎的乡绅，昌黎号称唐代大文学家韩愈郡望，读书风气甚盛，到了父亲一代，因为成绩优良，乃得以进京读书，从此背井离乡。可惜昀是，小女孩的祖父和外祖父均是盛年早，他们对她来说，恍如隔世又邈如河汉，直到“文革”当中，因“造反派”的批判，才识得模模糊糊的只容片貌。
小女孩是这个“诗书考乙义加共产义革命思想”的正统家庭中最小一个孩子，因此得到了更多一些的宠爱。也就是说，父母会偶然从他们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中抽出身来，教她背几首毛主席诗词和李白古诗，有时也督促和检查一下她的日记——谁料，这竟成为她的文学启蒙。
文学的强大力量是极其令人震惊的，它可以温润整个社会，也能够塑造个体生命。
小女孩的家掩映在云锦般灿烂的一片郁绿浓红之中。这个名传遐迩的欧罗巴式“协和大院”，坐落在紫禁城之东的一环路上，从外面的马路上，就可看见一座座哥特式小楼像一位位历史老人，安详地矗立在婆娑曼舞的松、柏、枫、柳、杨、槐、桑……之中。进得院门，巨型花坛里常年鲜花吐蕊，石板甬道旁翠柏点头迎客，喜盈盈的梨、苹果、枣儿、葡萄、海棠、石榴……笑红了脸。如茵的绿草地上，成群的蜻蜓在狂舞，纺织娘在引吭高歌，小蚂蚱在尽情打滚，空气中弥漫着阵阵香气。入夜，小女孩坐在草地上，仰头数着星星，期盼着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到来……
在这童话般的大院里，小女孩玩不够也梦想不够。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稳稳地排在班里的前一二名，特别是作文，每回都是第一。但她很晚也没有学会思考，从来也没想好将来长大了去做什么，。她的小心眼里只有一个最切近的目标，就是考上北京师大女附中，当年那是北京考分最高的女子中学。
就在快要接近这一辉煌的目标时，灾难突然降临了！“文革”动乱洗劫了小女孩的家庭、她的学校，还有她的大院，父亲被揪斗，花坛被砸毁，焚书的大火烧了三天，连她最心爱的童话和民间故事也没能幸免。那一年她刚刚以消灭了4分和期末双百的骄人成绩上完五年级，跨入12岁的门槛。
外面突然变得天昏地暗，只要她一出门，风婆就来撕扯她的头发，雨鞭就来抽打她的面庞，昔目的小伙伴就来骂她“狗崽子”。她大哭着跑回家，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向童年告了别。从此她把自己关在家中，每天摩挲着书架，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幸亏母亲解放后成为中共党史研究学者，家里还剩下一批党史书籍没人敢烧，这就成为她的精神救济粮。她反复读过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直到现在还能讲出有关情节。还有全套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最爱看的是那些有情节、有故事，还有人物的革命回忆录，遇到不认识的字和纯粹的理论分析段落就跳过去不读。她一路跟着它们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俨然也就成为小半个党史专家。可她一点儿也没想到，文学的种子，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她心中生根发芽了。
等到两年以后重新被召回课堂，小女孩惊讶地发现，同学们的作文水平怎么变得这样低？又考了一次语文，题目很简单，可就她一个100分，她明白自己是从母亲的党史书中受益了。
有一天班里出墙报，刚刚读了《红卫兵诗选》的她，不知怎的也忽然写了一首诗，是歌颂红五月的。恰好被教务处的一位姓常的女老师看到了，特意把她叫到办公室，鼓励了她一番，她多读多写。这位素不相识的常老师后来还辅导了她好几次，一直被她满怀感激地铭记着，因为这是她的第一位文学启蒙老师。
从1968年初到1970年6月，短短两年半时间，小女孩就算中学毕业了。前面两年都是在下乡劳动、军训、挖防空洞、支农、大批判、跳忠字舞、半夜游行庆祝最新指示发表……中度过的，顶多学了半年功课，连课本都没有，老师完全是凭良心教，谁爱学就学，不爱学就不学。小女孩记得清清楚楚，英语就学了一句Longlfe Charman Mao（毛主席万岁）；数学就学了一元一次方程；语文好像是学过几篇鲁迅杂文。那时她已经长到15岁，开始求学若渴，记忆力也出奇的好，可惜生不逢时，赶上了最最黑暗的年代，空自贻误了青春年华！
一个人对于历史来说，当然实在是极其渺小的。可是他只活一辈子，时光过去即不再回来。悲矣哉！
1970年6月28日，小女孩怀着紧张的心情，迈入北京电子管厂的大门。她被正式分配到工厂做工，从此成为这个万人大厂中一颗最小的螺丝钉。
小女孩从此变成小青工。
16岁，正应该是青春花季，享不完的阳光雨露。可小青工的心里，却沉甸甸地压上了两大块磐石：一是进厂的第三天她就后悔了，面对着红灯绿灯闪闪烁烁的庞大机器，她什么也不懂，手足无措，知识这时显得是多么珍贵啊，她后悔自己在学校时怎么没好好学！二是她赶上的，正是狼烟滚滚、连绵不断，整天里刺刀见红、杀声震彻云霄的阶级斗争大厮杀时期，今天抓“五一六分子”，明天批斗破坏军工生产的反革命，后天又拉练、批林批孔、读两本书、评法批儒、改造形式逻辑、工人阶级讲哲学……没完没了的政治变幻，“左”的思想统治着一切。有一天书记找她谈话，严肃批评她下班以后只读一个小时的马列，然后就公然学数理化，“小心白专啊！”
小青工的脸变得惨白。她心里不服气，可是不敢吭声。
有一天，一个伙伴偷偷塞给她一本《普希金小说选》，这颗犹如从天庭窃来的火种，一下子就把她心中的文学之火熊熊点燃了。从此她像地下工作者一样，一本接一本地偷看外国文学书，比葛朗台老头还要贪婪。有时读得心醉神迷，偶尔抬头看看周围，竟迷茫不知身在何处，恍然不知自己是谁。她多希望走入书中的世界，永远不再回来。
然后，当然了，她也信笔涂起鸦来，比比画画的，写过散文，还有诗歌和小说，甚至还有古诗词。发表的园地是车间的板报，有时还能上分厂的墙报。这样的东西写多了，小青工还在厂里有了点小名声，更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事。一天突然有人来找她，说是厂里成立了“工人文学创作组”，吸收她参加，“要写反映我们工人生活的小说，歌颂火红的时代”。
北京电子管厂是北京市数三数四的万人大厂，厂里出面，从市属最高规格的《北京文艺》编辑部（今《北京文学》编辑部的前身）请来一位编辑——郭德润老师。
郭德润老师是小青工永志不忘的文学恩师，可以说，是他把她领进了文学殿堂神秘的大门。当年如果没有碰到他，如果没有他手把手的教诲，今天的小青工肯定还在山顶洞人的洞穴里爬摸。是他改变了小青工一生的命运，塑造了今天的她。老郭首先是一位善良的儒生，从没有因小青工们的水平低而轻视他们，而当年创作组的几个人，文学素养低得多么，可怕。老郭弯下腰，很认真、很投入地扶着他们，一步一步地教他们走，当他们自卑时还不断加以鼓励。其次，老郭是一个极有文学事业心的编辑，尽管家务负担沉重得难以想像，可还是尽力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抓稿子当中。他同时辅导着北京市好几个系统的工人创作组，重点是抓刊物的头条小说，那时他正申请入党，想用出色的工作成绩来加快实现愿望。他的工作方法是让小青工们讲车间里发生的新鲜事，人际关系啊，风波啊，矛盾啊，然后看看里面有什么可挖掘的没有。那个时代正是江青主抓文艺的时代，除了上海的《朝霞》杂志可以多样化之外，全国都只允许一种叫做“三突出”的创作方法，即“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中要突出第一号英雄人物”。这在现在听起来很可笑，是不是？然而当年可是圣旨一样，大家都得无条件遵守。老郭作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遵守得很虔诚，很天真，很信，他每次到厂里来，或者小青工们到编辑部去，大家都正襟危坐，一遍一遍地编故事，回家分头写下来；再一遍一遍地编，再写。可是稿纸都用去三尺厚了，却老是不成功，小青工们都灰心了，老郭就又给他们打气。他讲：当年他们一群年轻人跟着老舍先生搞戏剧，实在实在难死了，难得搞不下去时，他们就一起到屋后墙根去看蚂蚁……
两年多以后，北京电子管厂21人创作组的署名小说，终于发表在1974年第6期《北京文艺》上，可是小青工一点儿也没高兴，因为她不认为那是她的作品。倒是几个月后的一天，一股热浪突然在她心中拱着，久蓄不散，她不知所以地提起笔，记了下来，竟写下了一篇散文，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北京文艺》上面的《火伯伯》，这篇1000多字的小散文，也可以算是她的处女作吧，时为1975年仲春。
小青工笑了，她第一次体味到文学创作的快乐。
在她长达8年的沉闷的做工生涯中，是文学这片阳光温暖着她，拯救了她，没有使她沉沦……
她的作品再次变成铅字，已是7年以后了。
其时她正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4年级，即将毕业离校。她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俗称“七八级”，那年她已24岁，从北京到天津求学，是平生第一次离开家。4年之中，除了书，她几乎忘记了世界的存在，南开湖中的粼粼碧水，南开园中的花草树木都可以作证，她庶几可称是最用功的学生，曾经把《离骚》、《山鬼》、《长恨歌》、《琵琶行》等倒背如流。
南开中文系非常强调“一心一意读书”，视不好好听课而去搞创作为“歪风邪气”。她就老老实实读书，几乎什么也没写。那变成铅字的是她写作课的3篇作业，由老师推荐给来校约稿的杂志，在《新地》（今《女子文学》的前身）发表的是两个短篇小说，在《旅游文学》上发表的是一篇描写九华山的散文。
1982年盛夏毕业，她被分回北京，有两个单位让她任选，一是光明日报社，一是新华社。她懵懵懂懂的。几个教研室的老师都说：“光明日报社更学术一些，更适合于你。”她就选择了报社。
从小到大，她从没敢想过能当上记者，今天她却成为一个新闻人。那一年，她28岁，年龄已不轻，资历却最浅，也没有任何背景，因此她又成为报社排在最后的小编记（《光明日报》实行编辑兼记者制）。当年的《光明日报》人才济济，那些出手皆成大文章的老记者们在楼道里鱼贯出现，令她钦羡，也令她恐惧和自卑。她从校对科开始实习，又做了3年新闻编辑，这才调入文艺部，从此开始了编辑文学副刊的生涯，直至今天。
昔日里那些曾一起在《北京文艺》办班写作的“业余作者战友们”，有的已露出头角，成为全国知名作家，比如李陀、陈建功、傅用霖、刘恒、许谋清等。小编记有了一种归队的感觉，同时也自惭形秽，但她没有时间多想，就一头扎到副刊的工作当中，她必须赶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队伍。此前，老编辑们已经把老作者们交给先去的年轻编辑了，她必须自己另打天下。她做了很多努力，其中包括动笔写散文，因为副刊最大宗的文章就是散文了，你想约到好散文，最好的捷径是自己也写，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审稿判断能力，二方面可以增加作者们的信任感，三方面可以增加信息量。
说来难以置信，她就是从这么，“功利”的目的出发，开始了散文的创作和研究。
同时，她也满怀热情地做起文化记者的报道工作。此时，她的“书香门第十革干”家庭所给予她的全部优秀品质，诸如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肯吃苦、不惜力、埋头苦干、认真、执著、坚忍、严谨、正统……在她身上发挥作用了，她用全部心血浇灌着自己的工作。
小编记从来也没感到过苦。现在想来，她做编记真是适得其所，自小所受到的正统教育，使她具有了一种“君子为国”的大境界，她的活法绝不是为一己谋取功名利禄，也不是关注“私人话语”的小女人，而是要选择为社会做点事——记者就是为社会奉献的一群，你要天生是个无私的人，那么通过你的报道促成了天地人心的进步，就是你感觉最好的时候，何苦之有？
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这些年来，小编记活得激情、忙碌、充实而愉快，实实在在地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大量的报道文字中扬善抑恶，大声呼唤正义、道德、良知、人格。
有人曾说她是“文化界最敢于仗义执言的记者”，她为此感到自豪。虽然仗义执言是异常艰难的，她个人也为此付出了许多代价，有时甚至弄得伤痕累累，但她看见坏事恶事，依然忍不住要拍案而起。
比如前些年的“地摊文学”邪气逼人，充斥色情、肉欲、凶杀、暴力，对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毒害极大，小编记就一个一个小书摊地调查摸底，写出一系列文章，不仅向社会披露这些情况，而且尖锐地提出社会职能部门的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