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不觉惊号大恸，痛不欲生，南望桂水，哭我故人。他告诉韩愈，柳宗元临死时把所有的文稿和几个孩子都托付给他。周六4岁，二女无名，还有一个遗腹子。刘禹锡的信件泪迹斑斑，看得出他是在肝胆欲碎、悲痛欲绝中写这封书信的。刘禹锡最后托韩愈为柳宗元写墓志铭。他说子厚的墓志铭只有韩退之才有资格写。
韩愈坐在地上，捶胸顿足。
柳宗元之死，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人世间最亲密的朋友，百年不遇的知音离他而去，怎不令他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呢。柳宗元多舛的一生，使他顿悟：这也许就是他暗淡前程的提示吧？也许要不了多久，他也会和柳宗元一样，客死他乡，做孤魂野鬼？一定是的！肯定是的！想罢他愈悲、愈痛，哭得天昏地暗……
韩愈寒心彻骨。
就要到袁州了，还有几步之遥就要到那新的贬所了，他不觉收住了脚步。他觉得自己是在走向死地、走向消亡。仅半天的工夫，他便似春秋的伍子胥，斑白了鬓角、铁灰了面孔、维艰了步履，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行将入木的老人……
到袁州数月，韩愈很少与众官员周旋，也很少与文人墨客吟诗做赋。他常常把自己反锁在书房内，一坐就是一整天，柳子厚让他失了魂魄，失了灵性。他好像很难完成刘禹锡的嘱托，很难写好柳宗元的这最后一页了。
韩愈痛苦得想喊、想叫、想跳崖！直到有一天，他真是疯了，在大哭大叫中挥笔成文，终于写成了那篇被后人称之为“昌黎墓志第一，亦千古墓志第一”的《柳子厚墓志铭》。墓铭这样写道：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涣，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日：“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日：“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日周六，始四岁；季日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在袁州，很长一段时间，韩愈总是觉得柳宗元没有死，他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在跟随着他，左右着他。有时候，他仿佛觉得自己就是柳宗元的复生、再造。痛定思痛，像是鬼使神差，他常不由自主地仿照着柳宗元的样子行事。他巡访四方、体察民情，做起重大改革来……
韩愈在袁州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效仿柳宗元解放家奴。而且他的改革比柳宗元的响动更大，影响更远，最终竟革到了宪宗面前，这当然又会有好戏看了。
袁州也像柳州一样，穷人在家贫、负债、天灾、人祸无计为生时，便把儿女送到殷实大户家去抵押为奴。过期无法偿还债务，便只能没身为奴。袁州大户使用家奴，比柳州还要残酷凶狠。奴婢们常常被迫昼夜劳作，很少休息，不少人常被主人“鞭笞役使，至死乃休”。韩愈听了，不由怒火中烧。
于是不久，袁州衙府外也贴出了大幅告示，州府规定：所在典帖良人男女，一时放免！
告示贴出三日，袁州城方圆百里就有七百多家奴被赎还归家，百姓为此欢呼雀跃，人心大快。像在潮州一样，也有不少百姓到州衙门口向韩愈叩头谢恩。
韩愈受到了百姓们的如此拥护、爱戴、崇拜和信赖，心下十分快意，也十分得意。他那颗被柳宗元陡然而逝而一下冷寂了的仕进之心，又开始温热起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情绪极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冷就冷得心如死灰，热就热得热血沸腾。
他想：我做的是代圣上安邦定国的大事！释放家奴、解放劳力，对我大唐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这件事一定要让圣上知道，不仅是让圣上知道，最好能劝圣上推广四方。如此这般，定会民心思上，民心思治，忠于圣上，忠于大唐。他越想越兴奋，越想越激动，于是，心潮澎湃、激情奋发，展开纸笔，挥就成文。
这是韩愈到袁州后第一次给皇上写议状，又是为民请命的。
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右准律不许典帖良人男女做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责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准律例计佣折直，一时放免。原其本末，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帖，渐以成风。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今因大庆，伏乞令有司重举旧章，一皆放免。仍勒长吏严加检责，如有隐漏，必重科惩；则四海苍生，敦不感荷圣德。右前件如前谨具奏闻。伏听敕旨。
奏折传送京城，宪宗看了不语。他虽然承认韩愈奏折的内容是为他唐朝着想，是顺乎民心民意的。但是，刚到袁州，就又为民请命，看来这韩愈猛浪的老毛病还是没改，恃才自傲的性情还是没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难道就不怕我再次发怒，定他重罪吗？宪宗死死地皱着眉头苦思冥想。
也许是人到老年，也许是服食金丹所致，宪宗近来的身体越来越差，疑心也越来越重。最后他想，这韩愈此次上表，为民请命是假，效忠皇上是假，沽名钓誉才是真啊！他笑了，庆幸自己当初没有立刻下诏召他回京是大智之举。否则，回来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还不知要给自己找多少麻烦呢？现在好了，是他自己跳出来的，那就让他在袁州呆上一辈子，愿怎么从善就怎么从善吧！
皇甫缚看出了宪宗的心思，便趁火浇油道：“还是圣上英明，前日没有立诏韩愈回京。否则，这奏折就不知奏的又是何内容了。说不定指陈的是朝中的什么‘弊政’也有可能呢。”
宪宗点头，心里说：这个韩愈老儿，也太狂妄了，再要多事，早晚杀了他。可嘴上却道：“韩愈的议状还是言之有理的。释放家奴，朕早有此念，只是政务太多，忙不过来罢了。”
“那韩退之的这个议状圣上是准备采纳了？”崔群问。
“当然！”宪宗十分干脆地说，“安邦定国之举，何乐而不为？”他此时想的却是：批准了韩愈的奏折，一时间赞声四起，韩愈一定又要飘飘欲仙、心浮气躁了。他为求口碑必定会连连上奏。奏折一多，言多必失，到时候还怕抓不到他的把柄。然后：纠而降之、贬之、诛之、剐之还不都是他皇上的一句话！这叫什么？姑息养奸！古人的做法，权且一用。宪宗想着，心下十分得意。
崔群见宪宗神态反常，话中有话，不由在心中捏了把冷汗。他回到府中，刻不容缓地修书一封，让人快马加鞭传与韩愈。信中说：虽然圣上恩准了他的奏折，但切不可过于得意。近段时间，千万不要再写什么奏折了，以免招祸。他还劝韩愈以后行事要慎之又慎，云云。崔群是韩愈一生中少有的挚友，每到关键时刻，他总能帮上一把，就是危及自身，也在所不辞。如此挚谊，世间少有，真是可歌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