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
何淑玉说，杜守福搞到……
又是杜守福！
他搞到一套三居室，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方向：三层，把角，两南一东，带拐弯的大阳台！何淑玉说，早就给自己留着哪！那天下雨，他拿着钥匙连夜就搬进去了！
周书记呢？藏大伟问，他知道了吗？
还说他呢，就是他同意的！
藏大伟“哗啦”一下把旅行袋扔到地上，一步跨出门去，“砰”地摔上门。
周兴国正在办公室跟人谈话，藏大伟冲进去，不管不顾地大声责问道，你有什么权利分给杜守福房子？！
小藏，你回来了？周兴国慈祥又稳当，问道，民民怎么样了？来来来，坐下，喝口水，不要那么激动……
另外那个人见状先告辞了。
周兴国说，事情是这样的，杜守福同志并没有提出要房子的问题，但他的爱人听说所里正分房，就找了我几次，也找了其他人。
哼，明明是杜守福指使的！
周兴国继续说，分房委员会的同志们有不同看法，相持不下，才提交给了党委。两种看法，不同意分的主要是说，他的家属不是城市户口，不能算数，因为不少科研人员的家属都是农村户口也都不算数。而同意分的认为，他家属户口已经转到二村，属于本地，而二村也绝不会分地给他盖房子，因此应在所里考虑。同时杜守福同志参军多年，也是老同志了，复转军人应该得到妥善安排……问题提交党委以后，党委同意了第二种意见，又因为他家人口多，三居室的房子又有多余，就分给他了。党委会记录还在。
藏大伟始终努力保持头脑清醒，他说，分他房子可以考虑，但他来所时间毕竟太短，最初规定，建房破土之后来所的人不
分新楼。所以即使照顾他，他也是应分平房或筒子楼。
有三居室空着，为什么不能住人？周兴国反问。
三居室不会空！藏大伟又把第二方案中调整独居室，合住三居室的安排说了一遍，然后又说，即使要住人，也轮不到他杜守福住！老九们在此地干了二三十年，难道比不上他新来的
杜守福更有资格吗？
小藏！你不要这么冲动！你陷在狭隘的小集团利益之中越来越不能自拔了！整天只盯着知识分子的利益，难道干部、工人的利益就不值得去考虑吗？
正因为干部和工人的利益与知识分子的利益不应该有区别，所以我才为了维护其完整性而考虑。我保护的只是弱者的利益，他们的利益长久不被重视，长久得都被人遗忘了，因此偶尔听人一提，有人就觉得刺耳！
小藏！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学会宽容！
正是我们太宽容了，才会有腐败，才会有特权滋生，才会有各种丑恶现象。——周书记，你太令人失望了！当初你作保让他进分房办公室，原来是串通好的。否则他没那么容易拿到钥匙！
不，你误会了。我从没……
好，如果你还想保持公正，维护你的威信，就马上让杜守福搬出来！
周兴国冷峻地说，那只是你个人的意见！
藏大伟一下子闷住。然后一言不发狠狠地踢开门走了。你受骗了！你以为他是神仙皇帝救世主，可他平时干好万好，关键时刻还不是会徇私情，还不是会姑息养奸。
他通通通地走在楼道里，走廊发出空旷的回声。他感到五脏六腑都空了，像这回声一样空空荡荡。人只是一副皮囊。你有天大的正义，天大的勇气，天大的力量，也得通通装进这副皮囊等候发落。假如这副皮囊恰巧升上去了，那么借助于权力，正义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伸张；假如它恰巧下滑了，那么你只配用正义陶冶你自己。
晚饭他没吃，只躺在床上发愣。同屋的孙行把大伟从家里带来的肉丝榨菜、馕肉青椒、爆腌煎蛋吃了个精光，最后还用榨菜冲了个汤，然后抹抹嘴去县中学上课去了。
留下他一个人呆到天黑。心里憋闷，他又信步走出来，沿着围墙绕了一大圈。808所，他工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平房宿舍后边那几排白杨树都已长高，白杨围绕的那一片平地原是他们的篮球场，刚分配来的时候他们几个青年人花费了几乎半个月的业余时间把它平整夯实，后来才发现，这地方正冲着山口，除了夏季有数的几天外，天天都有四级以上的风，于是它被放弃了，只是不时有人来这里跑两圈步；东边不远处是新盖的宿舍楼；南边是食堂、筒子楼、汽车队，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布局了。从中心大道往南走，平房宿舍南边是服务社，卖些副食百货；卫生所占了整整一排平房，里边装修得和真正的医院一样；最南边就是科研大楼了。
大楼上还有不少窗子亮着灯，还有很多人在工作。山沟的闭塞以及两地分居的环境是多出成果的重要外因。上班工作，下班也工作，无法从家庭寻取的安慰以及无法向家庭投入的寄托，只好双倍指望着工作成绩的报答。
他来到工作室，扫开门，没有开灯，提一把椅子坐在窗前，窗外月光如水。
余庄藻放弃午休找藏大伟谈心。上午周兴国曾特地把他请去，谈了许多，中心话题就是藏大伟。藏大伟的请调报告没有批准。要稳定军心。在全国经商的大潮中，不能让他的请调在研究所决出一个口子来。
尽管周书记的话有条有理对他都很有启发，但当他面对着藏大伟那张诚挚的脸孔、纯洁信任的目光时，余庄藻仍是不知该怎样开口。他觉得他比周书记更了解小藏这批人。他们这一代，是60年代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多数都是理想主义的。无论为人处世，还是工作、生活，他们都曾追求过境界的完美，甚至脱离实际地克制自己，看待现实；然而恰恰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太大，以致二者相碰撞的时候，不但双方都会受到损伤，而且还可能同归于尽。但他们绝不是投机钻营、阳奉阴违之辈。
周书记提到，藏大伟在请调报告中以妻子的病为借口，而刚好在请调报告交上来之后几天，他就接到长途电话是妻子病在路上了，周书记问，难道这真是巧合吗？
余庄藻从来没有怀疑过藏大伟的为人，他自信太了解他了，但他除了表示对小藏的这种信任之外，又有什么凭据说明真是巧合呢？
周书记又说，藏大伟一回来不到十分钟就来党委为一件别人的事吵了一通，不也是为他的调走向党委施加压力吗？
见周书记把片段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并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余庄藻这才有些慌了。
此时，当他面对藏大伟，尽量婉转地把周书记的话转述出来，以至搞得有些语无伦次了。
藏大伟听完只苦着脸笑，他才不会为了调走大吵大闹耍各种诡计。如果真下决心走了，拍屁股就走好了，连档案都不要，就算辞职又能怎么样？他周兴国看错了人。再说，他并没有最终决定走不走，何时走，走向哪儿，送民民一到家，两个人在外本已很融洽的关系又重新变得小心谨慎了。民民在房间里忙来忙去，却始终避免着与他身体的各部位相触，连眼光也躲躲闪闪起来，似乎她稍一撩拨就会使他毫无理智地扑上去。他明白，是另一个男人横在中间。藏大伟反而像一个客人被供在一边，女主人则像个为远方的丈夫守节的贞妇。下午他去丈母娘家接回了女儿。她已是长着娃娃脸的一米60高的大姑娘了。
晚饭桌上充溢着天伦之乐。女儿兴奋他讲着她的学校，她的老师和同学，她的书，她的画，她的歌唱舞蹈表演……爸爸妈妈的眼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多么快活的小丫头呀！藏大伟抚抚她的头顶，又摸摸她的脸蛋，充满绝望的父爱。女儿也感到非同寻常，停下来，凝视着他。这个家以后也许回不来了，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