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最初决定将四十万铁道兵集体转业的时候，曾有不少老同志怀着深深的顾惜轮番说情。最后，一位决策者不得不说：我提出改革的方针，你们都拥护。现在刚一动手，你们就来说情……
是的，如果改革只是在理论上、图纸上设计一种新的秩序，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勇士，而当改革要打破现存的牵连着我们的感情的旧秩序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望而却步，宁愿缩回旧茧寻求苟安。我们害怕“悲剧”，“喜剧”却因此越退越远。因为生活前进的时候上演的总是“悲喜剧”。
在此，我也愿向这出悲喜剧的另一位参加者那位仍然住在前夫家里种着责任田、带着三个孩子的坚忍不拔的中国妇女，捎去一份敬意。
省委第一书记
他老了，但还很年轻。
一九八二年他上任时七十二岁。下去调查，还能攀登钢筋焊成的单面云梯。走起铬来，三十六岁的秘书说一不加油儿就跟不上他。
他每天工作、学习十一二个小时。读书是他的休息和娱乐。他读三百页的理论专著，也读八开四版的农村科技小报；读英文版的《天方夜谭》，也读当月出版的文学杂志。
他在大小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的（幸而上任以来他还没做过万字以上的报告、此外偶尔也写写文章，忍不住改改记者们的稿子，还担任过一本书的主编一象一个名副其实的专职主编那样。
他工作也和走路一样，讲求速度一效率。“查一查是谁误的事！”
“有些文件是有时间性的，拖成明日黄花，还印它做甚！”他那里是从来不压文件的。纪委一位副书记下班之前把送给第一书记的呈批件发出，第二天一上班，看见他的批件已经送回在桌子上了。
他曾幽默地说，他赞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句话。“你们到底能不能办？如果再不办，我就另找两位不怕和我一起被打倒的人来办！”但是肯干事的人在他面前绝无惶悚之感。他正在讨论会上发言，几个县委书记居然在一旁辩论起来。于是他就站起来，加大手势，提高嗓音，以争夺听众……“现在有些电影、电视里有一种八股，调儿，”他在一次记者会议上即兴插话时说，“演公安人员，就是叼着烟走来走去；演高级干部，就是挺胸腆肚，哼哼哈哈，拿五做六的……我也算个髙级干部吧，你们看是那个样子吗？”
一位省委书记说：和他一起工作，有一种新鲜感，振奋感。
一位省委常委说：他是敢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踏上自己脚印的人。
一一这就是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
一生中，这是最后一次分配我的工作了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向离它最近的那个省城发出一道“命令”：中央决定由高扬同志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立即到职；前任几位负责同志接此通知即离任回京向中央报到，另行分配工作；无论何种意见，一律到京后再谈套红卷头下，寥寥数语，载着庄严、急迫的气氛，顷刻落到省委每一常委的办公桌上。一颗颗铅字，跳进眼里竟然有声有色，震耳欲聋……这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命。
历史对人的选择，常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几个月前农垦部不并入农林渔业部一高扬不从农垦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如果河北不是处于那样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中央便不会有这样一项任命。那么高扬晚年的历史将是另外一种写法，本文所要描述的一系列故事一一这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篇章^也就无由发生了。
一九八二年，中国的历史已经推进到这样的关口，即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描述的那样：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乱；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但是中央领导同志在斟酌这些字句的时候，却不能不为来自河北的消息忧虑，心上压着一块石头。
“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北的党走过了特殊曲折的道路。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重要成员直接插手，埋下了祸根；“左”的影响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的一些重要的方针政策在那里很难贯彻，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展缓慢，唯独进京上访人数居全国首位。中央先后多次做工作无效，于是先后派出几位久经考验、且与河北两派素无瓜葛的老同志，接任了河北的党政主要领导职务。
遗憾的是，这几位老同志不久也被河北的复杂局面缠住了手脚。“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充分暴露出来，从省委、省直机关到相当多的基层单位，都形成尖锐对立的两种观点，争吵不休。一年过去了，老同志们没有苘中央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倒是接二连三地送来洋洋万言的告状信……一九八一年夏天中央批评河北工作“落后了一大截”，如今仍然是“一大截”。
这是什么时候了？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十二大”开幕还有一百天！不可容忍，不容等待。中央不得不下决心再度易人。
可是，派谁去呢？那里的形势再也经不起反复了，那里的人民不能再次失望了……这是一件煞费祷藉的事情。
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上，集合着一群深受中央信任的老同志，由余秋里同志牵头，进行着“十二大”的代表资格审查等组织筹备工作。高扬也在其中。他一九三六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同年入党。解放后，担任过沈阳市委副书记、辽东省政府主席和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化工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长……党、政、工、农，他都干过。重要的还不是他的资历和名分，而是素质，用党内一些老同志的话说，“这是个干事情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事业永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他退出农垦部几个月内，党和国家机关已有六种岗位先后来选择他了。平心而论，只要有工作，他都愿意做。“文化大革命”十一年半不得工作，无端垂老，滋味不堪回首。一九七七年，中央派他去吉林担任省委书记时，他的“三反分子”帽子还没有摘呢。耀邦同志说：管它呢，先干起来再说！高扬也不计较，戴着就戴着，有工作就行！他就这样上任了。……但是今天，考虑到“年轻化”这个大局，他自己的意愿是退出一线，重操四十六年前的学业，搞点经济研究。这消息使他的老同事、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大喜过望，立刻表示欢迎。
偶然性就在于，上述六种职务由于种种原因，暂时都未变成现实。于是第七种职务便来叩门了。
这天晚饭后，余秋里同志同高扬一起散步，忽然对他说：“中央准备让你到河北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显然，秋里同志是受中央委托，先来吹吹风的。
这是高扬完全没有料到的；但对#北的情况，他有所耳闻。他懂得事情的严重性质。想了想，他诚恳地回答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河北又是那样的情况，我恐怕是力不从心了。……从长远着想，是否请中央另外考虑人选……”接着，他向秋里同志推荐了三位年富力强的同志，他觉得他们都比自己适于担负此任。
半个多月过去了。这半个月内，想必中央进行了最后的权衡和抉择，看来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是非他莫属了。于是，六月九日，习仲勋同志把中央的决定郑重通知了他……这天，高扬从中南海出来，径直驱车去找他在吉林和农垦部时的秘书韩立成，对他说：“中央已决定让我到河北去工作，我答应了。你能不能跟我去？”
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有些激动，也有点沉重。他等待着回答。
韩立成沉吟良久。跟他说什么呢？那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前车之覆可鉴，这他知道；这些天，听到风声的老同事、亲友、家人，都反对他去河北，这他更清楚。他经历的坎坷够多了，垂暮之年，还要再冒一次风险吗？……想来想去，韩立成还是忍不住建议道：“你能不能再找耀邦、小平同志谈谈？……”
“我还能谈什么呢？”高扬说。“就谈谈力不从心，也好啊！……”高扬轻轻地、缓缓地摇了摇头，说：“一生中，这恐怕是组织上最后一次分配我的工作了，我不能拒绝……”
不知怎么，韩立成倏地涌起一股慷慨悲歌式的感情……那时，他的家刚从吉林迁到北京，但他立刻回答：“那好，我跟你去。”
命令和服从，大凡在两种场合体现得最为严肃和彻底：一个在最下面，班长命令他的士兵；一个在最上面，统帅部派遣大将，同样是一令既出，冒死不辞。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高扬只带秘书韩立成一人，赶赴石家庄走马上任。
第二天，省直机关召开干部大会。这是个历史性的场面。前任几位负责同志各自发表了简短的感情复杂的告别演说。轮到高扬了，他表示今天只是向大家报个到，此外无话可讲。于是，散会。
他知道，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准备捕捉他的每一句话，以判定对自己这一方亦即自己的命运有利还是不利。话他是要讲的，但那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