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衡水，高扬还当面考核了武邑县委书记乔世忠。乔世忠头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就要赶到地委向高扬汇报，“单个教练”，“突然袭击”。高扬在各地检查工作，曾多次批评一些县委书记心中无数，或者只僅粮棉油，不会管工业：或者只知抓生产，不会总览全局。而这位乔世忠，从上午十点谈到下午三点，居然没被问倒。
不久，乔世忠和顾二熊分别被委任为衡水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八三年全省的机构改革和班子调整中，各级都吸收了一大批这样的新人，成为河北省一九八三年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当了省委秘书长；地区行署办公室主任当了省委组织部长；地区小报的主编当了专员……
但也毋庸讳言，许多“马而立”式的人物，还被埋没着、压抑着。几千年封建传统和长期吃大锅饭形成的保守意识、世俗偏见，比制度的缺陷更难清除。而这些偏见如果存在于老同志和领导者身上，则危害尤烈。
“两年来经常参加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更替的讨论。在大量中青年干部的考察材料中，不断出现有急躁情绪的记载。开始还不大在意，以为人总不免有这样那样缺点的吧！然而耳闻目睹这种论断越来越多，到最近，急躁情绪竟至成了百分之六七十被选拔对象的通病，这就不免引起了我的深思。”
这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分别发表在《河北日报》和《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杂文，题为《“急躁情绪”辩》。作者对“急躁情绪”做了辩证分析之后，问道：
“然而，准备选拔进领导班子的大多数中青年干部具有的所谓急躁情绪，果真是他们的缺点，应该要求今后予以克服吗？
“……毋庸讳言，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甚至各级领导班子中，还有以不为福始，不为祸先，做行动准则的人，还有只当和尚不撞钟，的人，还有遇着困难绕道走的人，还有一心想多栽花，少栽刺的人；至于满口大道理、满腹小算盘的人所在多有，那就不用说了。在领导班子里，如果这样的人成堆，就会……好人不香，坏人不臭，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在那“里，谁要是公而忘私，见义勇为，对邪门歪道敢抗敢管，就不免被讥为不安本分，不通情理，说得含蓄而且稍具原谅意味，就叫做对人对事有急躁情绪。”
作者深入分析了产生这种怪现象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拿某种标准来衡量准备提拔的新人，说他们有急躁情绪，是缺点；而从革命的要求看，则大谬不然。当然我们也不必高喊急躁情绪万岁，但是，在被叫做急躁情绪，的种种突出表现中，却普遍地闪耀着勇于负责、勇于创新和勇于反对庸俗习气的革命光辉，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最后，作者以不可抑止的激情疾呼：
“循名责实，我认为，倒是应该把这急躁情绪，的贬责之辞从新人的考察材料中抹掉，而在缕述他们勇于战斗的字里行间，加上肯定和赞美之辞。……旧的政治历史规律对革命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基本上巳经不起作用了。……廓清云雾，涤荡腥膻，正有待于具备四化条件的干部发扬“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这是申讨落后、保守、庸俗的传统偏见的战斗檄文，这是胸怀大志而求报国有门者的呼声，这是社会的新生力量要求摆脱羁绊的呐喊！文章从思想、情感，到犀利泼辣的文风和新鲜活脱的语言，无不充溢着青春的气息。谁能相信，它竟然出自七十三岁鬓发如银的省委第一书记之手呢？
言为心声。接下去我们将看到，这实际上也是高扬本人的写照。他是很有一点“急躁情绪”的，虽然已不属于待提拔的中青年之列。我们被耽搁得够久了，当前应兴应革的事情那样多，难道能够容忍“老牛破车疙瘩套”，慢慢腾腾地往前捱吗？有独立见解的人没有几个不被扣上“骄傲”的帽子，改革者没有几个不被斥为“急躁”、“不安分”。处在改革的大时代，非但有必要为这种所谓的“急躁情绪”辩一辩，依高扬的本意，倒是应该命题为《“急躁情绪”赞》呢！
我们可能做了件大好事，也可能是犯了个大错误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高扬的办公桌上放着《河北教育》编辑部送来的一篇通讯，题目是：《感谢你们这些园丁；一一记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视察浆水中学》。稿子是邢台县浆水中学的教师们写的。看得出来，他们把这件事看得很重，有些段落，有些句子，可能是含泪写成的。的确，一所设在深山沟里的中学，竟然得到省委第一书记的视察，这在素来不大被人瞧得起的教师们看来，确是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高扬也没有忘记他们。离开以后，他曾几次提到那里的情形。在学生的大伙房里，他曾揭开锅盖，搅了搅里面的玉米稀汤煮山药蛋；他看了那些门不象门、窗不象窗的学生宿舍，十几个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学生说，晚上解手回来就没位置了；校长和教师住的八平方米的屋子，一张床，一堆日用杂物，再加一张桌子，就没有转身的地方了。“这是宿舍还是办公室？”他问。校长说：“……都是。”
“这怎么能备课？”校长苦笑了一下：“……住惯了，也行。”从五二年建校到如今，他们就是这么过的。有的老师二十多岁进校，如今已五十多了。从早自习到晚自习，一天十几个小时陪着学生，有的教师一年不下山，家里有事，就把家属叫到山里来商量商量。老校长李庆俊是三八年高扬在邢台当县委书记时发展的老党员，从五二年起在这里一直工作到八〇年去世；陪他参观的现任校长耿忠信，五八年到浆水任副校长，“文革”中被“双开”，是全县挨斗较重的一个。七八年给他平反，问他想到哪儿工作，他说：“我哪儿也不去，还进山，还到浆水中学。”就是这样一批人，使这所破破烂烂的学校的升学率“文革”前达到百分之八十；恢复高考以来，在地区从未出过前三名。
“你们是八十年代的学校，三十年代的设备……”高扬沉重地对老师们说。
想到这些，高扬在给《河北教育》编辑部的信中写道：“稿子不该发表。一个省委书记到一所中学看一看，这是他份内的事。看了也没解决什么问题……”
他心里只有不安。他觉得欠着那里的教师一笔债，欠着那些背着米、提着炒面来上学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一笔债。
“教育经费非增加不行！”高扬到河北来一个月之后，就向全省的县以上各级书记们发出呼吁：“如果明年我们手头稍为宽裕，枓学和教育（包括卫生）事业费应该大幅度增加；否则明年也应该从各方面挤出一些财力物力，治疗科教卫生单位的贫血症，还一还历史积累下来的欠帐。多年来怪事多端，其中之一是各方面的浪费惊人，唯独对科学教育事业舍不得花钱，讲节约！”
但是，国家经济困难，河北财政出绌，他的“手头”始终“不宽裕”。根据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国务院决定每个县必须办一所农业中学。山东给每所农中的开办费是八万元。河北家底穷，教育部门只申报了七万。不行，拿不起。那就六万吧。六万也不行……最后，财政部门只拨给教育部门总共一百四十万元的开办费。即：每所农中一万元！一万元，娶个媳妇大概够了，能开办一所中学吗？官司打到第一书记那里。高扬把财政厅长请来亲自做工作，最后说：太少了不象话，太多了拿不起，我在你这“140万”前头加个“1”字吧：“1140万元”。其中包括了开办师范的经费；落实到每所农中头上是五万元。
但是，他不可能在每一笔教育经费前头都加个“1”呀！那么就让我们的学校“破破烂烂”下去吗？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今天是腊月初六——一九八三年元月十九日，气温摄氏零度，西北风三至四级，人们的下巴已经感到威胁了。获鹿县城多处兴工动土，大风起处，黄尘滚滚，高扬正在呼号的大风中奔走。获鹿中学，一街小学，城关社办中学，书店，文化馆……他整整看了一下午。髙扬这天一大早从石家庄赶来，一不问粮棉，二不问工商，只问教育。获鹿是开展军民共建文明比较早的地方，县委书记解青林对教育尤其热心，但教育状况的落后仍然很惊人。“你们有什么办法？想一想，春节前我还来一次。”
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初五，高扬从北京直接赶到了二百里外的廊坊，仍然只谈教育。这天六级大风。高扬要去看几个学校。廊坊师范设在城郊的大洼地里，无遮无掩，大风撕扯着人们的大衣，迈不开步。髙扬走在前头，一股狂风竟然刮掉了他的帽子——那顶戴了近二十年的鸭舌帽……漫天黄沙，扑朔迷离，使他苍老的双目更加深邃；迎风直立的白发在冬阳下闪光……执拗的西北风究竟要摄下一幅什么样的镜头？屈子行吟，“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是“怒发冲冠”，“壮怀激烈”？
“农村中小学教育的落后，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有辱社会主义声名的地步！这样下去，我们是没法向农民交代的！”他说。他在呼啸的寒风中奔走，似乎听到一种强大的呐喊，从历史的深处滚滚而来……
教育，是经济起飞的基础，“十二大”将它列为战略重点之一。不须解释，你就看一眼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对科学文化的渴求吧，那道理不是用墨而是用血泪写在八十年代河北的每块土地上。但是，十年动乱的恶果正使一大批青少年面临着沦为新文盲、半文盲的危险。一九八二年，全省的学龄儿童坚持读完小学的只有百分之七十四，而坚持下来的“毕业生”只有百分之四十五是合格的，初中“毕业生”的合格率则只有百分之二十！这一茬孩子，十年二十年后，即到了我们寄以重望的二〇〇〇年，可正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啊！教育质量低的原因在哪里？一日教师水平低。水平低首先是因为待遇、地位低，“养不住大鱼”。各地殴打、侮辱教师事件接连发生，你以为仅仅是法制观念淡薄的缘故吗？他为什么不打电工，为什么不打汽车司机？二日办学条件差。进村不用问，没门没窗的就是学校。全省每一百间校舍就有四间危房，每十个学生中就有三个人没有桌凳。不少地方仍然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钱，都需要钱哪！实际上，省里的教育经费每年都在增加，一九八二年比八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九，仍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单靠国家，三年五年是还不清历史“欠帐”的。严峻的现实啊！
高扬在严峻的现实中奔走，在教育现状的“死胡同”里寻觅。他发现了矛盾！发现了一个怪现象：这几年农民一天天富裕起来，农村里到处盖新房，唯独学校破破烂烂！获鹿县一个大队丰收了，一年中光请人唱戏就花了六七千元，可是学校的危房却不修，一下雨学生就得停课。为了唱戏，还挖了学校准备盖房的石头根基垒了戏台。~是何道理？他看出来了，听出来了：土地、山林承包了，学校可是国家包办的，他们觉得把钱花在教育上是扔在井里了……
道路无非是两条：要么等国家富裕了再办，结果将是继续耽误这一代人；要么把学校交给群众自己办……何去何从？农村中的先进分子已经在探索新的道路了。高扬在获鹿调查时听说，城北三十里有个李村，一九七八年，大队筹措了几万元，想改善一下陈旧的大队办公室。女支书张新香说，“我看咱干部再凑合几年吧……”冒着大雨，她把干部们领到学校，指着滴答漏雨的教室说；“咱全村八百多户人家，住的、用的，家家过得去，学校却玻成这样……真对不起孩子们哪！”于是，他们当年动工，花十几万元盖了一座标准的教学楼。这一来，师资匮乏成了主要矛盾。请县里派，县里也没有啊！党支部决心拿出三、四万元，出高薪招聘外地教师。县教育局拿不准；报社不敢登广告。教师可从来都是国家派的，这“招聘”符合这个、那个吗？高场听到这儿，却仿佛眼前打了个闪电：“我看可以。允许人家先富起来，为什么不能允许人家先文明起来呢？把招聘广告给我看看！……”春节期间，李村大队的招聘广告登出来了，登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可是一个月内，全国十七个省市报名应聘者竟达三百之众。经考核挑选，聘请了十六名，李村的教学面貌立刻改观。象这类群众和社队自愿出钱办学的事，各地都有发现。是改变政策、改革制度的时候了！高扬从廊坊、坝县、大城到保定，一路酝酿着，回到石家庄后，二月二十六日，立刻伏案疾书，提出了《关于办好农村中小学的意见》，共八条改革建议：把农村小学、初中划归民办，即分别由农村社队负责办；教师工资由社队发放，不论采取那种筹款形式，总之要保证提高教师的实际收入；腾出国家教育经费集中改善高中、师范、农中、其它职业中学和示范性初中，以及补贴贫困社队的中小学；对教师实行定期考核、淘汰和招聘制度……
这是一项带根本性的改革。它触动了现行中小学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劳动人事制度。
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它至少必须面对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本来由国家“包办”的事情，如今要社队出钱，农民出钱，农民答应吗？第二，一提把中小学“下放”，人们就自然想到一九六九年使广大教师深受其害的“侯、王建议”，“又要拿教师开刀吗？”第三，这不等于倒退吗？报纸上正大谈普及义务教育，而你却要“划归民办”，符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