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尤其想到了他主编的《河北经济文章选编》。那是他亲自发起的一次写作活动的成果。他说过，“有生产管理之权，而无相应的经济、技术管理知识，这是我们多年来生产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他对下面一些领导干部知识贫乏，眼界狭窄，靠“拍脑袋”指挥生产的状况十分忧虑。他想过许多办法：要求各级订购必备的书刊：开列必读书目，充实图书馆、资料室，以至推荐自己常看的读物等等，但，收效总不明显。许多领导干部基础知识差，大部头的著作读不懂、钻不进，培养不起兴趣来。去年夏天，他到沧州调査研究，发现了沧州化工二厂“起死回生”的生动事例。这个厂八一年七月因亏损二十八万元而倒闭，工人；攻假去做小买卖。这时，县领导从天津请来一位叫王宏烈的工程筛当厂长，王宏烈七弄八弄，没用国家投资一分钱，到八二年底创利润六十三万元。这在沧州地区引起轰动，都说这个人有“绝招儿”。王宏烈说：“这不是什么绝招儿，我就是运用了一些经济技术管理常识。”的确，他的经验介绍很能给人一些经济理论基础知识的启蒙。
“这很可能是推动干部学习的一个好办法！”高扬深有所悟。于是，六月十五日，他在部分县委书记、县长座谈会上发出了编辑经济管理知识活页文选的倡议。他设想选定一百个工农商各业基层单位，由各地领导、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三结合，各自写出四五千字的文章，经验与教训大体各占一半，并且都要上升到理论。一周之后他又召集省直机关各部门二十七位领导干部座谈这件事，从它的意义，到这一百篇文章的选题标准、文体、字数、完成期限，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并建议组成一个编辑部，他亲自担任主编。
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主编。编辑部头两个月内编发的四十篇经济文章，他篇篇都看过，绝大部分文章，他都有修改和批注，有的批改达二十处之多。他的批注和修改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篇生动感人的文章。
在一篇题为《周学贵的“学问”贵在哪里》的文章里，有一句“周学贵为什么能变化这样大，变得这样快”，他将两个“这样”划出，写道：“两个这样，用得都不通。原来如何，没有写，读者何以见得变化大且快呢？”文中原有几句写周学贵在什么什么路线方针指引下之类套话，他删去后改为：“同样是执行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为什么周学贵能快他人一步，胜他人一筹呢？”又如，原文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后写道：“周学贵是深通此理的。”他改为“周学贵实际上是深通此理的”，并批注：“不加实际上，好象周学贵熟读《资本论》了。”一一改了，又说明理由。
最后，他在文章前面批道：“此文在经济文章中具有自己颇大的特色。用经济学的语言来分析总结一个农民家庭的生产经验，而且写的很详细，我过去没有读到过。所以此文很重要。但是此文有缺点。一是有时用惊奇的口气写，这不对。多年前老农民中精明人就是象文中写的那样会经营的，不过是年轻人未看见过他们施展才能罢了。用重新调动积极性、鼓励赞扬的口气来写就对了。二是分析农业家庭有的可用马列主义经济科学语言，有的不可，因为有些语言是适用于现代化工业和大农业而木适用于家庭经济的。文中不但有的地方用语不当，经济科学语言用得也太多，显得不通俗。只要稍加修改，实在是一篇好文章。”
一位专职的书刊主编，也不过如此，甚至不一定如此用功吧！浏览这些文章的底稿，我们不仅为他精深的学问、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也不难想见这位古稀老人呕心沥血，于灯下“躬耕”的情景！……
于是，插个空子，我忍不住问道：“您这样大年纪，一天工作下来，是否感到很疲劳？”我想他每天一定是咬牙坚持的。高扬认真地回忆了一下，（他没想过这个问题？）摇摇头说：“……不明显。”
我吃了一惊。“那么，你年轻的时候很爱运动吗？”有这种可能，他读说不定是个运动健将，老底子厚实。
他的老伴、七十四岁的家庭妇女王纫兰同志忍不住接过话茬，用一口标准的东北口音说：“唉呀！可瘦了！还不到一百一十斤呢。还是老肺结核，这才好了没几年儿。”
高扬笑了，说：“也怪，我年轻时身体并不好。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许是文化大革命，十一年没工作，把精力攒下了？我没蹲监狱，除了挨批斗，就在家看书。我喜欢看历史书，历史上忠心耿耿被杀头的多了，比如岳飞、于谦……象我们这样的遭遇还算好的呢！另外，我那时还是有信心的：这么大一个民族，这么大的党，这么容易就折腾垮了？不可能嘛。……”
听人说，重新工作后，他从不谈论“文革”那档子事，如今偶尔提及，却如此轻松，似乎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日子……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史无前例”运动“风起云涌”，化工部长高扬受中央委派，率领一个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出国访问。八月初回到北京，化工部大院里已经满是“揭批”他的大字报，“山雨欲来风满楼”。他自忖没有什么“罪行”，泰然自若。住在香山静心写他的出国访问总结。“总结”交上去了，向中央汇报完了，在部长位置上上了一天班，即被宣布“停职反省”，押上了万人批斗大会。
他忘了，五九年他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兮子”，有“前科”；他忘了，他在工作报告中划掉的套话此时^正是划分忠奸的“铁证”。因此，据悉他是部长以上高级干部中第一个“停职反省”，第一个丄万人大会批斗的“走资派”，一时远近闻名。
批斗大会连开三天，其场景令人不忍描述。会场与他的家只隔一条马路，大喇叭震耳欲聋，家人不忍听，又不忍不听，六神无主。
“小将”们来抄家了。按当时的标准，在这位当了多年部长的高干家里抄一点“奢侈腐化”的证据是不费事的，但他们还是失望了。这是一座与普通城市居民住宅一样的统建楼，共四个单元，其中一个单元（两间）是公家留给他办公、开会用的，另一个单元是炊事员、公务员的住室，其余两单元（每单元三十平方米），住着全家八口人。家具呢？一九八四年高扬的家里依然没有洗衣机、电冰箱，老两口的居室里只有一个小书架和两只旧木箱，其中一只是未经油漆的五十年代从东北带来的。可以想见六六年该是何等简陋。
“小将”们翻来翻去，从松木箱子里翻出一捆纳得密密实实的鞋底。生在城市的孩子，大概从来未穿过妈妈亲手做的鞋，不知这是什么物件，厉色质问王纫兰：“你们这是……想干什么？”那东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特务用的“密电码”之类。王纫兰被问愣了：“想干什么？……想给孩子和他爸做鞋穿哪！”
“小将”们审度半晌，无从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实在找不到可以上纲的地方，只抱去了一堆古书了事。后来，“军管会”掌了权，新的当权者们又把房子里外察看一遍。大概想占用一下“部长公寓”吧？可是这样的地方谁瞧得起！所以高扬一家始终没有被“扫地出门”。他是属于那种不贪污、不腐化、不多吃多占的“清清白白的走资派”。这称号虽然也在“纲”上，但斗起来总不大提精神。比来比去，倒是当初揭竿而起指控高扬的那位领导干部，更象“修正主义”，于是七弄八弄，把他“运动”进了监狱。这当然也是不对的；其中的教训却不可不察。
接受批斗、散步、读书，三大实践。可是，越读书越叫人坐不住。苍凉心绪有时让人懒步闲街，耿耿不平又使人忍不住疾走如飞。那时候，他早晨很早就起来走步，最远的从和平里走到农展馆，往返两个半钟头，约二十华里。胸中激愤，可见一斑。
革命生涯中，常有做自我鉴定的时候，他在“爱好”、“特长”之类栏下要么不填，要填便是“喜欢读书”，他觉得此外便没有“特长”了。他是有了革命理论的准备之后才投身于革命行列的。大学图书馆里英文版的介绍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小册子和进步文学作品，引起了青年高扬热烈的向往和追求。有几座活的“纪念碑”可资稽考，这就是他的几个孩子的名字。
他的大女儿名叫“娜娜”，大儿子叫“白拜尔”，二儿子叫“白惠尔”，小女儿叫“丽达”。“文革”中这也是高扬一条罪状，叫“崇洋媚外”，却谁也说不清崇的是什么“洋”，什么“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