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大和四年（830）以乡贡身份随计上都，来年春初首次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以来，李商隐已经在科举场上奋战三载。这期间，他除认真温书备考外，也随俗做了不少别的功夫，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行卷。
所谓行卷，乃是唐代举子制造和扩大声名的一种办法。他们把自觉满意的诗文抄成卷子，想方设法投献给名公巨卿或文坛闻人，请他们品评指点，主要的目的是以诗文为媒介来推销自己。他们想要金榜题名，想要跻身上流，但他们没有别的本钱，几篇精心写作的文章或诗篇，就是他们唯一拿得出的货色。倘能因此得到赞誉推介，那对他们考试的前景和未来仕途自有莫大好处。唐代也确有一些名人愿意接受这种投献，他们本来就能诗善文，也重视此道，或借以发现人才，或借以扩大文学门派，或借以博取奖掖后进的美名。两方面各有需要，自然一拍即合，因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当然，也有不得其门或投而无功的例子。唐人笔记中就可见到许多有关趣事。比如最为大家熟知的白居易初到长安向顾况投卷的故事：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所谓“以诗谒顾著作”，就是向时任著作郎的顾况行卷。顾况爱开玩笑，起初拿白居易的姓名打趣，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哦。但读到“野火春风”之句，不觉欣赏备至，立刻改口道：能写这样的诗，居长安也就容易了。[1]
又如项斯“始未为闻人，因以卷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2]。项斯也是行卷成功的例子。
身为一代文宗的韩愈、柳宗元，当年初出道，也曾向名人投贽行卷，而后来无论他们身居高位还是远宦僻郡，向他们投卷请教的年轻人总是络绎不绝，他们也总是耐心指导热心推荐，同时也就宣扬古文运动的理念，中唐古文运动一度声势浩大，就与此有一定的关系。[3]
上面所说是应试举子的自发行为，他们行卷时并无固定明确的目标，随机性很强。还有一种行卷则已是制度性的政府行为，那就是“纳省卷”。
大约从盛唐天宝年间开始（也许还要更早些），礼部主考官就要求应举考生在试前交纳旧文以便对他们的文学水平事先有所了解，因是交到尚书省礼部贡院的，所以叫“纳省卷”，后来也就成为一个不成文的常规。
省卷的好坏并不纳入考试成绩，这一环节与进士及第并无非常直接的关系。虽说如此，但广大考生又岂敢掉以轻心？个个努力对待，于数量质量均力求上乘，所呈送的卷子也就逐渐形成某种规格。[4]而事情总是这样，当其施行得久了，也就慢慢地滋生出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弊病。
李商隐对上述两种行卷之事都是做了的。这有他的一封书信为证。开成五年（840），他已经历过科场和宦途上更多的磨炼，当时正在弘农尉任上，由于在文坛上有了点名气，竟也有人来向他行卷。他因行程匆匆，未能会见此人，但给那位行卷者写了一封长信，其中便回忆了他自己行卷的往事：
……已而被乡曲所荐，入来京师，久亦思前辈达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则吾将依之。系鞵（鞋）出门，寂寞往返其间数年，卒无所得，私怪之。而比有亲者曰：“子之书，宜贡于某氏某氏，可以为子之依归矣。”即走往贡之。出其书，乃复有置之而不暇读者；又有默而视之，不暇朗读者；又有始朗读而中有失字坏句不见本义者。进不敢问，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复咨叹。故自大和七年后，虽尚应举，除吉凶书，及人凭倩作笺启铭表之外，不复作文。文尚不复作，况复能学人行卷耶？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
由此可知，李商隐自以乡贡身份参试以来，的确是有行卷之事的，他曾多方努力，但行而无效，于是有好心人提醒，“宜贡于某氏某氏”。原来他早先虽曾投卷，可是对象似乎不对路或不够有力，故有人劝他另择人选。然而，照李商隐信上所说，他依言照办之后，却仍是无效。有时，他遭到冷遇；有时更怪，读他卷子的名公竟会因为“中有失字坏句不见本义者”。当然，这里绝不是说卷子抄写得不清楚或纸张有损坏，而其实是讽刺接受其行卷者水平很低，读不懂字句，因而不能理解其诗文的“本义”。如此行卷，还有什么意义呢。“进不敢问，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复咨叹”几句，倒是把行卷者的惶遽和愤懑都描写了出来。正因为尝到了行卷遭冷遇和不被人理解的苦处，李商隐不无激愤地说，自大和七年（833）后，自己再也不干这种无谓之事了，并且下文劝陶进士不必迷信此道。
此信还提到令狐绹（开成五年时任右补阙）每年代替李商隐缴纳省卷的事。这里的叙述也挺有意思。把纳省卷说成仿佛并非本人在做而是他人更为积极——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因要面子而有所讳饰。但李商隐确实循例贡纳省卷，却是明白无误的。至于突出令狐绹的竭诚帮助，则该是事实，同时可为下文叙令狐绹助其取进士张本，也自非闲笔。
连年考试失利，李商隐心情未免低沉，原先的自信逐渐演变为不平和愤慨。然而不平归不平，愤慨归愤慨，今后的出路和眼前的家庭负担还是不能不考虑的。所以，当萧澣提出，愿介绍他去华州拜见刺史崔戎时，他马上同意了。
现任华州刺史的崔戎，本是李商隐的亲戚，而且关系不算很远。崔戎于处士叔为重表兄弟，那么李商隐便该叫他一声表叔才是。
崔戎和处士叔一样熟读经书，但他却持积极用世的生活态度。据两《唐书·崔戎传》载，崔戎从明经入仕后，先任太子校书郎，后为“藩镇名公交辟”，做了一段时间幕僚，完成过不少难办的差事，终于当上独当一面的地方官，官声也很不坏，可以说是一个称职的良吏。[5]而对于李商隐，他则是个亲厚的长者。李商隐还记得，当年崔戎曾到荥阳去看望处士叔，劝他出外谋事，不要困守乡里。那时商隐兄弟正在处士叔跟前读书，崔戎对几个表侄的学业挺关心，对李商隐的用功和聪慧更是留下颇深印象。时隔多年，李商隐已长成风度翩翩的青年，重见之下，各皆欢喜。
崔戎问起商隐这些年的境遇，不禁充满同情，看了他献上的诗文，更是欣赏他的才气。正好这一阵衙门里公事颇多，幕僚们忙不过来，他便让商隐试着草拟了几篇上奏朝廷的公文，商隐乃初生之犊，便也当仁不让地执笔完成。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他草拟的《华州贺圣躬痊复表》《贺皇躬痊复上门下状》和《华州进贺皇躬痊复物状》等三篇文章，都是关于唐文宗病体康复的祝贺文章，体裁则有表、状之别，商隐都写得很得体。崔戎看了说好，华州幕中诸君也挺佩服。
崔戎有两个儿子，长曰雍，次曰衮，年龄都比商隐小，此时也还没有学成。崔戎为了让他们和身边的几个侄儿早日参加科考，并能一鼓而胜，决心利用夏季送他们到华州南山，一边避暑，一边习业。他邀请商隐与雍、衮兄弟同去，商隐愉快地答应了。他与崔氏诸兄弟在南山盘桓，直到夏末秋初才回到华州城里，不久商隐就告辞崔戎回到郑州家中。
这次见到李商隐，崔戎对他的印象更好了，总想更切实地帮助这位世侄。所以，当他接到兖海观察使任命时，就决定聘请商隐入幕，好让他在登科及第之前做上一份有薪俸的差事。
他知道李商隐家目前尚无人入仕，生活颇为拮据，所以在经济上尽量地给予帮助。李商隐回郑州不久，冬季来临，他就曾派儿子带人给李商隐送去不少东西。李商隐为此给崔戎写信道：
今早七弟远冲风雪，特迂车马，伏蒙荣示，兼重有恤赉，谨依命捧受讫。
某，才不足观，行无可取，徒以四丈（指崔戎）顷因中外，最赐知怜。极力提携，悉心指教，以得内夸亲戚，外托友朋。谓于儒学而逢主人，谓于公卿而得知己。窃当负气，因感大言。岂谓今又获依门墙，备预宾客，礼优前席，贶重承筐。欲推让而不能，顾负荷而何力？倘或神知孔祷，师恕柴愚，玉真而三献不疑，女贞而十年乃字，粗其率励，以报恩知。
由此可见崔戎对李商隐的关怀和厚待。这对李商隐和他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所以致信中充满感激之情，表示如有机会定当努力报效。
果然，机会很快就来了——大和八年（834）初，崔戎向他发出了去兖海担任幕僚的邀请。无论于公于私，李商隐都没有理由拒绝，而且这一年李商隐本就不准备赴考，他接到邀请后便很快赶到华州，随崔戎一同去兖州（今山东兖州）上任去了。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商隐代崔戎草拟的《为安平公兖州奏杜胜等四人充判官状》。安平公指崔戎，因他出自崔氏博陵安平大房，封安平县公，所以商隐尊称他为“安平公”，就像他因令狐楚封彭阳郡公而称为“彭阳公”，后来他的岳丈王茂元封濮阳郡公而称为“濮阳公”一样。这是唐人的一种习惯。[6]
然而不幸的是，崔戎一行五月五日到达兖州，只过了一个多月，崔戎竟暴染霍乱，发病很快，不治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