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管仲谢世九十四年后，孔子诞生。又五十年后，孔子任鲁国中都宰。他对管仲作了中肯的表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时代思想家，确切出生地不详，《史记》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从史载孔子曾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问题来看，老子也是管仲谢世后出生的。
管仲谢世二百七十三年后，孟子生于战国时期的邹。
管仲谢世二百七十六年后，庄子生于宋国的蒙邑。
从这些大学问家的诞生时间看，他们的成长时期都曾经浸润于管仲留下来的大量学说与文献。就连我们常用的成语“一字千金”，考其来源也正是管仲时代刊布法令政策于城门下墙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形式而来。
管仲的墓在山东淄博市齐古城之北。高大肃穆，但车马冷落，去的人很少。距那一百八十公里处有个宽广伟岸的孔子墓，则香火旺盛，过五逢十还要载歌载舞举行祭祀，届时都是皇帝到场致辞，个个顶礼膜拜没一点马虎。但谁会记得孔子评价管仲的话呢？
究其所以然，我以为管仲将浑身的本事都传给了人们，人们持其技艺就能够生存了，还要敬他做什么？孔子则不然：这心灵的名堂是摸不透，搞不好要惹灾的，得敬着些，忽悠不得！所以，人才有“病之心焉”之说。
二
历史始终是在螺旋式循环中发展。大约在公元前三七四年前后，齐国的命运果然如周太史的卜卦所言，在陈完（田完）后代的手上重新崛起。这位战国时期的齐桓公田午是田齐的第三代国君，他的祖先陈完为他们留下了大量管仲的文化遗产，并经过历代私家整理，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学说。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齐桓公田午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将管仲时代讲课的地方直接辟为学宫，即后人所言“稷下学宫”。后来，齐桓公田午干脆建起了巍峨的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收集流传在外的大量的管仲治国之学，刊布管仲的精辟文献。[2]
到了齐威王、宣王之际，随着齐国国势的强盛，他们越来越认识到管仲的伟大，他的大量言论与文献理当得到最广泛的应用，并发扬光大。大约在这个时候，管仲留下来的言论与文章以《管子》称谓刊布于世，并在稷下学宫加以专业性的传播。
《韩非子》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家者家有之。”可见在战国末叶，《管子》书已经传播很广。到了西汉时期，《管子》继续广泛流行，贾谊、晁错、桑弘羊等政治家都研读过此书。司马迁对管仲更是倍加崇敬。
近代学者罗根泽（1900—1960）提出：《管子》“在先秦诸子，裒为巨帙，远非他书可及。《心术》《白心》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难势》，未敢多让；《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用兵则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则有《地员》；《弟子职》言礼；《水地》言医；其他诸篇，亦皆率有孤诣。各家学说，保存最多，诠发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
历代学者大多将《管子》作为法家著作看待，这主要从全书的政治思想着眼，看到了它的哲学思想以道家为核心的缘故。其实，在战国时期，法家鼓吹“法治”，排斥文教德行；儒家强调“德治”，重视道德教化。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政治思想在《管子》里都有具体的体现。特别是它全面而独到的经济思想，至今仍然有着深刻的社会指导意义。
管仲提倡“富国富民”是放在发展生产力上的！
管仲制定的相关政策时效性极强。如当时盛行的“厚葬”之风，管仲提倡严禁。他颁布一条法律：棺椁超过一定厚度，就必须受到戮尸的惩罚！但在物质丰富时期，他又主张以奢侈来促进消费，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经济学、消费学观念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
三
稷下学宫脱自管仲生前的讲堂，在这个讲堂上，管仲用自己的学识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者。
《管子·弟子职》篇，就是管仲亲自制订的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详细严格。由此可见当年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健全、严格的。称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学堂，当之无愧！正因如此，管仲的思想通过稷下学宫的播撒，孕育诞生了影响中国历史的一大批圣贤：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等……同时也就诞生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甚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对稷下学宫来访学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3]，“不。任职而论国事”[4]。因此，稷下学宫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因此，郭沫若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5]总之，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同时，稷下学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
在此，作者想就管仲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提出三点，来作为本书的结语：
一、管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奴隶解放者。
解放奴隶，不是管仲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于实际生活中的贫富不均、灾年民众大量逃亡、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严峻现实，喜欢据实际解决问题的管仲不得不正视而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事实证明，奴隶身份一旦消除，蕴藏于奴隶阶层的生产力如火山爆发，加上管仲以“均分地利”和“相地衰征”为特征的封建主义的土地改革；再实施灵活机动的税制；[6]齐国经济一跃而升，自然锐不可当。同时，他还自上而下地废除奴隶主的食邑制，解放或承认溃逃于外的前奴隶有限的自由身份，这种史无前例的行为，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而林肯在美利坚合众国解放奴隶，要晚于管仲两千几百年，那是人类历史上多么伟大的壮举！
二、破格选拔人才，从国家和民众两方面监督官员。
管仲破格选拔人才，是从商王汤履启用伊尹、商王武丁编造神话解放傅说奴隶身份中得到启发的。国家急需大量人才，管仲建议一改过去单一从贵族中选拔的做法，改从贵族与士、农、工、商四民中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要求每年“正月之朝”让各乡长官将该乡“居处好学”“聪慧质仁”的人才报告朝廷；让“桓公召而与之语”，将“其质足比成事”，“立而授之”。管仲尤其重视从农民阶级与解放的奴隶中选拔国家人才。如果有人打压人才不报并“蔽圣”，发现后要治重罪。
管仲采取乡长推荐、朝廷鉴定、实践考验的“三选”官员法，打破了过去贵族对人才的垄断，虽然不能与今天的人才选拔制度相比，但在当时却打破了三代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贵族血缘政治，这是值得肯定的一大进步。正因为管仲选拔人才的制度打破了“唯血统论”，触犯了封建君主们的“根柢”“正宗”，也是其不能如孔子那样受顶礼膜拜的根源。
“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桓公择其寡功者谪之。”[7]管仲制定了严格的考察现职官员制度。结果是，凡为政“不治不能”者，田野多荒废者，刑狱多矫诬者，都要问责官员！这数千年前“干部问责制”的诞生，说明了管仲对国家管理职能的一种先知先觉。仅此还不够，管仲又提出创建“啧室之议”（即最早的纳谏机构）。啧，《说文》释为“大呼”，引申为大鸣大放、互相争论。《管子·桓公问》专门记载了“啧室之议”。因为有了这一制度，齐廷才能听到民众的呼声，并通过这种方法监督各级官员忠于职守、少犯错误，也才能使齐国有生气勃勃的干部队伍。这不就是“群众监督”制度吗？
这里让我想起了刚刚登基时的齐桓公问管仲，需要制定什么样的制度来管理国家。管仲说，三皇五帝先王先祖早就有了制度，现在最最需要的是执政者的“德”！有执政者的“德”，才能有官员的“仁”，才能有上行下效，才能有民富国强，天下大同！数千年后，重读这些先贤哲人之言，振聋发聩啊！
三、中国古代第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
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管子》，不难发现在管仲对于政治、经济、战争、外交问题的论述中，提出天地是自然存在的，它们没有意志！这可是打破了三代以降，人们普遍认为天地是神祇、绝对权威，需要人们膜拜祈祷的理念！管仲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而不常变也，谓之则”[8]，这就是说，万物由气生成，而气是自然之天地所出，而物的生成变化皆有规律。这一论点早于道家之定律二百多年。
管仲在处理日常生活的事件时，往往会将矛盾的对立面看成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由此而使自己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带有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从中提出“度”的概念。就连如何对待“小人”的问题上，管仲的处理方法在今天也是很有借鉴作用的啊！
在伦理道德与发展生产的关系上，管仲还有一个垂之千古的著名命题，即“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9]。这是管仲来自实践的获得，但历朝历代都有人反对，而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承认它的基本原理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契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生产、经济、生存是第一性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是第二性的。管仲的伟大正是在漫如长夜的古代社会提出非常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将管仲定位为中国古代史或者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家，过分吗？一点也不过分。他去世二十年后，希腊才诞生了泰勒斯[10]！
2012年7月12日—2014年6月2日
写于长江南岸之紫金山下文华园
2014年10月9日凌晨改毕
[1]见《论语·宪问篇》。
[2]汉代徐干《中论·亡国》：“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
[3]见《史记·田敬仲完列传》
[4]见《盐铁论·论儒》。
[5]见郭沫若《十批评书·稷下黄老学学派的批判》。
[6]见《管子·大匡》。
[7]见《管子·大匡》。
[8]见《管子·七法》。
[9]见《管子·牧民》。
[10]泰勒斯（约前624－前546），提出宇宙基本之素是水的希腊早期朴素唯物主义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