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十七年（801）行将结束之时，刘禹锡终于接到了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的命令。禹锡向杜佑辞别，感慨良多。随即西行洛阳，与母亲共度新年。而杜佑请求引退的上表，被德宗皇帝婉言拒绝，仍任淮南节度使。
新年伊始，刘禹锡辞别母亲，冒着风雪，一路跋涉，于贞元十八年（802）年初到渭南县主簿任上。渭南乃近畿县，比普通州县品级略高，比京县略低，主簿为正九品上。比得调近畿更令刘禹锡高兴的，是他又遇到了一位以儒术精深见长、以礼贤下士闻名的上司，此人便是京兆尹韦夏卿。
韦夏卿在苏州刺史任上政声斐然。前年徐州张建封卒时，朝廷本欲以韦夏卿任徐州行军司马而代之，只因徐州军乱而未能赴任，于是调回长安做了一年吏部侍郎，贞元十七年十月调任京兆尹。
对刘禹锡的才名和品行，韦夏卿早有所闻。如此才子来到麾下，使素来爱才识才的韦夏卿甚悦。他亲置酒宴，邀集文人雅士，为禹锡接风。在筵席上，刘禹锡再次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好友、现在蓝田县尉任上的柳宗元，二人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实际上，他二人虽天各一方，却一直心心相通，书信不绝。禹锡在杜佑幕府期间，柳宗元得一品宝砚，谓之叠石砚，长尺余，有拇指般大小石粒三十六颗，宛如山峰，层峦叠嶂。宝砚左右为“高原”，中间被艺匠凿出一方砚池，云墨轻研，便呈烟岚。柳宗元将这件宝贝寄给刘禹锡，禹锡接砚欢喜不已，写下《谢柳子厚赠叠石砚》：
常时同砚席，寄砚感离群。清越敲寒玉，参差叠碧云。
烟岚余斐亹，水墨两氛氲。好与陶贞白，松窗写紫文。
刘禹锡、柳宗元执手相握，未及更多言语，有一人径向刘、柳而来，举杯敬道：“刘梦得、柳子厚二位大才重新聚首，可喜可贺！”
刘、柳扭头一看，原来也是旧人——韦夏卿的从弟、宰相杜黄裳的女婿、翰林学士韦执谊，禹锡又有惊喜。
禹锡任太子校书时，常在王叔文府与韦执谊相逢，二人话语投机，言谈甚欢。韦执谊亦是少年成名，二十余岁时即已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等，拜右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德宗皇帝尤其宠爱，常与执谊唱和诗歌。有一年，德宗华诞时，太子进献佛像一尊，德宗命韦执谊作画像赞，并命太子赐韦执谊缣帛为酬劳。韦执谊得赏赐后，往东宫谢礼。太子趁机向韦执谊介绍了自己的侍读王叔文，并赞王叔文有经天纬地之才，韦执谊从此与王叔文友好，交往甚密。在王叔文府中，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皆与韦执谊结下深厚的关系。
再见韦执谊，刘禹锡忙行礼道：“不知学士亦在此，下官失礼了！禹锡在外徘徊数载，如今方回正途，仍望学士垂顾！”
韦执谊与刘禹锡连碰两杯，然后问道：“梦得可去见了王侍读吗？”
“尚未，”禹锡答道，“到渭南时日尚短，不及拜谒。京兆韦尹又有表章相托，恐仍需时日，方得再见侍读。”
“好，我兄一向称赞梦得贤能，于此稍加时日，必再调长安。王侍读始终不忘梦得，他对你仍然寄予厚望！”
刘禹锡诚惶诚恐，连忙拜谢。三人又私语一番，方才散去。
在韦夏卿的关照下，刘禹锡每日公务清闲，多为韦夏卿代草表章而已。因韦夏卿好游宴，常请负有时望之辈来府讲学，刘禹锡常可聆听大家教诲，每每乐在其中。
刘禹锡与柳宗元、韩泰等时常同在韦夏卿府中听名士施士匄讲《毛诗》。施士匄讲学挥洒自如，随心所欲，绝异于前代经师之拘泥古板，他以丰富的学识和辩证的思考重新梳理毛注中《诗经》，饶有趣味，令人耳目一新。刘禹锡和柳宗元、韦执谊、韩泰、王伾等在追随施士匄持经考疑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形成经以致用的学风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为他们未来倡导的政治革新，在思想上形成了共识和储备。
一日，诸人听完讲经，禹锡正欲回家，恰在韦府门前遇到了一位久未谋面的少时故人。那人一路打听，得知刘禹锡在韦夏卿处听《毛诗》，于是来到府门外等候，一见刘禹锡出来，便上前作揖：“梦得兄安好！十余年未见，君还记得符离白乐天否？”
刘禹锡一听“白乐天”三字，不由大叫一声：“乐天！你怎么才来找我？”
白居易以《赋得古原草送别》扬名京城后，家中多逢变故，直到贞元十六年（800），才登进士第。来见刘禹锡时，白居易方登贞元十八年书判拔萃科。闻听刘禹锡在京兆府渭南县，便来相见。两人少年时同为江南神童，早有交往，奈何成年之后境遇各异，十余年未有交往，不过时时仍有想念。
刘禹锡见白居易身旁另有一人，那人年轻俊美，温儒素雅，一派风流气象，不由赞道：“好相貌！却不知是哪里的俊才？”
白居易介绍：“此乃洛阳元稹，字微之，少你我七岁，亦是少年成名，十五岁便明经登第，二十一岁在河中幕府参谋军政，今年与我同登书判拔萃科，并授秘书省校书郎。我与微之一见如故，无所不谈而无所不合，今日来见梦得，特邀微之同来，料与梦得亦为知音！”
元稹与刘禹锡赶忙相互见礼。三人寻一酒肆，把酒言欢，十分畅快。自此，刘禹锡在渭南县好友遍布，更加如鱼得水。因与京城近在咫尺，禹锡的才名再度传响，仕途再进的希望，与日俱增。
贞元十八年（802）夏秋之交，因裴氏抱病，母亲自洛阳来书，思念甚殷。刘禹锡只好告假，怀着“夫忠孝之于人，如食与衣，不可斯须离也”之心，回到洛阳省亲。在母亲膝下，禹锡细心侍奉；在妻子身边，禹锡温情陪伴。离开表面繁华、内在腐朽的京师，暂脱表面平静、内在倾轧的官场，这是禹锡数年来最为美好的时光。然而，美好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妻子裴氏不幸辞世，使禹锡顿时陷入“物莫失俪以孤处”！母亲见禹锡悲憾，便不时让他陪伴自己去洛阳白马寺或龙门遣散心绪；禹锡怕母亲伤怀，更是强作平静，侍奉母亲顺心顺意。母子相依，以佛释怀，使禹锡渐渐走出情感的低谷。
友人杨处厚听闻刘禹锡在洛阳省亲，前来拜望。当禹锡得知他因受株连之罪，被贬至蜀地邛州为大邑县尉八个春秋，屈居下僚，无望升迁之困时，不由为这位才华出众的友人掬一捧同情之泪。想起自己曾接受父亲“出为幕府而从吏”的建议，刘禹锡写下一首含蓄而委婉的诗，名义上是启示杨处厚到蜀川登临名山，实则在祝愿杨处厚此去能升入剑南节度使韦皋幕府，直上青云。
洛阳秋日正凄凄，君去西秦更向西。
旧学三冬今转富，曾伤六翮养初齐。
王城晓入窥丹凤，蜀路晴来见碧鸡。
早识卧龙应有分，不妨从此蹑丹梯。
——《洛中送杨处厚入关便游蜀》
贞元十九年（803），杜佑自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掌相权。这再次成为刘禹锡擢升的契机。在杜佑的关注下，御史中丞李汶奏刘禹锡清正廉洁，官声上佳，辟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为正八品上。但其执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等实权，因此也有“八品宰相”之称，许多二三品的大员在街头望见监察御史，也都要下车回避。刘禹锡刚至而立之年便取得如此要职，以为从此便可一展抱负，不由兴奋地记载情状道：“望如何其望且惧！登灞岸兮见长安。纷扰扰兮红尘合，郁葱葱兮佳气盘。池象汉兮昭回，城依斗兮阑干。避御史之骢马，逐幸臣之金丸。”
仕途顺利使刘禹锡诗文更有影响。京师达官显贵皆愿与他往来唱和，以韵相酬。中元时节，刘禹锡受京兆府水运使薛謇之邀赴宴，席间写下“暮景中秋爽，阴灵既望圆。浮精离碧海，分照接虞渊”之诗句，碧空孤月之境打动在座诸人。薛謇有女正值芳龄，品貌端庄，闻诗睹人，对刘禹锡心存爱慕。得知禹锡丧偶，遂冲破门第陈轨束缚，与刘禹锡结为连理。二人置家光福坊一处宅院，琴瑟和鸣，夫唱妇随。
在御史台，刘禹锡幸运地与两位故友成为同僚，终于得以日夕相对。贞元十八年（802），韩愈由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柳宗元则与刘禹锡同时自蓝田县尉擢为监察御史。此时三人年岁相仿，志趣略同，在御史台共事期间，结下了终生不悔的友谊。
为监察御史时日稍久，刘禹锡便发觉这“八品宰相”其实难为。大唐此时，早已不是纲纪严明、法令威赫。禹锡离开长安六年，这六年中，官风日下，民生凋敝。宦官及其党羽横行于市，根本不在监察御史管辖之内，就连地痞恶霸也多有以宦官为后台，令执法者徒叹奈何。更讽刺的是，德宗皇帝对监察御史们并不信任，命北司宦官刺探百官行止、民间议论，就连御史台也在北司的监视之中。禹锡虽怀革新之志，却也只能按捺雄心，等待时机，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和韩愈、柳宗元讨论学术、切磋诗文之中。三人不仅相互研习，且同往《春秋》大家啖助、赵匡、陆质等人处登门求教，学习王霸之术。尤其在陆质处，辨析研究陆质自成一家之言的《春秋微旨》《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刘禹锡不仅拓展了眼界，更与凌准、吕温、韩晔等人相识、相知，结为莫逆。
因在长安，刘禹锡、柳宗元又可常与王叔文等人走动，韦执谊此时亦已升任吏部郎中。在王叔文的主导下，越来越多的人才聚集在东宫周围。感受到日益澎湃的时代脉动，刘禹锡心中的期望愈烧愈烈，期待着有一日可以将满腔的烈焰喷吐而出，焚尽一切腐朽肮脏的历史尘埃。
贞元十九年（803）冬，一桩冤案从天而降，着实考验了刘禹锡、柳宗元与韩愈的友情。
刘、柳二人与韩愈虽为文字知己，但在政治理想上却是根本不同的。刘、柳主张激进，希望加强皇权，以强力手段抑制宦官和藩镇，而韩愈虽然也希望加强皇权，但他认为应由宦官统军对抗藩镇，以不战为上，相对保守。所幸三人均识体明礼，所争无涉于所善。尽管如此，因刘、柳与王叔文等人的交往神秘，韩愈颇有不屑，以为二人急求骤进，谀附太子，有失节之嫌。又因德宗年事已高，喜怒无常，猜忌更甚，以至民间不敢欢宴，朝士不敢过从，刘、柳与王叔文等人定为死交，失节是小，遭忌是大。韩愈几番规劝无果，便也作罢，只是心中暗存疑忌。
韩愈为人持重，观念保守，素有直名，身为监察御史，不免直谏时事。贞元十九年，关内大旱，百姓饿殍遍野，而官吏却一面虚夸灾情，一面贪污赈资。韩愈见百姓嗷嗷待哺、恶吏脑满肠肥之状，心绪难平，写下“臣窃见陛下怜念黎元，同于赤子：至或犯法当戮，犹且宽而宥之，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之《谏宫市扰民状》；同时，不忍百姓苦难，写下“臣伏以今年以来，京畿各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过春阳……”之《论天旱人饥状》，指斥朝廷不恤百姓之苦，请求朝廷罢除宫市，减免赋税。
韩愈直言上谏，极大地触动中贵和京畿官僚利益，纷纷构陷韩愈“妖言惑众”，使自认为中兴之主的德宗异常震怒，随将韩愈贬为连州阳山县令。连州远在岭南，气候恶劣，瘴气弥人。韩愈忽然被贬往此处，可谓异甚。
德宗在韩愈心中一直是明主，对此番遭贬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无异于晴天霹雳！百思不得其解时，韩愈想到自己因不满刘、柳与王叔文交往之事，规劝刘、柳不过数日，便有敕命下到御史台，莫非刘禹锡和柳宗元将他昔日酒席上不敬于上的“天若浑浊无光，万物凋残；君若昏庸无道，万民受难”此类过激言辞泄露所致？
韩愈启程之际，其妹尚在病中，皇命催迫，百般恳请缓行，也未获得应允。时间紧迫，韩愈没能来得及弄明白真实的原因，便吟唱着：“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带着莫名的怨恨，远赴连州。
实际上，韩愈对刘禹锡和柳宗元存怨毫无根据。刘、柳为人正直，“非掩人以自售，近名以冒进，欺谩于言说，沓贪于求取，未尝狎比其琐细，媒孽其僚友，矫激以买直，漏言于咨诹”。若言言辞过激，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言辞“上苍之状不可更易，人君之意却可改变。所谓天，无非草木禽兽一类，岂能闻得人言？凡事还在于人为”岂非大逆不道？
德宗年老，喜怒无常，对臣下多有疑猜。一日，太子李诵与侍读学士聚谈，有人数说宫市扰民和五坊小儿恶行，李诵愤然作色道：“区区中官，竟然如此嚣张，来日面圣，必当告发此辈。”众人交口称赞并出言献策。唯有侍棋学士王叔文却品茶沉思，一言不发。待众学士散去，李诵留住王叔文问道：“王君今日何故，但只品茶不语？往常论及国事，可是意气风发。”王叔文应道：“太子侍奉皇上，奏问衣食安稳之外，不应再有其他事情。陛下在位多年，太子年已不惑，倘若小人乘机离间，陛下以为太子急于皇位，收揽臣僚人心，太子将如何洗清自己？武后朝，来俊臣诬告睿宗，明皇朝，李林甫中伤肃宗，都是前车之鉴。”李诵仰面思之，颔首称谢：“寡人有所明白。若非先生，何处闻得真言。”
连太子李诵亦不敢犯上直谏，担心让父皇起疑。而韩愈一封《论天旱人饥状》奏疏弹劾了京兆尹李实，并请蠲除关内徭役，由此得罪了李实。与此同时，韩愈又上《谏宫市扰民状》一表，奏请罢停宫市一事，此举无异于触了天子逆鳞，再加上宦官、李实的共同颠覆，韩愈才遭远斥恶地的厄运。而这些背后实情，直到后来刘禹锡与韩愈相逢于江湖之中时，方才得以大白。
就史而论，刘禹锡对忠君爱民、敢于直谏的韩愈非常敬重。评价韩愈“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典训为徒，百家抗行。当时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为敌盖寡。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将韩愈比作高山，誉为古今文人之典范。刘禹锡对韩愈的评价，也成为后人对“百代文宗”韩愈评价的基础。刘禹锡交友向来“择其善而从之”，韩愈后来与其冰释前嫌，终生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