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八年（792），堪称德宗朝科举之大年。皇帝诏令大臣陆贽负责贡举大试，李绛、李观、崔群、韩愈、王涯、欧阳詹及冯家四兄弟等二十三人擢进士及第，因诸人皆为天下舆论所公认之贤才，朝野欢欣，喜称该年金榜为“龙虎榜”。榜出之日，刘禹锡受邀与众新科进士共庆盛事。许多年之后，当刘禹锡再次回忆起那日的心情时，甚至感到比后来自己高中时更加激动。纵观德宗一朝，科场拔萃堪称亮点，也可能是内忧外患之下唯一的亮点。裴度、李绛、令狐楚、王涯、韩愈、张籍、杨巨源、白居易、戴叔伦、元稹、吕温、韩泰、韦执谊、李景俭等对中晚唐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均在德宗朝中登上了历史舞台。刘禹锡身处这个人才辈出如繁星满天的大时代中，眼见与自己日夜唱和的好友荣被圣恩，行将腾达，焉能不心怀激荡、恃才自诩？而念身后又有无数后起之秀正在发奋用功、狼奔虎撵，刘禹锡又如何不觉朝夕必争、时不我待？
其后不久，淮南节度使杜佑入朝陛见。杜佑与禹锡父刘绪曾同在浙西观察、淮南节度使韦元甫幕府，相互引为知交，禹锡幼时即与杜佑相识，亦曾受其指点。杜佑爱其才，及入京，因而与禹锡相见。
禹锡此时才名已闻于长安，杜佑心中愈加喜欢，更以天下之谋而期之，因而少叙故情，便以朝政咨之于禹锡。禹锡平日常与崔群、李绛等人纵论时政，不过多为书生之谈，与一方藩镇节度使共话天下安危之事，则令禹锡精神为之振奋。
杜佑入朝，实因西戎背弃盟约，时时寇边，德宗命各方镇节度使上表言事，以佐圣裁。杜佑将边事详情说予禹锡，遂问：“梦得世侄，依你所见，朝廷当如何应对？”
刘禹锡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西戎背信弃义，犯我王师，朝廷必发雷霆之势，遣虎狼，破贼虏，执贼酋，问罪于阙下，广谕之于天下，使四方蛮夷无以效尤！”
禹锡言之激切，杜佑却闭目不语。禹锡见状，乃知言必有失，复请道：“小侄言之无由，但凭一腔热血，满腹赤诚，于运筹帷幄实无经验，恐有谬于谟，请闻杜世伯教诲！”
杜佑表情方有所松动，谓禹锡道：“贤侄忠勇有加，但王略不足，所幸谨慎好学，仍为可造之才。今日可听某详述西戎因应之策，日后贤侄或可以此举一反三，青出于蓝。”
禹锡甚喜，遂备纸笔，即行恭录。
“自古以来，圣君治国必以恩泽布予天下，未尝有不忍小忿而招致天下大乱者。向如汉武之治，倾尽中国之力而图边陲，虽战功赫赫，却使国力枯竭。一旦国力枯竭，则靡费巨万所开之边陲焉能保全？所以圣哲之论史者，素来不以卫青、霍去病为功勋。
“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今日天下之事纷乱杂芜，西戎寇边，朝议喧嚣，看似紧急，其实不然。若动辄发兵征讨，即便破灭西戎，只恐重蹈汉武覆辙，且使不臣藩镇有机可乘。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曰，‘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我华夏上国，当强于昭信宏恩，非彼蛮夷之类。且西戎并非完全不识礼数之族，我朝仍可遵守盟约以愧其心，与之通商，以礼相待，以昭圣德，同时择精明强干之臣出使西戎，晓之以理，则烽燧可罢。一旦息兵，则宜选拔谨慎持重之将领，重开屯田，积聚粮草，厉兵秣马，以逸待劳，以威势镇敌；再以金玉之利赂之，以甥舅之礼抚之，使西戎安静，不为乱。待到疆内藩镇削平、风调雨顺之年，大军压境，宣谕来朝，则可望不战而屈人之兵。纵使西戎不识天数，亦可一战破敌，且不使之伤国本。”
杜佑议论边事，举重若轻，刘禹锡录罢，已是一身冷汗，低头盯着所录的杜佑论述半天不语。杜佑见状，又道：“贤侄年纪方轻，不谙时务，所学或尚未能融会贯通、运用自如，此为常情，并非窘事。令尊正有此担忧，才修书托杜某进京时以西戎事诫之。唯望世侄能时时自省不足，多与朝中功勋请益。待世侄来年高中之后，若有机会，可到某淮南幕府中来，届时某定将生平所学倾囊相授。贤侄天资优厚，今日之事且作警醒，万望铭记圣人教导！”
禹锡如梦方醒，纳头便拜：“多谢杜世伯妙语点醒迷梦中人！小侄愚鲁，书生空谈，不足发治国之论，至今终于初窥统筹全局、经略国策之奥妙，果真发人深省！惭愧惭愧！”
杜佑闻言十分满意，又命禹锡将方才自己所言所论，重新整理一番，润以文华，写成奏表。禹锡诚惶诚恐，一夜未眠，几经修订，终将一篇言辞诚恳、切中实务的《论西戎表》奉至杜佑案前。此篇是为刘禹锡初次代人执笔，撰写上奏表章。其时禹锡仍为布衣，由此可见其文章功力，已堪所用。表曰：
臣佑言：臣一辞阙庭，已经二载，官当重任，身受厚恩，既怀子牟恋阙之心，又负臧文窃位之责。思所以歌颂圣德，裨补箴规。尘露至微，不任恳迫。臣远祖诗，显名汉代，出牧南阳，谠言善策，随事献纳。忠醇之至，闻于中外，遗风可袭，有激愚衷。臣是以辄竭闻见，粗陈梗概，虽不尽陛下圣明万分之一，然臣子之心，有直必献。
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道跻文武。弛张普博，上法阴阳。气均生成，人沾亭育；凡是氛沴，覆以春和。销除容纳，皆如圣意；宽宥肆赦，实赖皇明。河中诛锄，不劳兵革；淮右底定，不戮一人。庆浃万邦，事出千古。近又西戎背约，寇犯王师。陛下弘贷豺狼，矜其凶悍，布以恩泽，果此知惭，功因德成，不以兵革。故《诗》云“猃狁孔炽”，《书》称“蛮夷猾夏”。臣观自古帝王，不忍小忿以贻大患，故竭耗中国，尽力边陲。至如灭昆明之城，平大宛之种，岂足发挥皇猷，增荣简册？故圣哲之论，薄卫、霍之功。陛下镜历代无益之端，修大君文德之教，遂得北狄深藏，五城晏闭，百蛮向化，四海无虞。惟此小蕃，尚迷圣教。陛下示之大信，弘以旧恩。虽关防暂惊，而烽燧旋罢。
臣负恩方镇，初惧寇戎，正于忧迫之时，果闻仁圣之谕。攘却凶孽，不劳干戈。臣静思远图，为国久计，莫若存信施惠，多愧其心。岁通玉帛，待以客礼。昭宣圣德，择奉谊之臣；恢拓皇威，选谨边之将。积粟塞下，坐甲关中；以逸待劳，以高御下。重其金玉之赠，结以舅甥之欢。小来则慰安，大至则严备。明其斥候，不挠不侵。则戎狄为可封之人，沙场无战死之骨。若天下无事，人安岁稔，然后训兵，命将破虏。摧衡原州，营田灵武。尽复旧地，通使安西。国家长算，悉在于此。计熟事定，举必有功；苟未可图，岂得容易。此皆陛下朝夕倦谈之事，前后立验之谋。臣质性顽疏，筹画庸近。受恩非据，敢忘献忠？犬马之心，实所罄尽。
杜佑阅之，禹锡一夜之间便有长进，奏表条理清晰，逻辑缜密，且用词极合典仪，不仅将自己不愿擅起衅端、对西戎恩威并施之主张阐述明白，更将一片忠臣心迹表露无遗。倘使幕府从事为此文章，亦难有所超越。因此文章，杜佑在御前延英对策时独占鳌头，深得圣上嘉许。及其退朝，又有恩赏至府，于是杜佑更对禹锡青睐有加。唐时官员表奏由文士代笔乃为寻常事，禹锡之才因此始播于庙堂。有此事后，禹锡馆舍渐有朱紫出入，为人撰文，间或有之。
而于禹锡更添信心之事，乃贞元八年（792）时，权德舆由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江西观察使李兼之判官，蒙召入京任太常博士，参议禁中。刘禹锡闻讯，惊为天助之喜，心中不禁思忖：少年时，权德舆于己多有奖掖，时时鼓励，冀成大器，自己在江南之才名，大有德舆之功，今日在长安亦小有才名，权德舆来京必有所闻，谅亦欢喜，若有权德舆这样的朝中新贵在文武大臣甚至圣驾之前对自己有所褒扬，则未来仕途必然更加坦荡。
禹锡此念，乃唐时士林风俗，所谓“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往还”，所凭者乃文章学识、人品口碑，与后世所谓“请托”“后门”绝非同类。况且权德舆乃禹锡父执，纵使禹锡无所倚望，刘绪亦已修书相托。
兴奋之中，禹锡提笔，新作一篇献书，欲订于行卷之首，书曰：
禹锡在儿童时已蒙见器，终荷荐宠，始见知名。众之指目，忝阁下门客，惧无以报称。故厚自淬琢，靡遗分阴。乃今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见志之具，匪文谓何？是用颛颛恳恳于其间，思有所寓。非笃好其章句，泥溺于浮华。时态众尚，病未能也，故拙于用誉；直绳朗鉴，乐所趋也，故锐于求益。今谨录近所论撰凡十数篇，祈端较是非，取关于左右。犹夫矿朴，纳于容范。
尝闻昔宋广平之沈下僚也，苏公味道时为绣衣直指使者，广平投以梅花赋，苏盛称之，自是方列于闻人之目。是知英贤卓荦，可外文字，然犹用片言借说于贤达之口，藉其势而后骧首当时，矧碌碌者，畴能自异？今阁下之名之位，过于苏公之曩日，而鄙生所赋，或钜于梅花，则沈泥干霄，悬在顾间，其词汰而喻僭，诚黩礼也。繄游藩之久，觊尚书而霁严。禹锡惶悚再拜。
翌日清早，刘禹锡携行卷赴太常寺拜谒权德舆。权德舆自从贞元二年（786）改任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江西观察使李兼判官后，已有六年未见禹锡，又无书信往来。到京上任之后，权德舆接到刘绪来信，言称禹锡将于贞元九年（793）应试。德舆向来视禹锡如己出，又闻禹锡在京已有声望，于是愈加日夜盼望禹锡来访。及至禹锡恭拜于面前，权德舆已几乎无法将眼前的俊朗公子与当年的英黠小童相提并论。
禹锡难得在长安遇见故交长辈，又多年未见，不免述说旧谊，而后方将行卷呈上。权德舆多年不见禹锡诗文，正欲一窥禹锡长进，遂接过书卷，一一审读。
方读罢禹锡新作献词，权德舆心中感慨万分。所感者，十余年来禹锡治学未尝有片刻放松，因而所成文章厚重自然，收放自如，不加矫饰而犹胜于百万奢糜之辞，如此依然好学求进，以他人之劝诫、建议为绳规、为明镜，难怪文章学问果然日精月益。
又观献文，刘禹锡举前朝宋广平以《梅花赋》谒苏味道而成名之故事，阐发贤士亦须以文章受奖擢于贤达方能成就功业之道理，并以为权德舆远胜于苏味道，而自己或勉强可及宋广平，有意请权德舆为之关节往还。
献书虽短，意旨明确，既感旧德，又盼新恩，用典精当，文辞恭俭。权德舆阅之欣然，又读附后行卷之文章，果然段段风流，篇篇精彩，拊掌大笑夸道：“梦得贤侄如今学业大成，可喜可贺！我大唐又多了一位青年才俊，真乃兴旺之兆！有贤侄如此，某若使锦衣夜行，岂非有眼无珠？”
禹锡闻言心中欢喜，又与权德舆话些家常，即归住所。后权德舆果不食言，于同朝文武面前多方褒奖禹锡之才华，尤其于即将知贞元九年贡举的顾少连处，不吝溢美之词。顾少连乃惜才之人，间或闻人言彭城刘禹锡乃当世之人杰，复有太常博士权德舆为之说项，刘禹锡之名遂深入其心。
由权德舆为之关节往还，刘禹锡越发可以沉下心来用功读书。到长安凡已两年，刘禹锡深感自己的学问文章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尤其时政对策亟须加以磨炼。自为杜佑代作《论西戎表》之后，禹锡每为大臣草拟奏表，必要认真从中观察微妙的朝局变化，细心感受这个王朝运转的哲学。虽然有消息不畅或不真的原因，但时常见到时局变化与自己的推测相悖，禹锡愈感为官艰险，一步天堂，一步地狱，的确只在转念之间。然而，这样的现状同时也激发了刘禹锡的斗志。在今日大唐王朝的儒生心中，魏征、姚崇那样以极言直谏而“致君尧舜上”的大臣才是忠君爱国的楷模，狄仁杰、郭子仪一般力挽狂澜功同再造的旷世巨贤方为公忠体国的精英。禹锡始终没有忘记当初来长安途中之见闻，那些十不存一的乡村、挣扎哀号的黎民，正等着他改造这个病入膏肓的王朝，除了鼓足勇气一往无前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道路能将他引向光荣的彼岸。
“功名希自取，簪组俟扬历”，当刘禹锡走进贞元九年（793）正月的礼部贡院时，他的心中充满着自信。这份自信，来源于权德舆不遗余力的上下奔走，来源于士林群贤的舆论公议，更来源于刘禹锡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当此天时、地利、人和之际，刘禹锡一试而中，考取进士，正可谓承顺人情，咸与相庆。此次共取进士三十二人，同期登第的还有柳宗元等人。柳宗元小刘禹锡一岁，后来二人终身为友，诗文互答，被誉作“刘柳”。
依照礼俗，新科进士要参拜座主，谒见宰相，同时，还要慈恩寺题名、大雁塔留念、曲江宴游、杏园探花宴等，尽享“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喜悦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荣耀。刘禹锡虽参与其中，心思却比同年进士平静许多。对他来说，这只是他向人生巅峰登攀的第一步。以唐代科举制度而言，进士及第也只是获得了出仕为官的许可，若要实授官职，仍需继续参加考试，或往地方大员幕府中任职。以禹锡之声望，选择继续参加贞元九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正是明智之举。
又试中第，令刘禹锡的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度。唐代有俗语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刘禹锡以二十二岁的年龄，同一年竟连登进士与博学鸿词两科，毫无疑问地成为贞元九年长安街闻巷议中一颗最闪耀夺目的明星。其时大唐官场上朋党之风渐起，有意权柄者无不注意延揽才士。刘禹锡虽已有名声，毕竟虚为布衣士子相互吹捧，但这次连登两科不啻为横空出世，朝中重臣竞相打听，邀约之函如雪片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