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州（临汾）与夏县同属晋南，离得不远，生活习惯包括方言几无区别。司马池到晋州任知州，也算回到了家乡，应该感到故土乡情的温暖，然而他的心情只有孤独与忧愁。丧妻的伤口还未愈合，而儿子要守孝不能来看他，但最让他发愁的是，他不得不干一件他最反对的事——征发“弓手”。在杭州，这件事因他的奏章而免了，可到了晋州，他躲都躲不掉了。
国丧师，家丧父
宋与西夏的战争，主战场在今之陕甘宁交界地区，但山、陕只隔一条黄河，山西负有提供战略支援和西渡黄河配合作战的任务。于是，山西也与陕西一样进入了战时状态。在司马池到晋州上任时，宋朝继康定元年（1040）三川口大败之后，又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吃了一次开战以来最大的败仗，死者一万余名[1]。正史上多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武将任福的轻敌，其实第一责任人应是大名鼎鼎的韩琦。在三川口大败后，宋廷不停地走马换将，最后终于形成了这样的指挥格局：以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总司令），韩琦、范仲淹分别为泾（甘肃泾川）原（宁夏固原）路、鄜（陕西富县）延（延安）路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即分别为甘肃方向和陕北方向的方面军司令员。韩、范可以说是当时宋朝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统帅人才，时二人齐名，但韩琦的军事才能远在范仲淹之下。范仲淹主动要求兼知延州，到延安后发现宋军屡战屡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兵权高度分散，且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是宋朝对将领“事为之防，预为之制”的必然产物。当时诏书规定，部署领一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作战时，就像现在打扑克“斗地主”，先出小牌，谁职务低谁先去。范仲淹大胆行使朝廷授予的临敌机断之权，进行兵制改革，将州兵分为六将（单位名，约相当于今之旅），每将三千人，命一将领之，训练作战合一。起用能战者为将，而把那些职位很高的无能之辈留在司令部赋闲。后来成为名将的狄青就是这样从士兵中选拔出来的。起用人才，满盘皆活。范仲淹指挥部队收复了范雍丢失的金明寨等十二寨，还收复了延安东北一百公里的故宥州，筑城成功，赐名青涧（今清涧县）。延安的防御态势大大改善。西夏官兵相诫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应该说，范仲淹基本找到了把入侵者挤出去的办法，那就是步步为营，筑城一处巩固一地。但仁宗嫌这个办法太慢了，几次派员到西北催促，诏鄜延、泾原会兵进讨，以庆历元年（1041）正月为期。对此，范仲淹连上六道奏章提出异议，而韩琦对范仲淹的意见颇为恼怒，断言我“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敌骄惰，破之必矣！”并且说“凡战，必置胜负于度外。”庆历元年（1041）二月，元昊声称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尽调镇戎军（今甘肃固原）人马，并紧急招募勇士一万八千名，命大将任福带领出击，企图一举消灭元昊，结果在好水川被元昊十万大军包围，被歼一万余人，任福父子及数十将领战死。元昊的狗头军师张元，是陕西华县一个屡试不第而叛逃的举人，看到好水川满是尸体，题诗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韩琦在回渭州城途中，被数千阵亡烈士遗属包围，他们拿着亲人生前穿过的衣服，撒着纸钱，号啕大哭，焚香招魂：“汝昔从招讨（指韩琦）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从招讨以归乎？”烈属拦着他的马头，他寸步难行。消息传到延安，范仲淹说：“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韩、范之争竟以万余烈士的生命来做结论，代价太大了，暂且撇下，只说好水川大败后，进一步加大了征发“弓手”的力度，山西也和陕西一样，村村躲抓丁，户户有哭声。
看到征发“弓手”闹得乡村鸡犬不宁，司马池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晋州不是杭州，紧邻战区，实行战时法令，他不便再谏。宋军紧邻山西的麟（今陕西神木北）、府（今府谷）二州打了胜仗，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胜利，本应该高兴，应该好好奖励有功之臣。可非常遗憾，此役贡献最大的四名功臣，都监王凯、都钤辖张亢，还有两名士兵出身的英雄张岜和王吉，都没有给予重奖。朝野舆论都认为功大赏薄，朝廷却不以为然（北宋官史对张岜和王吉竟无一句记载，多亏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追记了他们的事迹）。前线官兵浴血奋战，“未尝有特恩殊命及之者”，那朝廷在奖赏什么人呢？时任宰相吕夷简上任的头五十天，就有二十名宦官、外戚、医官之类被破格提拔，大则为刺史、防御使、观察使（高级武官），小的也用在要害部门。皇亲国戚和文武高官奏荫子孙弟侄，吕夷简都做好人，即使是稚儿，是痴呆，一概批准，多的一家一二十个，少的也五到七个。他的心思都用到巩固权位，排除异己上了。副相宋庠与吕夷简是对头，在范仲淹的问题上却落入了他的圈套。战前，元昊曾遗书范仲淹，诡言议和，范仲淹复信，要求他废除僭号，俯首称臣，停止侵略。在好水川之战后，元昊派人送来一封二十六页的长信，自称“兀卒”（即单于、可汗），言语狂谬。范仲淹觉得此等狂语不应上达天听，将信烧毁，自做摘录上报。吕夷简对宋庠说：“人臣无外交，希文（范仲淹字）何敢如此？”宋庠未加思考，对仁宗说，“仲淹可斩也”。仁宗大怒，枢密副使杜衍为范仲淹辩护，谏官孙沔等也上疏求情。仁宗问吕夷简怎么办，宋庠万没想到，他反过来支持杜衍了。结果范仲淹被降了一级，宋庠也因被群臣指责为不厚道而被贬知扬州。吕夷简一箭双雕，既警告了范仲淹，又除掉了宋庠。另一位枢密副使任布不依附吕夷简，他竟然唆使其傻儿子任逊上书弹劾其父，许以谏官。结果任布被贬出朝，傻小子也因以子告父被罢。朝廷如此，前线又将如何？
司马池既忧民，又忧君，万般忧愁，又无人诉说，终于在忧愤中倒下，于庆历元年（1041）十一月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母亲去世才一年多，父亲就跟着去了。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哭成了泪人，立马赶到晋州，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到故乡。
父亲的遗产
宋廷规定，丁内、外艰各需三年，但像司马光这样内、外艰碰到一起的，合并守孝五年，实际守满五十四个月（四年半）后可复职为官，后逝者“大祥”（二十四个月）后方可外出。在这二十四个月中，必须素衣素食，安葬前守灵柩，安葬后守墓园。司马光请庞籍为父亲写了墓志铭，于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将父母合葬于涑水南原之鸣条岗祖茔。双亲入土为安了，他的悲痛才有所缓解，想起父亲的教诲，翻出了自己写的一帖条幅：
光年五六岁，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
（《邵氏闻见后录》）
怎么回事呢？姐姐为他脱青核桃皮，没脱成，走了，一个丫鬟用开水烫，成功脱皮，姐姐回来问他是谁脱的皮，他说是自己。此事正好被父亲瞅见，呵斥说：“小孩子怎么能说假话！”司马光从此再不敢说一句假话。
在司马光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对他最严厉的一次训斥。所以，他特地写成条幅，时刻警示自己。
父亲留给他的最大财富，是诚实正直的品德，尊礼简朴的家风。司马光出生在河南光山县县衙里，故取名曰光。父亲任光山知县的时间不长，却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将县衙的井命名为司马井，并修了一座司马亭来纪念他。这些，还有父亲感知祖母病危而放弃殿试（见第二章）的事，是听母亲和叔叔说的。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是父亲严格的家教。男女七岁“不同席，不共食”；“八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以谦让”；“女子不出中门”，只能在内院活动[2]。父亲好客，“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3]。司马光一生简朴得近乎“抠门”，与此家风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眼中父亲的形象从家中扩大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