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常与孙觉在言路齐名。他不让李定反映南方实行青苗法的实情，却上疏说：“散常平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出息者。”钱未贷就收利息？神宗较了真，要他拿出实据，以便查处，而他以台谏官风闻言事为挡箭牌，拒绝回答。对此，宰相曾公亮表示支持，认为要他说出违法者姓名，有碍风闻言事。神宗说：并没有要追究他的责任，为什么不肯？王安石说，所谓风闻言事，就是不问其言从何来，也不必要求讲的都是实情。如果一般官员上疏，所言不实，就犯了诬告或上书不实罪，而台谏官不加罪，这就是许风闻言事。现在皇上不过是要查处违法官员，怎么能说有碍风闻言事呢？神宗又拿出李常的另一奏疏，疏中批评神宗：“陛下一宫殿之费百余万，一宴游之费十余万，乃令大臣剥肤椎髓掊敛百姓。”神宗忍不住大笑说：“今闻人谤如此，乃是（李）常疏中语。”其实神宗继位三年，除了修缮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殿外，别无修建，也无宴游。于是，神宗以“言事反复，专为诋欺”为由，将李常贬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现在司马光既然又说到他，神宗说，李常不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王安石称病居家时，他多次请求召见，当着我的面极力赞美王安石，说朝廷不可一日无安石，并且说，我虽然反对青苗法，但陛下宁可贬我出朝，也不能罢免王安石。从我这里出去后，他又去王安石家通报情况以卖恩。这番话将司马光的嘴堵住了。
神宗接着说：“有诈为谤书，动摇军众，且曰‘天不祐陛下，致圣嗣不育（时神宗尚无子）’。或云卿所上书。”保守派为阻止变法，借司马光的嘴，诅咒神宗生不出儿子。司马光说，我所上疏，陛下都见过，而且我的奏章没给外人看过。神宗说，你的奏章外人没看过，但台谏的奏章，我还没看到，就满朝遍知了。
冷场，司马光沉默，神宗概括说：“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孙叔敖是春秋时楚国名相，著名改革家，就是他使原本落后的楚国迅速崛起，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神宗这句话等于给反变法的议论定了性。司马光当即反驳说：“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这次单独召见不欢而散。第二天接着开经筵，司马光继续进读《通鉴》，读到张释之论啬夫利口。汉文帝去上林苑视察，在虎园问上林尉（苑长）养有多少猛兽，尉一问三不知，但他手下的啬夫（吏员）却回答得清清楚楚，与猛兽禽簿的记载完全一致。视察结束，文帝指示给啬夫升官，而陪同视察的廷尉张释之不同意，他举周勃等虽言语木讷却是社稷之臣为例，说啬夫利口，不可开了以能说会道升官的先例。文帝曰“善”。司马光讲解说：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语出《论语·阳货》）。“利口何至覆邦家？”他把目光射向吕惠卿，大声说：“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他又把头转向神宗，接着说，人主信用其言，“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2]
司马光以经筵为阵地，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利用历史武器向变法派展开进攻。
求去，换个阵地反变法
司马光的努力并非没有收获。他如鲠在喉的条例司，神宗在五月下诏撤销了，其职能并入司农寺，由吕惠卿负责。虽说是换汤不换药，但毕竟名正言顺了。还有，被王安石重用的李定终于被扳倒了。
为扳倒李定，司马光冲锋在前，但火力不足，掐到李定“死穴”的是御史陈荐。他揭发李定在任泾县主簿时，得知母亲仇氏病故，隐匿不为奔丧。在以孝治天下的宋朝，这可是滔天大罪。于是，中书省立即让扬州（李定家乡）、宣州（今安徽宣城，辖泾县）调查核实。宣州报告，李定当时以父老需奉养为名请假，而未言母亲去世。仇氏是妾而非妻，李定辩称自己不知实为仇氏所生。宰相曾公亮提出要他补服丧三年，王安石认为他实际已服了丧。但这样的人不可能再任监察御史，王安石拟改任其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上疏说，不孝之人，怎能为皇上说书？王安石包庇李定有罪，应罢黜。李定心虚，请求解职，最后以集贤校理同判太常寺。李定被扳倒了，御史陈荐、林旦、薛昌朝也被借故外放。但保守派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等于对外宣告：王安石重用的是不孝之人。抓住这个机会，保守派针锋相对地树立了一个孝子典型——朱寿昌。其父朱巽在京兆为官时，将怀孕之妾刘氏赶出家门，刘氏在外生寿昌，寿昌数年后归家，母子不相见五十余年。听说母亲到了陕西，他弃官入秦寻母，终于在同州找到了已七十多岁的母亲。保守派纷纷写诗赞美他，让神宗召见，并通报全国。
在变法与反变法之间，朝臣必须站队了。任何时代，真正为理想而不惜牺牲的人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考虑的是利益。眼下对立的两位旗手，一个王安石，一个司马光，都是理想派。其他人呢？宋代自澶渊之盟数十年来，士大夫们尽情享受着国家花钱买来的平安，饮酒吟诗，轻歌曼舞，何等巴适！王安石变法把一潭死水搅得波滚浪翻，一时间，朋友反目，兄弟翻脸，两边押注，朝秦暮楚，形形色色的现象，甚至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有些看不懂了。当年的“嘉祐四友”，在阿云案上，吕公著、韩维站在王安石一边，可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们又站到了司马光一边。韩维、韩绛兄弟，一个跟司马光反变法，一个成了王安石的盟友。王安石之弟王安国，站到他的对立面。王广渊由其兄王子韶推荐给王安石，是推行青苗法的得力干将，而王子韶却竭力反对青苗法，说他推荐其弟有罪。枢密副使吕公弼写了一份弹劾王安石的劄子，还没上呈，却被其从孙吕嘉问偷出来给了王安石……
变法派与保守派互相攻伐，一片混乱，真假难辨。苏轼之父苏洵逝世后，朝廷赠银助葬，因苏洵非进士，官职只是县主簿，苏轼提出不要赠银而改赠功名，另韩琦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轼均谢绝。此事已过去几年，而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弹劾苏轼当年护送父亲灵柩回川安葬，用官船私贩食盐和苏木（专卖物资）。于是成立专案组，抓船夫，逮随从，闹得鸡犬不宁。
手术很快就动到了司马光编《通鉴》的书局头上。刘攽是司马光编书的助手。他与王安石是老朋友，常拿他“开涮”。推行水利法，有人给王安石出点子：把梁山水泊排干，可得万顷良田。王安石“嗯”了一声，又突然问：排出的水装哪？刘攽说，好办，那就在旁边挖一个同样大小的水泊。大家哄堂大笑，笑得王安石很尴尬。熙宁三年（1070）的进士考试，吕惠卿是初试官，把在策论中拥护变法的叶祖洽定为第一；刘攽是复试官，反了过来，把暗讽变法的上官均列为第一。最后，主考李大临、苏轼来了个折中，将上官均排第一，叶祖洽排第二。殿试时，神宗让宰相陈升之读试卷，钦定叶祖洽为状元。事情似乎结束了，不料苏轼不服，作《进士策》一篇进献。神宗交给王安石看，他看后大为恼怒，遂有逐苏轼、刘攽之意。苏轼的案子还没结束，刘攽就被贬为泰州通判，等于给司马光的书局拆台。
司马光越来越感到，朝廷已不是自己该待的地方了。八月八日，在垂拱殿上，司马光向神宗请求外放知许州（许昌）或任西京（洛阳）留司御史台。北宋初就在西京设留守司，王安石为安置老朽官员和反对变法者，又在北京（大名）、南京（应天府，商丘）设留守司。如被安排到留守司，就等于赋闲了。据《长编·卷二百十四》记载，此次君臣对话如下：
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枢密副使），卿且受之。”
光曰：“臣旧职且不能供，况当进用？”
上曰：“何故？”
光曰：“臣必不敢留。”
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
光曰：“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清白之行），中以危法（通过陷害欲判其重罪）。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安石初举公著云何，后毁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
上曰：“安石与公著如胶漆，及其有罪不敢隐，乃安石之至公也。”
上又曰：“青苗已有显效。”
光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尔。”
上又曰：“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藁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时苏案未结，最后审查结果，属子虚乌有）
光曰：“凡责人当察其情。（苏）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
总而言之，与其被王安石找茬贬走，还不如自己主动要求走。在这次对话后不久，神宗对王安石说：“司马光言方今是非淆乱。”王安石说：“以先王法言考之，以事实验之，则是非亦不可诬。且如司马光言不当令薛向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以先王之法言考之，则‘懋迁有无化居’（语出《书·益稷》，意为鼓励贸易互通有无），有何不可？又言薛向必陷官物，以事实验之，向果失陷，即光言为是，向果无失陷而于官物更能蕃息，即光言为非。他皆仿此。”最后谈到朋党问题，王安石认为：“今侍从有实材可用者极少，而其相阿党不修职事趣功实者则如一焉。”神宗于是想以朋党来治反变法派，王安石以为不必，认为异论纷纷的原因是神宗“刚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变风俗”，“若能力行不倦，每事断以义理，则人情久自当变矣”。他不无骄傲地说：“陛下观今秋人情已与春时不类，即可以知其渐变甚明。”[3]
在这次谈话后，神宗决定不再挽留司马光。九月二十三日，在延和殿，当司马光再次面请外放时，神宗问，必须许州吗？司马光回答，臣哪敢必须，只要离家乡近一点，就是臣的幸运。神宗又问，西京如何？司马光回答，那恐怕非才士不可，若朝廷差遣，不敢辞。看来神宗是要把他放到洛阳了，不久便传出了令其知河南府的消息，但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推行均输法的主将薛向，负责陕西边防供应，与知永兴军王陶矛盾难解，他宁要司马光来，也要将王陶撵走。十月初五日，王陶改知河南府，司马光知永兴军，兼永兴一路都总管、安抚使，统管陕西十个腹地州、军。
[1]《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甲申》。
[2]《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乙酉》。
[3]《长编·卷二百十五·熙宁三年九月己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