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自己一病不起，司马光给吕公著写了一张便条：“晦叔（公著字）自结发志学，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国政，平生所蕴，不施于今日，将何俟乎？”接着笔锋一转：“比日以来，物议颇讥晦叔谨默太过，此际复不廷争，事有蹉跌，即入彼朋矣。”最后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司马）康，惟国事未有所付，今日属于晦叔矣。”[1]
这封信颇似临终嘱托，批评吕公著“谨默太过”，告诫他再不奋起，就会与新党同流合污。吕公著出身于宰相世家，伯祖吕蒙正、父亲吕夷简都是名相。对废除新法的态度，司马光是要赶快“翻烧饼”，而吕公著认为，“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促”，青苗但罢“抑勒之患”，免役“当少取宽剩之数”……
司马光急，越急越病，越病越急，给吕公著写信后，又给执政同僚致《三省咨目》，交代了六件事，第一件就是废免役法，否则，“恐成万世膏肓之患”。
匆匆废免役，蔡京抢“头彩”
免役是相对差役而言。简言之，差役是让农民无偿服役，免役是按田亩或财产出钱，雇人服役。关于两法的区别和司马光的态度，前已述。他此次出山前，在洛阳就上《乞罢免役钱状》[2]，说免役法“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者，不利于贫者”。上此疏已八个多月了，翻了年头，可免役法仍没废除，他火急火燎，所以将此列在《三省咨目》的首条。次日，他又上《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劄子》[3]，指出免役法有五大害：
一、“旧日差役之时，上户虽差充役次，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数年，营治家产，以备后役。今则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有所出钱数多于往日充役陪备之钱者。”
二、“旧日差役之时，下户元（原）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免役，驱迫贫民，剥肤椎髓……”
三、“旧日差役之时，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产，使之作公人，管勾诸事，各自爱惜，少敢大假作过，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盗。……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无宗族田产之累，作公人则恣为奸伪，曲法受赃，主守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则挈家亡去……”
四、“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凡所以供公赋役，无出三者，皆取诸其身而无穷尽。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殊不知农民出钱，难于出力……丰年犹可粜谷送纳官钱，若遇凶年……惟有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是官立法以殄尽民之生计……”
五、“提举常平仓司（负责青苗、免役推行之机关）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为防荒年，平时多收百分之二十的免役钱）……”
讨论问题的前提是客观事实，可这份劄子只有论点而没有数据。司马光说免役法“殄尽民之生计”，但没有说一亩地到底收多少钱。据《文献通考》，元丰五年（1082）全国田四百六十一万余顷，其中民田四百五十五万余顷，元丰七年（1084）收免役钱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余贯（一贯等于一千文），平均下来，每顷少于四点一贯，每亩少于四十一文，因其中包括百分之二十的宽剩钱，所以基数约为三十三文。这是把田亩当实数来计算的，而北宋的田亩不是根据丈量得出的数据，而是通过实收赋税除以基数估算的。掌管财政的三司官员发现，与汉和隋、唐相比，宋耕地面积竟不及其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固然有国土北不到幽蓟、西不到宁夏的问题，但田亩怎么也不至于少如此之多。从仁宗朝开始就尝试用方田法丈量土地，但一直到王安石变法，均因遭地主强烈抵制而难以进行。朝廷上下都知道不交赋税的田亩“十居其七”，但上下都以此为仁政。据《宋史·食货志》，京、襄、唐、邓四地荒田尤多，从英宗治平到神宗熙宁年间（1064—1077）相继开垦，五年免税期后，一百亩按四亩收税，后来想改为按二十亩收税，朝中言官和当地地主联合反对，作罢。能够隐瞒土地的是地主特别是官僚地主，小户是难以隐瞒的。北宋除晚期徽宗时期外，田税不重，每亩斗余，加上免役钱，就会逼得农民“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有证据吗？司马光没说。
他接着写道：“陛下近诏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千章，无有不言免役钱之害者，足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也。”因此，他提出：“为今之计，莫若直降敕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1068）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亲自揭五等丁产簿定差，仍令刑部检会熙宁元年见行差役条贯，雕印颁下。”一下废免役，复差役，工作如何衔接？他建议：
第一，各州、县所差之人，如自己愿意服役就马上服役，如不愿意，让他出钱雇人代替，工资由他们私下商定。但他雇用的人必须是有品德的，如被雇者逃亡，让他再雇，如带走了官物，由雇者赔偿。
第二，现在拿工资充役的人，等差役的人一到，全部放回。
第三，最重的是衙前役，过去有因之破产者。现在设了厨酒库、茶坊司，押送官物派官员和军士，没有再听说有破产的了。如认为衙前户仍不足以独自承担赔偿责任，应依旧于官户（租种官田者）、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物业每月掠钱十五贯、庄田年收百石以上者，并令随贫富、等级收助役钱。
第四，废免役、复差役的敕令下达后，各地若认为实行无碍，则马上实行；若感到需要修改，县限五日内将意见报州；州综合各县可采纳之意见，限一月内报转运司（约相当于省政府）；转运司限一季度内报朝廷。报来后，由执政官详议，再一路一州一县分别下敕执行。务必做到因地制宜，便于执行。
高太后对司马光言听计从，二月三日把他的劄子批给三省，令草敕下达。首相蔡确感到此事重大，应与枢密院商议。五日，知枢密院事章惇被叫来会商。他说，此事不归枢密院管，过去一直不过问，提出先用三五天看看臣民所上封事和司马光的劄子，然后再议。韩缜说：“司马光文字岂敢住滞，来日便须进呈。”于是乎，废免役、复差役的重大法律就这么匆匆决定了。三省和枢密院共同进呈后，高太后批示“依奏”，六日按司马光的劄子下达了《罢役钱敕》。从高太后批出劄子到法令公布，仅三天时间。高效？荒唐？
免役法实行了十五年之久，各地已经习惯，突然改为差役，而且限定县五日内要么复旧要么报告，神仙也做不到，但有人做到了。此人便是后来徽宗的宰相、大奸臣蔡京，时任知开封府。五日后，他兴冲冲地跑来向司马光报告，开封府所属开封、祥符两县，已按差役旧法，差千余人服役。司马光听报，眉开眼笑了，赞赏说：“使人人如待制（蔡京官衔天章阁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4]
他太急于废除新法了，急得对有悖情理的事也失去了判断力。
章惇反扑被驱，苏轼无奈请辞
司马光希望各地官员都像蔡京这样坚决执行《罢役钱敕》，但没人学习这个榜样。这部“复写”司马光劄子的法律，因过于笼统，许多地方脱离实际，底下感到不好执行，连他在台谏的“拥趸”们也认为不妥。朝廷不得不下敕要求各地详较利弊。这让病中的司马光惊诧不已，如因此而动摇决心，他的努力将化为乌有！二月十七日，他上《乞不改更罢役钱敕劄子》[5]说：
臣闻令出惟行弗惟反，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上户优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习熟，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小有烦扰。又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惟恐役钱之罢。若见朝廷于今日所下敕微有变动，必更相告曰：“朝廷之敕果尚未定，宜且观望。”必竞言役钱不可罢，朝廷万一听之，则良法复坏矣。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备，俟诸路转运司奏到，徐为改更，亦未晚。当此之际，则愿朝廷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
司马光只代理过几天苇城县令，通判郓城、河东共三年，缺少州县工作经历是他的天然缺陷。因不谙下情，讲得越多，露的破绽就越多，自相矛盾之处就越多。果然，已被台谏官指为“大奸”的章惇抓住他的辫子，来了一次绝地反击，上疏说《罢役钱敕》[6]是草率通过的，一口气反驳司马光八个问题，主要有：
——司马光前劄讲上户以差役为便，以出免役钱为害，后劄又讲免役钱“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不过半月时间，不知为啥讲的正好相反。“臣观司马光忠直至诚，岂至如此反复？必是讲求未得审实，率尔而言。以此推之，措置变法之方，必恐未能尽善。”
——司马光说免役召募皆浮浪之人，全凭猜测。事实是，所募役人都有“家业保识”，衙前役人即“长随”，与差役不同之处就是不让他们“买扑场务”（买扑是宋朝的一种包税制度，即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竞价包税，由出价高者承包），而给以较高工资，并无浮浪之人。朝廷欲知事实，请派专人调查，看免役法实行后究竟有多少役人像司马光所说的侵盗官物，隐姓逃匿？如此则一目了然。
——司马光说臣民所上封事无不言免役之害，其实其中有不少说免役法好的，而他却未予批出。
——司马光提出收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月掠钱十五贯以上，或庄田年收谷百石以上者征免役钱补助衙前户，而这些人按免役法是免交役钱的，如果照办，岂不更为深害！
——司马光说免役“驱迫贫民，剥肤椎髓”，“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其言太过，实行免役法十五余年，“未闻民间因纳免役钱有如此事”。“大抵光所论事，亦多过当。”
保守派万没想到，已被弹劾到焦头烂额的章惇居然不知死活，敢跳出来与司马光抗礼。但是，章惇曾三典州郡，有丰富的州县工作经验，谁也不敢直面役法与之论战，只能撇开役法本身群起而攻。王觌的一段话最有意思：“（司马）光之论事，虽或有所短，不害为君子；（章）惇之论事，虽时有所长，宁免为小人。”
“不害为君子”的司马光没接“小人”章惇的招，而用辞职报告来表现其君子作风。他上《随乞宫观表辞位劄子》[7]说：告假月余以来，“疾大势虽退，饮食亦稍进，然气体疲乏，足肿生疮，步履甚难，策杖而行，不出堂室，况于拜起，固所未易”。“岂有执政之臣，身据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趋朝，又不供职，宴安偃仰，养病于家，何待人言，独不内愧？”因此，辞门下侍郎，乞一宫观。诏答“不允”，再辞，再“不允”。
高太后“不允”司马光的辞呈，而在首相蔡确的辞呈上批复：首相不免但只管门下省，中书省工作由尚书左丞吕公著接替。鉴于对役法的意见不一，吕公著建议专差大臣，设役法详定所详定。二月二十日下诏，令韩维、吕大防、范纯仁等详定。斗章惇，他们与司马光团结如一，而一旦负起详定之责，与司马光的分歧就不可避免了。
范纯仁与司马光是姻亲，熟悉州县工作，首先劝司马光：免役法虽有不便，但不可尽废，去掉其过分之处即可。如果硬要废，可先在一州试行，稳妥了再推广于一路，如此不至于扰民。司马光充耳不闻，范纯仁叹息说：又是一个王介甫也！当面没说通，下来又给他写信说：“此法但缓行而熟议则不扰，急行而疏略则扰。今公宁欲扰民，而且将疏略之法使谬吏遂行，则其扰民，又在公意料之外更有扰矣。”[8]还说，我完全可以保持沉默，甚至可以像某些人那样一味赞美讨你喜欢，如果这样，我还不如当年依附王安石早点升官，何必等老了再来取媚于你？千万别认为废新法出于仁，疏略也不会扰民，历史上可不乏以仁失国的例子。
司马光最好的朋友范镇的侄子范百禄时为中书舍人，熙宁初王安石推行免役法时，是开封府咸平县令。他以亲身经历告诉司马光：“（免）役法之行，罢开封府衙前数百人，而民甚悦。其后有司求羡余（收宽剩钱），务刻剥，为法之害。今第减出钱之数以宽民可也。”[9]
司马光已完全听不进不同意见，于二月二十八日上疏说，“陛下幸用臣言，悉罢免役钱，依旧差役，诏下之日，中外欢呼，往来之人闻道路农民迭相庆贺，云‘今后这回快活也’……今陛下令韩维等再行详定……臣愚窃恐闻此指挥，谓朝廷前日之敕更改未定……必有本因新法得进之臣，乘此间隙，争言免役钱不可罢，因聚敛获功之吏，称旧法未改，督责免役钱愈急。是民出汤火，濯清泉，复入汤火也”。因此，他要求朝廷下令给各州、县，坚决按二月六日的敕令执行。
三天后，即闰二月初二日，是司马光双喜临门的日子。这一天，首相蔡确终于被轰下了台，由司马光接任；同时，朝廷按他的请求，下诏重申役法更张按二月六日的敕令执行。初八日，朝廷又下诏废除了青苗法。
司马光要除“四害”，不到二十天就除了两“害”；要驱“三奸”，继蔡确之后，章惇也被驱出朝廷。此前，司马光连上两章，请高太后作威作福，明示好恶，“不可使用人、赏罚之柄，尽归执政，人主一不得而专也”[10]。章惇不计后果，在高太后面前说，轻率变更役法，后果难测，“他日安能奉陪吃剑！”高太后怒其无礼，当即专断，贬其出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