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四川资阳人王褒，“工歌诗，善辞赋”。一篇《洞箫赋》，音调和美，形象鲜明，使汉代音乐赋的创作模式得以完成，且动摇了儒家政治教化的乐教观点，使音乐固有的娱乐特性凸现出来。这是后世人的评价，而在当时，王褒因此赋跻身朝班，官至谏议大夫。
《鹪鹩赋》呢？乃西晋文坛领袖张华所作，推为晋赋名篇。张华，字茂先，少孤贫，自牧羊，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其《序》云：“鹪鹩，小鸟也。生於蒿莱之间，长於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乐也。”阮籍见《鹪鹩赋》，叹曰：“此王佐才也！”得阮籍赏识，渐为时人所重。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方兴，标榜门第阀阅的风气日强。张华因家族势力单薄，自幼孤贫，虽才华横溢，德行严谨，却一时未能见知于世。
颜回，即颜渊，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这会儿的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
晋大夫俞伯牙善抚琴，高山流水觅知音，终于在山野间寻到钟子期。这个故事就更大众化了。
范仲淹身在睢阳学舍，神驰于名人名典，能不刻苦用功、自励有为吗？能不发出“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的自信、自许与自期吗？
用来诠注这种“自信、自许与自期”的事不少，这里略陈两例。
第一例：不吃留守饭。多数史料是这么记载的：南京留守的儿子将范仲淹吃粥苦读的事，回家告诉了父亲。这位留守还是爱才惜才的，就让儿子带上自家府里厨师做的饭菜送给范仲淹。过了几天，留守儿子发现他送的饭菜，范仲淹居然一点没动，都发了霉，就有点不解了：我老爸特意送来饭菜招待你，你竟然不吃，你什么个意思呀？范仲淹先表示歉意，再解释说：“蒙令尊大人抬爱，我是十分感动。可你想想，我艰苦惯了，猛一下吃了美味佳肴，过后怎么办呢？还能忍受天天吃白粥的日子吗？”留守儿子听罢，感佩不已。
这让笔者联想到关于造成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困苦生活的原因，聚讼已久。有一种观点是，因为范仲淹非朱门嫡子，故而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力辩非是。而史实凭据呢，则双方都展示无多且乏力。笔者以为，争辩双方有一个共同缺憾，未能从范仲淹本身着眼思考问题。对于一个志向远大的有为青年来说，家里真穷也罢，受到不公正待遇也罢，都不会成为左右他选择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的主因。比如范仲淹，“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铭》）。只要他化孔孟之道为灵魂，尤其对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奉为圭臬，“以天下为己任”作为展现自我价值的终极奋斗目标，即便是个富家子，即便各种世俗待遇无不优渥，他也会选择困苦与磨难，情愿像苦行僧一般生活，作为磨励自我、实现自我的不二法门。数数古来多少成功人士，都是因为穷得没饭吃吗？都是困为受到外界不公正待遇吗？范仲淹的伟大，正是超脱了世俗束缚，早就凭借自己独立强大的人文性格闯荡天下！
第二例：独不见皇帝。范仲淹就读应天书院的第四个年头，应天府地面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来了皇上宋真宗的御驾。怎么回事呢？他继位以后，在“江南第一宰相”王钦若等人密谋策划下，大搞“降天书”“封禅泰山”等迷信活动，四处巡游祭祀扰民。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宋真宗到亳州太清宫去拜谒老子庙，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紧接着就来到应天府，要拜谒他赵家祖庙——圣祖殿，并再搞降天书。天书降处，瑞霭绕庙，彩云腾空，还有黄云覆辇，紫气护幄，百官朝贺，万民山呼。一时间，应天府城内，万人空巷，都来一睹皇上风采。皇上一高兴，下诏曰：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施行特赦，广大臣民可在“重熙颁庆楼”大吃宴席三天，无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能吃的都来吃吧，吃的是“太平盛世”！应天书院也沸腾了，老师与学子们倾校而出，以能看到皇上为奇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此时此刻，有一个人例外，对这桩天大好事犹如不闻，不惊不乍，静若处子，独守书斋，潜心读书。此人就是范仲淹。据说那位南京留守的儿子，深为不解：我的天！能亲眼见到当今圣上，这机会多难得！你就觉得不如读书重要？范仲淹怎样作答的？据范敬宜题签、杨德堂著作的《范仲淹的故事》记载，范仲淹说：“书念不好，看到皇帝也没用；书念好了，将来再见也不迟。”
前文书中笔者提过，“必须”要将“独不见皇帝”这事，与“拜见姜遵”那事，两相对照一下。目的何在？当然自有说道。你看，范仲淹拜见姜遵时，是那么热切，那么急不可耐，邀上学友，步行上路，谦谦有礼。为什么？因为姜遵是老大的京官吗？那么请问，姜遵有皇帝的官大吗？这边见皇上又不用你跑远路，还能白白地海吃海喝一顿，范仲淹为什么反倒不去？只能有一个解释：他见谁不见谁，完全是冲着学识去的，你有学识，我怎么都得去拜见，否则，请我都不去。可以断定：假如姜遵在范仲淹心目中不过一平庸官僚，住在对门也未必会去竭诚拜见；假如宋真宗专程来应天书院为学子们开大课，做一场“君轻民重”的学术报告，第一个跑去听课的没准就是范仲淹。请特别留意这一点，这中间背后大有讲究，有一种文化追求在，有一种价值取向在，有一种人生定位在，用现代话说——有一种人生观在！说明范仲淹从安乡启蒙到青阳“读山”，从秋口发“良相良医”之问到澧泉寺“划粥断齑”，再到应天书院接受“正规教育”五年，这二十年来一路向学苦读，确实学到了许多，学懂了许多，学通了许多，可以说此时的青年范仲淹，已然心中有自我，自我中见大道了。
笔者在前文书中曾留下话头：“要问青年范仲淹在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到底都学得什么学问，身负何种文武艺？此前似乎深究无多。笔者试图在后面设专节予以揣摩，先扔出一块砖头。”好，现在笔者就应诺抛砖了。
7.所学者何
范仲淹青春苦读二十年，究竟学到了什么，使他成为一代名相、万代楷模？这个问题太重要。不然你想，苦读的饱学之士多到数不清，何以没有变成张仲淹、王仲淹？这读书之中肯定有大名堂。
《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
知己欧阳修在《范文正公神道碑铭》中说，范仲淹在应天书院“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
笔者涉猎有限，记载范仲淹学成的“原始资料”，所见稀缺。如无博学者见教，笔者就斗胆放言说，这也太简略而肤浅了。“六经之旨”的“旨”是什么？怎么个“泛”法、怎么个“通”法？“长于《易》”又“长”在哪里、“长”到何种境界？
就先说“泛通六经”。
何谓六经？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周易》《春秋》，共六部儒家经典。其中的《乐经》后来失传，所以通常又称为五经。再，《礼经》在汉代是指《仪礼》，宋以后一般是指《礼记》。《三字经》：“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礼指《大礼》《小礼》，后失传其一，遂更名为《礼记》。公元1949年之前，对读书人来说，这些都属于常识问题。新中国将其视作“封建主义文化”，梦想连根拔掉，可辛苦了几十年，到底没能拔得掉，改革开放以后又“文艺复兴”起来，安了个新称谓叫“国学经典”。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崇孔子，说他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作《春秋》。也许不完全是这么回事。龚自珍《六经正名》说：“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章学诚《校雠通议》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尊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太师，《春秋》存于国史。”不过，也不能不记孔子好处，老人家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对这六部古书确实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功不可没。
回到要害处。若问这一大套儒学经典之“旨”究竟是什么？远迄三代，我们的老祖宗就认为，政治原理必须是为社会人群着想，为天下所有人服务的，要顺天理，从人情，此之谓“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一言以蔽之，即《礼记·礼运》篇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所以，远在帝王文化[16]还未能生根发芽之际，这种以仁和仁爱为核心的“天下为公”思想，即弥漫于社会各阶层，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特别在新崛起的士阶层形成后，他们以“仁为己任”，以传承光大这种仁的原生态、原教旨[17]为天职，以“五亩之宅”作为构建自己独立人格的物质基础，带剑远行，游走天下，在民间公开讲学布道，设馆授徒，行侠仗义，以嘉言懿行传播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最后由孔子集其大成，创立了儒家学派。所以，林鹏先生说：“若问春秋时期除了儒家还有哪家？没有。”是后来的“儒分八派”，才造就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局面。所以，“春秋儒”是中国士君子文化的肥壮母体，丰沛源头，美丽而强大，比刚刚滋生的帝王文化要威风、强势得多。连刚上台的秦始皇，面对如此道统也多有忌惮，不得不搞一搞“博士官”什么的。他一旦恶迹暴露，便立刻遭遇士君子文化的强力狙击，鲁仲连“义不帝秦”，燕人卢敖祭出“亡秦者胡”，这是“文攻”；还要“武卫”呢，荆轲先刺你一下，紧接着张良再给你一椎，高渐离又铅筑一击，最后还有“兰池盗”收拾你。什么盗不盗，那就是“以直报怨”、舍生取义的带剑大侠。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图，司马公才怀着无限崇敬之心，在《史记》中专设了《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这是士君子文化的巅峰时期。也许可以这样说，到春秋末期，士君子群体已然整齐地排成战阵，张扬王道，为天下苍生考虑，为社会、历史的走向考虑，不独为一家一姓一国一地考虑了。这种“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和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他们所代表的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他们的社会人格已明确定型，其特色大致就是：信守个人尊严与自由，独立思考，大胆批判，安贫乐道，重义轻利，要做“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做不朽之人，指点江山、著书立说、“腰无半文，心忧天下”，“大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重友情，重然诺，“士为知己者死”，不惜以性命相许，等等。这种成型的士君子文化是很强大的，强大到足可战胜“前帝王文化”。林鹏先生举过一个例子：曾发生过秦昭王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的事情，但不久都又去掉帝号，偃旗息鼓。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遭到了普遍的非议，首先是士君子群体，认为秦昭王和齐湣王根本就没有资格称帝。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当时的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秦昭王和齐湣王你们得了什么民心？秦昭王实行商鞅的政策，弃礼义，尚首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怎么能得民心？齐湣王更不值得一提，最后被抽筋而死。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岁月里，新生的士君子文化不可小觑，不容挑战。一直到出了个秦始皇，士人的日子才变得不好过起来，士君子文化才遇到了强硬的对手——成型的帝王文化。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历史陷进一个悲剧性大漩涡，无论如何不能自拔……不过即便如此，照林鹏先生的说法，士君子文化和帝王文化也是“强烈的对立着，对抗着，僵持着，时好时坏，时起时伏，有时相让，有时不让，该杀头时尽管杀，该顶的时候尽力顶。所谓立殿陛之下与天子争是非，所谓廷争面折（《平旦札》）”。秦汉以降，随着皇权“治统”的日臻成熟完善，承载儒家原教旨的“道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制约和腐蚀，力道不断“被缓释”。尽管如此，一代一代的士君子们，依然“人还在，心不死”，面对帝王文化的两大魔法“世民彀”和“文字狱”，软硬不吃，坚守初衷，其思想抗争持久不绝。“东海牧豕奴”公孙弘奋力组建“士人政府”，开办国立太学，在五经博士指导下受业领教。郑玄讲学乡里，不受征召，人敬呼为“征君”，成为两汉经学冠冕。……至宋，范仲淹学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的六经之旨。这从他日后的为文、为人、为官的一贯经历中看得很明白。关于这方面的细况，笔者将在后文书中一一求证。
这里，笔者还想多说一点君臣之道，因为这是封建专制社会里一种核心关系，信奉什么样的君臣之道，最能体现是否背离六经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