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地听到“诗歌边缘化”的声音。我不得不说说“诗歌边缘化”这个问题。
还是让我顺着传统这条线索，简单梳理我们的文明和文化传统，以及与下列这些伟大的名字间的关系：屈原、司马迁、嵇康、阮籍、陶渊明、王维、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贾岛、孟浩然、李贺、李商隐、苏轼、黄庭坚等等，在我们这个由“官员——诗人”或“学者——诗人”建立起的传统的国度里，上列先贤，无一人不是处在他们时代的边缘，或被那个时代边缘化后，才发出自己的声音。
首先，我们不能离开或忽略诗人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物质和文化的大背景，去片面和孤立地探讨他们的声音位置。其次，诗歌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能够直接介入、干扰、改变社会经济、政治、物质和文化大背景。也就是说：诗歌声音的位置一直在边缘。那些希望诗歌具有干扰、改变社会功能的诗人，都被社会经济、政治、物质击打得头破血流。现在对当下诗歌“边缘化”的讨论和反思，其实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而这个讨论一起步，实际上已经是一场高于诗歌本身的现象或围观，并不来自诗歌本身，我们大可不必惊慌。或者，我们可以放眼世界诗歌史，也会听到经久回响着的像荷尔德林、里尔克、佩索阿、兰波、波特莱尔、狄金森、曼德尔斯塔姆、策兰等边缘的声音。这一方面证明了“诗歌无疆”，另一方面，也说明诗歌的“边缘化”问题是全球化的问题。
历史和社会的变革，必然产生边缘化问题，它符合事物发展本身所特有的“中心离散化”规律。因此，主流和非主流、中心化和边缘化都是动态的，边缘化现象并非一成不可变。对诗歌而言，边缘化是有好处的，至少，它争取到了艺术的独立和自由，不再是时政的逐利者与宠臣。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唯有边缘化，与“中心话语”保持合适距离，诗歌写作才有可能抵达真正的诗意、诗性和神圣。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边缘和主流的界限并不会是泾渭分明、油水不融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