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言情，史以记事。至野史弹词，或代前人补恨，或恐往事无传。虽俚俗之微词，付枣梨而并寿。余幼弄柔翰，敢夸柳絮迎风；近抱采薪，不欲笔花逞艳。是以十年来，抛置章句，专改鼓词。花样新翻，只恐词难达意；机丝巧织，未免手不从心。近改四种，《锦上花》业已梓行。若《再生缘》，传抄数十载，尚无镌本。因惜作者苦思，删繁撮要。觉此书大旨专为皇甫少华及孟丽君两人而作。若不与以忠孝节义之名，政事文章之品，不足以高其身价，令阅者刮目相看。盖流离颠沛，权改男装；富贵显荣，应修妇职。乃功既贵乎一品，位已驾乎百僚。金石盟心，松筠守介。荷九重之恩宠，不易清操；任两姓之怀思，终持亮节。机关既破，面目难遮。以此始以此终，成今生之美眷。可以真可以假，了前世之良缘。叙事言情，俱归礼德；诌书杂戏，不尽荒唐。虽闺阁名媛，俱堪寓目。市廛贾客，亦可留情。昔人有以《玉钏缘》致予作序，曾缀数言于简末。至兹编又非其笔可比，故改而付梓，不没作者之意。未识闺中人以为然否？
道光元年季秋上浣日书香叶阁主人稿
陈寅恪评：
再生缘之文，质言之，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外国史诗中宗教哲学之思想，甚精深博大，虽远胜于吾国弹词之所言，然止就文体立论，实未有差异。弹词之书，其文词之卑劣者固不足论。若其佳者，如再生缘之文，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至少同一文体。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禁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也。（《论再生缘》）
郭沫若评：
这的确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学遗产，而却长久地被人遗忘了。不仅《再生缘》被人看成废纸，作为蠹鱼和老鼠的殖民地，连陈端生的存在也好像石沉大海一样，迹近湮灭者已经一百多年。无怪乎陈寅恪先生要那样地感伤而至于流泪：“彤管声名终寂寂，……怅望千秋泪湿巾”。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
郭沫若评：陈端生的确是一位天才作家，她的《再生缘》比《天雨花》好。如果要和《红楼梦》相比，与其说《南花北梦》，倒不如说《南缘北梦》。（《〈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
郭沫若评：就这样，从去年十二月以来，到最后核校完毕为止，我算把《再生缘》返覆读了四遍。我每读一遍都感觉到津津有味，证明了陈寅恪的评价是正确的。他把它比之于印度、希腊的古史诗，那是从诗的形式来说的。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我觉得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九世纪英法的大作家们，如英国的司考特（Scott，公元一七七一年———一八三二年）、法国的斯汤达（Stendhal，公元一七八三年———一八四二年）和巴尔塞克（Balzac，公元一七九九年———一八五O年），实际上也未遑多让。他们三位都比她要稍晚一些，都是在成熟的年龄以散文的形式来从事创作的，而陈端生则不然，她用的是诗歌形式，而开始创作时只有十八九岁。这应该说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