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乾隆十五年御定。凡唐诗四家：曰李白、曰杜甫、曰白居易、曰韩愈。宋诗二家：曰苏轼、曰陆游。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亦惟两代之诗最为总杂，於其中通评甲乙，要当以此六家为大宗。盖李白源出《离骚》，而才华超妙，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於《国风》、二雅，而性情真挚，亦为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无过白居易；奇创而不诡於理者，无过韩愈。录此四集，已足包括众长。至於北宋之诗，苏、黄并骛；南宋之诗，范、陆齐名。然江西宗派，实变化於韩、杜之间。既录杜、韩，可无庸复见。《石湖集》篇什无多，才力识解亦均不能出《剑南集》上，既举白以概元，自当存陆而删范。权衡至当，洵千古之定评矣。考国朝诸家选本，惟王士祯书最为学者所传。其古诗选，五言不录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七言不录白居易，已自为一家之言。至《唐贤三昧集》，非惟白居易、韩愈皆所不载，即李白、杜甫亦一字不登。盖明诗摹拟之弊，极於太仓、历城；纤佻之弊，极於公安、竟陵。物穷则变，故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祯乃持严羽馀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於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祯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各明一义，遂各倚一偏。论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谓欤？兹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之旨，品评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识风雅之正轨。臣等循环雒诵，实深为诗教幸，不但为六家幸也。
《皇清文颖》一百二十四卷康熙中，圣祖仁皇帝诏大学士陈廷敬编录，未竟。世宗宪皇帝复诏续辑，以卷帙浩博，亦未即蒇功。我皇上申命廷臣，乃断自乾隆甲子以前，排纂成帙，冠以列圣宸章。皇上御制二十四卷，次为诸臣之作一百卷。伏考总集之兴，远从西晋，其以当代帝王诏辑当代之文者不少概见。今世所传，惟唐令狐楚《御览诗》奉宪宗之命，宋吕祖谦《文鉴》奉孝宗之命尔。然楚所录者佳篇多所漏略，祖谦所录者众论颇有异同。固由时代太近，别择为难，亦由其时为之君者不足以折衷群言，故或独任一人之偏见，或莫决众口之交譁也。我国家定鼎之初，人心返朴，已尽变前朝纤仄之体。故顺治以来，浑浑噩噩，皆开国元音。康熙六十一年中，太和翔洽，经术昌明，士大夫文采风流，交相照映。作者大都沉博绝丽，驰骤古今。雍正十三年中，累洽重熙，和声鸣盛。作者率舂容大雅，沨沨乎治世之音。我皇上御极之初，肇举词科，人文蔚起，治经者多以考证之功，研求古义；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学，抒发鸿裁。佩实衔华，迄今尚蒸蒸日上，一代之著作，本足凌轹古人。又恭逢我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聪明天亶，制作日新。我皇上复游心藻府，焕著尧文，足以陶铸群才，权衡众艺。譬诸伏羲端策而演卦，则谶纬小术不敢侈其谈；虞舜拊石而鸣韶，则弦管繁声不敢奏於侧。
故司事之臣，其难其慎，几三十载而后能排纂奏御，上请睿裁。迄今披检鸿篇，仰见国家文治之盛，与皇上圣鉴之明，均轶千古。俯视令狐楚、吕祖谦书，不犹日月之於爝火哉。
《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奉敕编《明文》。凡四集：曰化治文、曰正嘉文、曰隆万文、曰启祯文。而国朝文别为一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评骘於后。卷首恭载谕旨，次为苞奏摺，又次为凡例八则，亦苞所述，以发明持择之旨。盖经义始於宋，《宋文鉴》中所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於先王》一篇，即当时程试之作也。
元延祐中，兼以经义、经疑试士。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理道为宗。厥后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遂日生。有明二百馀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风气初开，文多简朴。逮於正、嘉，号为极盛。
隆、万以机法为贵，渐趋佻巧，至於启、祯，警辟奇杰之气日胜，而驳杂不醇。
猖狂自恣者，亦遂错出於其间。於是启横议之风，长倾诐之习，文体盭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我国家景运聿新，乃反而归於正轨；列圣相承，又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是编所录，一一仰禀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於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於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教思无穷，於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今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原本不分卷第，今约其篇帙，分为四十一卷焉。
《钦定千叟宴诗》三十六卷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编。洪惟我皇上斟元陈枢，体乾行健，会归有极，德合无疆。曼寿延洪，固预卜亿万斯年；康强逢吉，而品汇含生，得沐盛朝之涵育。
亦旉与盛长，百昌蕃秀，熙熙然弗异华胥。在廷绂佩，既多符君奭之铭，即蔀屋茅檐，岁以百龄蒙赐者，春官之籍，亦缕指不能殚数。岂但东都耆旧，仅有潞公；晋邑老人，惟传绛县而已哉？斯诚太平至治之徵也！昔我圣祖仁皇帝，以海甸承平，咸登仁寿，曾以康熙壬寅诏开嘉宴，以千叟为名。我皇上扬烈觐光，克绳祖武，岁乙巳正月六日亲临赐宴，式继前规。一时庞眉皓首，扶鸠杖瞻龙颜者，计三千馀人。仍以千叟赐名，举成数也，亦循旧典也。燕饮欢洽，锡赉便蕃，睿藻先颁，颂声竞作。儒臣排次成编，凡得三十六卷。既恭呈御览，剞劂颁行。谨恭录入《四库全书》，以昭久道化成之盛美。夫草木滋荣，根柢盘深，人知草木之滋生，不知天之功也；川岳流峙，亘古贞固，人知川岳之流峙，不知天之力也。
然则四海恬熙，高年耆耇，非臣民之自能寿，惟皇上之深仁厚泽，培养而致此寿。
此臣等所以拜手稽首，为圣人颂也。抑德侔天地者，寿亦必符於天地，臣等能勿拜手稽首，为圣人祝哉？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编。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宗羲於康熙乙卯以前，尝选《明文案》二百卷。既复得昆山徐氏所藏明人文集，因更辑成是编。分体二十有八，每体之中，又各为子目。赋之目至十有六，书之目至二十有七，序之目至五，记之目至十有七，传之目至二十，墓文之目至十有三。分类殊为繁碎，又颇错互不伦。如议已别立一门，而奏疏内复出此体；既立诸体文一门，而却巧、瘗笔、放雀诸篇复别为一类。而止目为文，尤为无谓。他若书序、传记诸门，或析学校、书院为二，或叙文苑於儒林之上，或列论文、论诗於讲学、议礼、议乐、论史之前。编次糅杂，颇为后人所讥。考阎若璩《潜邱劄记》，辨此书体例，谓必非黄先生所编，乃其子主一所为。若璩尝游宗羲之门，其说当为可据，盖晚年未定之本也。明代文章，自何、李盛行，天下相率为沿袭剽窃之学。逮嘉、隆以后，其弊益甚。宗羲之意，在於扫除摹拟，空所倚傍，以情至为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见大凡。故虽游戏小说家言，亦为兼收并采，不免失之泛滥。
然其蒐罗极富，所阅明人集几至二千馀家，如桑悦《北都》、《南都》二赋，朱彝尊著《日下旧闻》时，搜讨未见，而宗羲得之以冠兹选。其他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当必以是编为极备矣。其书卷帙繁重，传钞者希，此本犹其原稿。四百八十一及八十二卷内文十二篇，有录无书，无可核补，今亦并仍之云。
《二家诗选》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士祯删录明徐祯卿、高叔嗣二人诗也。明自弘治以迄嘉靖，前后七子，轨范略同。惟祯卿、叔嗣虽名列七子之中，而泊然於声华驰逐之外，其人品本高，其诗亦上规陶、谢，下摹韦、柳，清微婉约，寄托遥深，於七子为别调。越一二百年，李、何为众口所攻，而二人则物无异议。王世懋之所论，其言竟果验焉？
（语详苏门集条下。）岂非务外饰者所得浅，具内心者所造深乎？士祯之诗，实沿其派，故合二人所作，简其菁华，编为此集。祯卿诗多取《迪功集》，其少年之作见於外集、别集者，十不存一。叔嗣惟取其五言诗，其七言则阙焉。取所长而弃所短，二人佳什，亦约略备於是矣。
《唐贤三昧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祯撰。士祯有《古欢录》，已著录。初，士祯少年，尝与其兄士禄撰《神韵集》，见所作《居易录》中。然其书为人改窜，已非其旧。故晚定此编，皆录盛唐之作。名曰《三昧》，取佛经自在义也。诗自太仓、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其失也肤；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为宗，其失也诡。学者两途并穷，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滞而不灵，直而好尽，语录、史论，皆可成篇。於是士祯等重申严羽之说，独主神韵以矫之。盖亦救弊补偏，各明一义。其后风流相尚，光景流连，赵执信等遂复操二冯旧法，起而相争。所作《谈龙录》，排诋是书，不遗馀力。其论虽非无见，然两说相济，其理乃全；殊途同归，未容偏废。今仍并录存之，以除门户之见。又阎若璩《潜邱劄记》有《与赵执信书》，诋此集所录。
如张旭四绝句，本宋蔡襄诗，而误收。又诋其祖咏诗，误以京水为泾水；孟浩然诗，误以涔阳为浔阳；王维诗，误以御亭为卸亭、蔡洲为蔡州；高適《燕歌行》，误以渝关为榆关。全不讲於地理之学。引据精详，皆切中其病。然士祯自品诗格，原不精於考证。若璩所云，不必为是集讳，亦不必为是集病也。
《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士祯编。洪迈《唐人万首绝句》，务求盈数，踳驳至多。宋仓部郎中福清林清之真父钞取其佳者，得七言一千二百八十首，五言一百五十六首，六言十五首，勒为四卷，名曰《唐绝句选》，见於陈振孙《书录解题》。盖十分之中，汰其八分有奇。然其书不传，无由知其善否。士祯此编，删存八百九十五首，作者二百六十四人，更十分而取其一矣。其书成於康熙戊子，距士祯之没仅三年，最为晚出。又当田居闲暇之时，得以从容校理，故较他选为精审。然其序谓以当唐乐府，则不尽然。乐府主声不主词，其采诗入乐，亦不专取绝句。士祯此书，实选词而非选声，无庸务为高论也。
《明诗综》一百卷（通行本）
国朝朱彝尊编。彝尊有《经义考》，已著录。明之诗派，始终三变。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舂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於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於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俱生，厌故趋新，别开蹊径。万历以后，公安倡纤诡之音，竟陵标幽冷之趣，幺弦侧调，嘈囋争鸣。佻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於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递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诸家选本，亦遂皆坚持畛域，各尊所闻。至钱谦益《列朝诗集》出，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彝尊因众情之弗协，乃编纂此书，以纠其谬。每人皆略叙始末，不横牵他事，巧肆讥弹。里贯之下，各备载诸家评论，而以所作静志居诗话分附於后。虽隆、万以后，所收未免稍繁。然世远者篇章易佚，时近者部帙多存。当亦随所见闻，不尽出於标榜。其所评品，亦颇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