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召至京师。二十九年春，见帝于柳林行宫，遂上万言书，极陈时政。授翰林学士、嘉议大夫。成宗即位，献《守成书鉴》一十五篇，所论悉本诸经旨。元贞元年，加通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奉旨纂修《世祖实录》，因集《圣训》六卷上之。大德元年，进中奉大夫。二年，赐钞万贯。乞致仕，不许。五年，再上章求退，遂授其子公孺为卫州推官，以便养，仍官其孙笴秘书郎。大德八年六月卒。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其著述有《相鉴》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华事略》、《中堂事记》、《乌台笔补》、《玉堂嘉话》，并杂著诗文，合为一百卷。
陈祐（天祥）
陈祐，一名天祐，字庆甫，赵州宁晋人，世业农。祖忠，博究经史，乡党皆尊而师之，既殁，门人谥曰茂行先生。祐少好学，家贫，母张氏尝剪发易书使读之，长遂博通经史。时诸王得自辟官属，岁癸丑，穆王府署祐为其府尚书，赐其父母银十铤、锦衣一袭。王既分土于陕、洛，表祐为河南府总管。下车之日，首礼金季名士李国维、杨杲、李微、薛玄，咨访治道，商议古今，奏免征西军数百家及椒竹诸税、粮料等钱，又上便民二十余事，朝廷皆从之。世祖即位，分陕、洛为河南西路。中统元年，真除祐为总管。时州县官以未给俸，多贪暴，祐独以清慎见称，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调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适东方大蝗，徐、邳尤甚，责捕至急。祐部民丁数万人至其地，谓左右曰：“捕蝗虑其伤稼也，今蝗虽盛，而谷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小而有得。”或以事涉专擅，不可，祐曰：“救民获罪，亦所甘心。”即谕之使散去，两州之民皆赖焉。三年，朝廷以祐降官无名，乃赐虎符，授嘉议大夫、卫辉路总管。卫当四方之冲，号为难治，祐申明法令，创立孔子庙，修比干墓，且请于朝著于祀典。及去官，民为立碑颂德。尝上书世祖，言树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国本，建立宜早；二曰中书政本，责成宜专；三曰人材治本，选举宜审。事虽未能尽行，时论称之。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祐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时中书、尚书二省并立，世祖厌其烦，欲合为一，集大臣杂议之，祐还朝，特命预其议。阿合马为尚书平章政事，欲奏升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因罢中书省，惧祐有异议，许进祐为尚书参知政事以啖之。及入议，祐极言中书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罢；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虚位，未须设。事遂罢。阿合马怒其忤己，除祐佥中兴等路行尚书省事。西凉隶永昌王府，其达鲁花赤及总管为人诬构，家各百余口，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辨其冤。王怒甚，祐执议弥固，王亦寻悟，二人皆获免，持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
朝廷大举伐宋，遣祐签军，山东民多逃匿，闻祐来，皆曰：“陈按察来，必无私。”遂皆出，应期而办。十三年，授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吏多震慑失措，祐因谓曰：“何必若是！前为盗跖，今为颜子，吾以颜子待之；前为颜子，今为盗跖，吾以盗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饬，不敢弄法。许、蔡间有巨盗，聚众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随制置夏贵过汴，祐斥下马，挝杀之于市，民间帖然。十四年，迁浙东道宣慰使。时江南初附，军士俘虏温、台民男女数千口，祐悉夺还之。未几，行省榷民商酒税，祐请曰：“兵火之余，伤残之民，宜从宽恤。”不报。遣祐检覆庆元、台州民田。及还至新昌，值玉山乡盗，仓猝不及为备，遂遇害，年五十六。诏赠推忠秉义全节功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追封河南郡公，谥忠定。父老请留葬会稽，不得，乃立祠祀之。祐能诗文，有《节齐集》。子夔，芍陂屯田万户，初在扬州，闻祐遇盗死，泣请于行省，愿复父雠，擒其贼魁，戮于绍兴市。皋，昌国州知州。奭，侍仪司通事舍人。孙思鲁，袭芍陂屯田万户。思谦，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弟天祥。
天祥字吉甫，因兄祐仕河南，自宁晋徙家洛阳。天祥少隶军籍，善骑射。中统三年，李璮叛据济南，结宋为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以天祥为千户，屯三汊口，防遏宋兵。事平罢归，居偃师南山，有田百余亩，躬耕读书，从之游者甚众。其居近缑氏山，因号曰缑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学，祐未之奇也，别去数岁，献所为诗于祐，祐疑假手它人，及与语，出入经史，谈辨该博，乃大称异。至元十一年，起家从仕郎、郢复州等处招讨司经历，从国兵渡江，因论军中事，深为行省参正贾居贞所器重。十三年，兴国军以籍兵器致乱，行省命天祥权知本军事。天祥领军士才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来谒，天祥谕之曰：“捍卫乡井，诚不可无兵，任事者籍之过当，故致乱尔。今令汝辈权置兵仗以自卫，何如？”民皆称便。乃条陈其事于行省曰：“镇遏奸邪，当实根本，若内无备御之资，则外生窥觎之衅，此理势必然者也。推此军变乱之故，正由当时处置失宜，疏于外而急于内。凡在军中者，寸铁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奸人得以窃发，公私同被其害。今军中再经残破，单弱至此，若犹相防而不相保信，岂惟外寇可忧，第恐舟中之人皆敌国矣。莫若布推赤心于人，使戮力同心，与均祸福，人则我之人，兵则我之兵，靖乱止奸，无施不可。惟冀少加优容，然后责其必成之效。”行省许以从便处置。天祥凡所设施，皆合众望，由是流移复业，以至邻郡之民来归者相继，伐茅斩木，结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为甲，十甲有长，弛兵禁以从民便。人心既安，军势稍振，用土兵收李必聪山寨，不戮一人。他寨闻之，各自散去，境内悉平。时州县官吏未有俸禄，天祥从便规措而月给之，以止其贪，民用弗扰。邻邑分宁为变，谍者时至，吏请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贪暴故叛，今我一军三县，官无侵渔，民乐其业，使之归告其党，则谍者反为我用矣。”遂一无所问。及败，逃入兴国境者数千人，天祥命验口给粮，仍戒土人勿侵陵。事定，皆得保全而归，莫不服其威信。
居岁余，诏改本军为路，有代天祥为总管者，务变更旧政，治隐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变，邻郡寿昌府及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守将以应之。时方改行省为宣慰司，参政忽都帖木儿、贾居贞，万户郑鼎臣为宣慰使。鼎臣帅兵讨之，至樊口，兵败死。黄州遂声言攻阳罗堡，鄂州大震。时忽都帖木儿恇怯不敢出兵，天祥言于居贞曰：“阳罗堡依山为垒，素有严备，彼若来攻，我之利也。且南人浮躁，轻进易退，官军凭高据险，而区区乌合之众，与之相敌，不二三日，死伤必多，遁逃者十八九，我出精兵以击之，惟疾走者乃始得脱。乘此一胜，则大势已定。然后取黄州、寿昌，如摧枯拉朽耳。”居贞深然之，而忽都帖木儿意犹未决。闻至阳罗堡，居贞力趣之，乃引兵宿于青山，明日，大败其众，皆如天祥所料。
初，行省闻变，尽执鄂州城中南人将杀之，以防内应，居贞救之不能得，天祥曰：“是州之人，与彼势本不相接，欲杀之者，利其财耳。”力止之，至是被执者皆纵去。复遣天祥权知寿昌府事，授兵二百余人。为乱者闻官军至，皆弃城依险而自保。天祥以众寡不敌，非可以力服，乃遣谕其徒使各归田里，惟生擒其长毛遇顺、周监斩于鄂州市。得金二百两，询知为鄂州贾人之物，召而还之。其党王宗一等十三人继亦就擒，以冬至日放令还家，约三日来归狱，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尽纵之，由是无复叛者，百姓为立生祠。
二十一年三月，拜监察御史。会右丞卢世荣以掊克聚敛骤升执政，权倾一时。御史中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荣势焰益张。左司郎中周戭因议事微有可否，世荣诬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后斩之，于是臣僚震慑，无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极言世荣奸恶，其略曰：
卢世荣素无文艺，亦无武功，惟以商贩所获之赀，趋附权臣，营求入仕，舆赃辇贿，输送权门，所献不充，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于其任，专务贪饕，所犯赃私，动以万计。其隐秘者固难悉举，惟发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掊取于人及所盗官物，略计：钞以锭计者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锭计者二十五，银以锭计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计者一万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马以匹计者十五，玉器七事，其余繁杂物件称是。已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人所共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既怀无餍之心，广畜攘掊之计，而又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得专之。是犹以盗跖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当代，亦恐取笑于将来。朝廷信其虚诳之说，俾居相位，名为试验，实授正权。校其所能，败阙如此；考其所行，毫发无称。此皆既往之真迹，可谓已试之明验。若谓必须再试，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权，岂宜轻授。夫宰天下，譬犹制锦。初欲验其能否，先当试以布帛，如无能效，所损或轻。今捐相位以试验贤愚，犹舍美锦以校量工拙，脱致隳坏，悔将何追！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昔鲁哀公欲重敛于民，问于有若，对曰：“百姓足，君敦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此推之，民必须赋轻而后足，国必待民足而后丰。《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夫财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其用之不乏。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将致十年之积；危万民之命，易一世之荣；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期锱铢之诛取，诱上下以交征。视民如雠，为国敛怨。果欲不为国家之远虑，惟取速效于目前，肆意诛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敛财之方复何所赖？将见民间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殆有不可胜言者。
计其任事以来，百有余日，验其事迹，备有显明。今取其所行与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略举数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始言能令民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者。若不早有更张，须其自败，正犹蠹虽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终见焦头烂额，事至于此，救将何及？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缄默自固，亦岂不能！正以事在国家，关系不浅，忧深虑切，不得无言。
世祖闻其语，遣使召天祥与世荣，俱至上都面质之。既至，即日有内官传旨，缚世荣于宫门外。明日入对，天祥于帝前再举其所言与未及尽言者，帝皆称善，世荣遂伏诛。五月，朝廷录天祥从军渡江及平兴国、寿昌之功，进秩五品，擢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除治书侍御史。六月，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钱粮。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岳束木凶暴不法。时桑哥窃国柄，与岳束木姻党，为其爪牙羽翼，诬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系狱几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释。二十八年，擢行台侍御史。未几，以疾辞归。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元贞元年，改山东西道廉访使。时盗贼群起，山东居多，诏求弭盗方略。天祥上奏曰：“古者盗贼之起，各有所因，除岁凶饥馑，诿之天时，宜且勿论。他如军旅不息，工役荐兴，聚敛无厌，刑法紊乱之类，此皆群盗所起之因。中间保护存恤长养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前人言之备矣。彼强梁之徒，各执兵杖，杀人取货，不顾其生，有司尽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释之。旦脱缧囚，暮即行劫，又复督勒有司，结限追捕。贼皆经惯，习以为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凶残悖逆，性已顽定。诚非善化能移，惟以严刑可制。”所拟事条，皆切于时用。于是严督有司，捕得盗贼甚众，皆杖杀之。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选捕盗官及弓兵，密授方略，示以赏罚，使追捕之，南至汉、江，二千余里，悉皆就擒，无得免者。由是东方群盗屏息。平阴县女子刘金莲，假妖术以惑众，所至官为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之，天祥谓同僚曰：“此妇以神怪惑众，声势如此，若复有狡狯之人辅翼之，仿汉张角、晋孙恩之为，必成大害。”遂命捕系而杖于市，自此神圣屏息。天祥言山东宣慰司官冗宜罢，因劾奏其使贪暴不法，事格不行，遂以任满辞去。
大德三年六月，迁河北河南廉访使，以疾不起。人有冤抑，往往就天祥家求直，天祥以不在其位，却去之。六年，升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上章论征西南夷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