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永明王已称号于肇庆，而诏令不至。前御史临安任僎议尊可望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畏知愤甚，有所忤，辄抵掌谩骂。可望数欲杀之，李定国、刘文秀为保护得免。可望与刘、李同辈，一旦自尊，两人不为下。闻肇庆有君，李锦、李成栋等并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乃议遣使奉表。畏知亦素以尊主为言。岁已丑，遣畏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龚彝赴肇庆进可望表，请王封，为金堡等所持。畏知乃曰：“可望欲权出刘、李上尔。今晋之上公，而卑刘、李侯爵可也。”乃议封可望景国公，赐名朝宗；定国、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卿赵昱为使，加畏知兵部尚书，彝兵部侍郎，同行。
时堵胤锡曾赐空敕，得便宜行事。昱乃就与谋，矫命改封可望平辽王，易敕书以往。武康伯胡执恭者，庆国公陈邦传中军也，守泗城。州与云南接，欲自结可望，言于邦传，先矫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传乃铸金章曰：“秦王之宝”，填所给空敕，令执恭赍行。可望大喜，郊迎。亡何，畏知等至。可望骇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伪也。”执恭亦曰：
“彼亦伪也，所封实景国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辞敕使，下畏知及执恭狱，而遣使至梧州问故，廷臣始知矫诏事。文安侯马吉翔请封可望澄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复命。大学士严起恒持不可，兵部侍郎杨鼎和助之，且请却所献白金玉带。会郧国公高必正等入朝，召使者言：“本朝无异姓封王例。我破京师，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宥赦，亦止公爵尔。张氏窃据一隅，罪固减等，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当与我同心报国，洗去贼名，毋欺朝廷孱弱，我两家士马足相当也。”又致书可望，词义严正。使者唯唯退，议遂寝。必正者，李自成妻弟，同陷京师者也。
可望不得封，益怒。其年九月亲率兵至贵州。十一月，大兵破广州、桂林，王走南宁。事急，遣编修刘襜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畏知曰：“‘秦’‘冀’等尔，假何如真？”可望不听。定国等劝可望遣畏知终其事，可望许之。明年二月先遣部将贺九仪、张胜、张明志赴南宁索沮“秦”封者起恒、鼎和及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杀之，乃真封可望秦王。而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语多侵可望。遂留为东阁大学士，与吴贞毓同辅政。可望闻之怒，使人召至贵阳，面责数之。畏知大愤，除头上冠击可望，遂被杀。楚雄人以畏知守城功，为立祠以祀。
吴贞毓，字元声，宜兴人。崇祯十六年进士。事唐王为吏部文选主事。事败，拥立永明王，进郎中。王驻全州，加太常少卿，仍掌选事。已，擢吏部右侍郎，从至肇庆，拜户部尚书。广东、西会城先后失，王徙浔州，再徒南宁，贞毓并从。
贞毓与严起恒共阻孙可望秦王封，可望杀起恒，贞毓以奉使获免。及还，进东阁大学士，代起恒。可望自云南迁贵阳，议移王自近，挟以作威。其将掌塘报者曹延生惎贞毓，言不可移黔。
时顺治八年，大兵南征，势日迫。王召诸臣议，有请走海滨就李元胤者，有议入安南避难者，有议泛海抵闽依郑成功者。惟马吉翔、庞天寿结可望，坚主赴黔。贞毓因前阻封议，且入延生言，不敢决。元胤疏请出海。王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滨远，再下廷议，终不决。亡何，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殿后军，战败奔还。请王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濑湍。二将报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
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次罗江土司，追骑相距止一舍。会日晡引去，乃稍安。
次龙英，抵广南，岁己暮。
可望遣兵以明年二月迎王入安隆所，改为安龙府，奉王居之。宫室庳陋，服御粗恶，守护将悖逆无人臣礼，王不堪其忧。吉翔掌戎政，天寿督勇卫营，谄事可望，谋禅代。恶贞毓不附己，令其党冷孟銋、吴象元、方祚亨交章弹击。且语孟銋等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启，以内外事尽付戎政、勇卫二司。大权归我，公等为羽翼，贞毓何能为！”吉翔遂遣门生郭璘说主事胡士瑞拥戴秦王。士瑞怒，历声叱退之。他日，吉翔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画《尧舜禅受图》以献可望，其品拒不从。吉翔谮于可望，杖杀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尽委吉翔、天寿。于是士瑞与给事中徐极，员外郎林青阳、蔡縯，主事张镌连章发其奸谋。王大怒。
两人求救于太后，乃免。
前御史任僎、中书方于宣劝可望设内阁九卿科道官，改印交为八叠，尽易其旧，立太庙，定朝仪，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夕谋篡位。王闻忧惧，密谓中官张福禄、全为国曰：“闻晋王李定国已定广西，军声大振。欲密下一敕，令统兵入卫。若等能密图乎？”二人言徐极、林青阳、张镌、蔡縯、胡士瑞曾疏劾吉翔、天寿，宜可与谋，王即令告之。五人许诺，引以告贞毓。贞毓曰：“主上忧危，正我辈报国之秋。诸君中谁能充此使者？”青阳请行。乃令佯乞假归葬，而使员外郎蒋乾昌撰予定国敕，主事朱东旦书之，福禄等持入用宝。青阳于岁尽间道驰至定国所。定国接敕感泣，许以迎王。
明年夏，青阳久未还，王将择使往促，贞毓以翰林孔目周官对。都督郑胤元曰：“吉翔晨夕在侧，假他事出之外，庶有济。”王乃令吉翔奉使祭先王及王太后陵于梧州、南宁，而遣周官诣定国。吉翔在道，微知青阳密敕事，遣人至定国营侦之。主事刘议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预谋也，告以两使赍敕状。吉翔惊骇，启报可望。可望大怒，并疑吉翔预谋，遣其将郑国赴南宁逮之。会镌、士瑞及李元开以王亲试，极、縯、东旦及御史林锺以久次，皆予美官。天寿及吉翔弟都督雄飞忌甚，与其党郭璘方谋陷之。而锺、縯、极、镌、士瑞亦知事泄，仓皇劾吉翔、天寿表里为奸。王见事急，即下廷臣议罪。天寿惧，与雄飞驰贵阳，告可望。
初，青阳还至南宁，为守将常荣所留，密遣亲信刘吉告之王。王喜，改青阳给事中，谕贞毓再撰敕，铸“屏翰亲臣”金印，令吉还付青阳。至廉州，周官与青阳遇，偕至高州赐定国，定国拜受命。
而是时郑国已械吉翔至安龙，与诸臣面质。贞毓谢不知，国怒，因挟贞毓直入王所居文华殿，迫胁王，索主谋者。王惧，不敢正言，谓必外人假敕宝为之。
国遂努目出，与天寿至朝房，械贞毓并胤元、锺、縯、乾昌、元开、极、镌、士瑞、东旦及太仆少卿赵赓禹，御史周允吉、朱议篸，员外郎任斗墟，主事易士佳系私室。又入宫擒福禄、为国而出。其党冷孟銋、蒲缨、宋德亮、朱企鋘等迫王速具主名，王悲愤而退。翊日，国等严刑拷掠，独贞毓以大臣免。众不胜楚，大呼二祖列宗，且大骂。时日已暮，风雷忽震烈。縯厉声曰：“今日縯等直承此狱，稍见臣子报国苦衷。”由是众皆自承。国又问曰：“主上知否？”
縯大声曰：“未经奏明。”乃复收系，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为罪，报可望。可望请王亲裁，王不胜愤，下廷议。吏部侍郎张佐辰及缨、德亮、孟銋、企鋘、蒋御曦等谓国曰：“此辈尽当处死。傥留一人，将为后患。”于是御曦执笔，佐辰拟旨，以镌、福禄、为国为首罪，凌迟，余为从罪，斩。王以贞毓大臣，言于可望罪绞。吉翔以福禄等内侍，谓王后知情，将废之，令主事萧尹历陈古废后事。
后泣诉于王，乃已。诸人就刑，神色不变，各赋诗大骂而死。其家人合瘗于安龙北关之马场。已而青阳逮至，亦被杀，独官走免。时顺治十一年三月也。
居二载，定国竟奉前敕护王入云南。乃赠贞毓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赐祭，谥文忠，荫子锦衣，世千户，余赠恤有差。已，建庙于马场，勒碑大书“十八先生成仁处”以旌其忠。
定国既奉王居滇，即捕吉翔及其家人，令部将靳统武收系，将杀之。吉翔日媚统武，定国客诣统武，吉翔复媚之。因相与誉吉翔于定国，而微为辨冤。定国召吉翔，吉翔入谒，即叩头言：“王再造功，千古无两。吉翔幸望见颜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国乃大喜。吉翔因日谄定国客，令说定国荐己入内阁，遂与定国客蟠结，尽握中外权，天寿亦复用事。后从王入缅甸，天寿先死，吉翔为缅人所杀。
高勣，字无功，绍兴人。事永明王，历官光禄少卿。马吉翔、庞天寿构杀吴贞毓等，李定国奉王至云南，捕吉翔将杀之。已，为其所谀，遂免死，且荐入阁，遂得尽握中外权，而天寿亦用事。定国与刘文秀时诣二人家，定国时封晋王，文秀蜀王也。勣与御史邬昌期患之，合疏言二人功高望重，不当往来权佞之门，恐滋奸弊，复蹈秦王故辙。疏上，二王遂不入朝。吉翔激王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国客金维新走告定国曰：“勣等诚有罪，但不可有杀谏官名。”定国即偕文秀入救，乃复官。
及定国败孙可望兵，自以为无他患，武备尽弛。勣与郎官金简进谏曰：“今内难虽除，外忧方大。伺我者顿刃待两虎之毙，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寝爇薪之上，能旦夕安耶？二王老于兵事，胡泄泄如死。”定国诉之王前，颇激。王拟杖二臣以解之，朝士多争不可，移时未能决。而三路败书至，定国始逡巡引谢，二臣获免。简，字万藏，勣乡人。后王入缅甸，二人扈行，并死之。
有李如月者，东莞人，官御史。王驻安龙时，孙可望获叛将陈邦传父子，去其皮，传尸至安龙。如月劾可望不请旨，擅杀勋镇，罪同莽、操，而请加邦传恶谥，以惩不忠。王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谕以谥本褒忠，无恶谥理。小臣妄言乱制，杖四十，除名，意将解可望。而可望大怒，遣人至王所，执如月至朝门外，抑使跪。如月向阙叩头，大呼太祖高皇帝，极口大骂。其人遂剔其皮，断手足及首，实草皮内纫之，悬于通衢。
又有任国玺者，官行人。顺治十五年，永明王将出奔，国玺独请死守。章下廷议，李定国等言：“行人议是。但前途尚宽，暂移跸，卷土重来，再图恢复，未晚也。”乃扈王入缅甸。缅俗以中秋日大会群蛮，令黔国公沐天波偕诸酋椎髻跣足，以臣礼见。天波不得已从之，归泣告众曰：“我所以屈辱者，惧惊忧主上耳。否则彼将无状，我罪益大。”国玺与礼部侍郎杨在抗疏劾之。
时庞天寿已死，李国泰代掌司礼监印，吉翔复与表里为奸。国玺集宋末大臣贤奸事为一书，进之王，吉翔深恨之。王览止一日，国泰即窃去。国玺寻进御史，疏论时事三不可解，中言祸急然眉，当思出险。吉翔不悦，即令国玺献出险策。
国玺忿然曰：“时事至此，犹抑言官使不言耶！”
时缅甸弟弑兄自立，欲尽杀文武诸臣，遣人来言曰：“蛮俗贵诅盟，请与天朝诸公饮咒水。”吉翔、国泰邀诸臣尽往。至则以兵围之，令诸臣以次出外，出辄杀之，凡杀四十二人。国玺及在、天波、吉翔、国泰、华亭侯王维恭、绥宁伯蒲缨、都督马雄飞、吏部侍郎邓士廉等皆预焉。惟都督同知邓凯以伤足不行，获免。时顺冶十八年七月也。自是由榔左右无人。至十二月，缅人遂送之出境，事具国史。
初，由榔之走缅甸也，昆明诸生薛大观叹息曰：“不能背城战，君臣同死社稷，顾欲走蛮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顾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躯，为天下明大义，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儿当死孝。”大观曰：“汝有母在。”
时其母适在旁，顾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两人独不能死节义耶？”其
侍女方抱幼子，问曰：“主人皆死，何以处我？”大观曰：“尔能死，甚善。”
于是五人偕赴城北黑龙潭死。次日，诸尸相牵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怀中，两手坚抱如故。大观次女已适人，避兵山中，相去数十里，亦同日赴火死。
有那嵩者，沅江土官也。世为知府。嵩嗣职，循法无过。王走缅甸，过沅江，嵩与子焘迎谒，供奉甚谨，设宴皆金银器。宴毕，悉以献，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后李定国号召诸土司兵，嵩即起兵应之。已而城破，登楼自焚，阖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战死。
赞曰：明自神宗而后，浸微浸灭，不可复振。揆厥所由，国是纷呶，朝端水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而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树党相倾，犹仍南都翻案之故态也。颠覆之端，有自来矣，于当时任事诸臣何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