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生于一八八零年，他自幼好学，但没有师承、家学，只靠勤奋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之路。在考据学、宗教史、元史和史论等方面，著作等身，都取得成绩，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四、五十年间，他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给予他们深远的影响，造就了众多的史学人才。
陈垣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导师。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二年，任辅仁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前后四十五年。解放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图书馆馆长。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等职。在政治上，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陈垣同志治学，能随着时势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发展，思想不断有所前进。在他少年时，受到“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考过科举，不中。后来在民主革命浪潮中，参加了反清反帝的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积极进行政治活动。
民国元年，陈垣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以连年军阀混战，宦途又污浊黑暗，大失所望，于是决心从事著述与教学。
八年抗战，陈垣身陷敌占区的北平，在教学中以著述明志，以著作抗敌，教育青年，指责汉奸，坚决斗争，不计生死，直至北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在党的教育下，在新生活中，陈垣的思想也得到解放，并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一个爱国学者，他深切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年过七十，在继续努力学习与科研教学进程中，在现实的教育下，他又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实现共产主义，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终于以七十九高龄，被吸收入党，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他准备在晚年，继续努力为党多作贡献，但体力日衰，更兼处在“十年浩劫”中，不幸，在一九七一年，九十一岁病逝。
陈垣同志自小好学，无师承，只靠自学摸索，自辟蹊径。十二、三岁，在私塾里偶然看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开卷有道：“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他读后高兴极了，即以为师，按目求索自己需要的书。后来买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视为良师益友。按所指导和辅助，泛览群籍，经史子集，无所不触，因而知识面愈广，求知欲愈强。他的认真治学，可以说从《提要》开始。
陈垣十七岁，赴京应顺天乡试，不中。回来仍走自己治史的道路。二十三岁，他读了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首卷识语有：“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侯博验君子订正。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着之”。他认为前者是“史法”，后者是“史事”，于是把《札记》剪裁，分为“史法”和“史事”两部分，以便研究。这种分法，他在以后治史中时常应用。
陈垣治史，认为有时代的需要，也受时代的影响。经过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等，到二十世纪初，兴起了民主革命的风暴。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领导民主革命，就在这一年，广东人民展开了反对美国政府迫害旅美华工的爱国斗争。他和潘达微几位青年志士，创办《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为武器进行反帝反清的战斗。
这期间，陈垣因父亲患肾结石病，几经治疗，后得西医动手术治愈，深有感触，因而又决心学西医，并认为要使中国摆脱落后状态，必须使科学发达起来。
一九零七年，陈垣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校。读了一年，又因美国教会当局不尊重中国教师和学生，便愤然离开博济，另和友人创办光华医学校，开附属医院，延聘本国医师任教，自己继续当学生。他们这些爱国行动，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学校、医院逐步发展起来。一九一一年，他学成毕业，留校任教，讲授生理学、解剖学，研究医学史。其解剖学的教学与研究，对他后来的治史，有很大的帮助。
一九一一年，“三·廿九”广州起义，继之辛亥革命。巨大的政治运动，使陈垣又毅然舍医从政，时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自任编辑，更激烈地宣传反清。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陈垣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一九一三年，第一届国会召开，他离开广州进北京，从此定居北京。入京后，他最高兴的是得纵览文津阁《四库全书》。后来他说：“因此可以补从前在广州未见的书。如是者十年，渐渐有所著述。”一九一四年，袁世凯解散国会，政局混乱。从此，他专心著述的意志，逐渐增强起来。
陈垣同志研究宗教史，和他对宗教曾有信仰密切相关。一九一九年，他在重刊明韩霖《铎书》序里说：“迩年以来，余笃信敬天爱人之学，以为非此不足以救世。”一九一七年，他就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教考》之作。他重视这一著作，以为这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的元史中基督教史问题。据他一九二四年所写的《基督教人华史略》，基督教入华史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为唐代的景教；第二期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为明代的天主教；第四期为清以后的耶苏教。景教于唐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景教的衰灭始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景教灭后，到元代有也里可温教，盛于一时。所谓“也里可温”，是当时基督教各派之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据此，也里可温教史是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宗教史上，仅元代有也里可温教。但作为宗教史来说，也里可温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这书解决了元史中的宗教史问题，不但引起了我国研究元史和宗教史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国际学者和宗教史家的重视。他把沉埋了几百年的这段历史，作了充分的阐明，为我国史学研究工作，作出贡献。
此后，陈垣继续宗教的研究，先后写成《火袄教入中国考》（1923年），《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年）等作。他研究宗教史，主要研究其兴衰，及其与政治的关系，而不是研究其教义——宗教思想史。
《元也里可温教考》既属于宗教史的研究，又属于元史的研究。陈垣同志注意元史，实先于宗教史。早在青年时期，他在广州，有机会读到方功杰所藏旧抄本《元典章》，已引起他研究元史的很大兴趣。其后他到北京，竟然在坊间偶尔买得这一旧藏抄本，不禁认为奇遇。前此，他先曾买到沈家本的刻本《元典章》。于是两相对校，他开始了《元典章》校补工作，同时也开始了元史的深入研究，也就为他写《元西域人华化考》开辟了道路。
《元西域人华化考》，题名“华化”，据他的解释：“华化之意义，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创者为断。”意思是说，“华化”指的是中国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他认为是儒家。他说：“儒家为中国唯一的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家。”其次则宗教、文学、艺术、科学、风俗习惯等，也有中国的特色。至于西域人，指的是色目人。在第一卷中，他说：“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国，本有文字，本有宗教，一旦入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所未有，而为元所独有也。”“元时西域文化，本由袄教而佛教，而回教，更唱迭和，浸淫浓郁者数百年，最后役于西辽，受大石林牙之汉化，耳濡目染者又近百年。元军先定西域，后下中原；西域人之从军者，被虏者，贸易者，接踵而至，平日所想望之声明文物，尽触目于前。元制，色目人又自由杂居，故一传再传，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兹编之作，正所以著其盛也。”
他用了多年的时间，积累大量的资料，掌握了丰富的元史知识，引用了二百种以上的图籍，具体而明确地阐明了元朝百年间西域诸族人来华后吸收并传播了汉文化，留下了大量汉文写成的著述。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为元史，为我国民族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添上了光辉的一页。这一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继《元也里可温教考》之后，获得高度的评价。
陈垣同志年轻的时候，就很欣赏乾嘉学者的考据成就。他特别钦佩钱大昕的精博。乾嘉学者重视掌握资料，用种种方法证明其正确，获得了确实的成就，超过前代。这就在于他们善用考据知识。他除了善于学习前人和自己的刻苦实践的精神外，最重要的是接触了近代科学知识，就是他青年时曾学西医，并特别重视解剖学。他的史学研究，不但注意掌握史料，运用清人考据学的方法予以处理，而且科学地加以解剖，然后作出判断，作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