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怕被你说对了，”警察局局长说道，“那么，迪潘，照你的意见，我应当怎么办？”
“彻底地搜查那幢房子。”
“那是绝对不需要的，”警察局局长回答道，“对那栋旅馆，我比我的呼吸还有把握，信不在旅馆里。”
“我提不出更好的意见了，”迪潘说，“当然，你大概知道那封信的特点吧？”
“噢，当然。”说到这里，警察局局长拿出一个记事本，向我们念了那封被盗窃的信的详细描述。念完后，他便起身告辞了，精神比来时更加委靡不振，我从来没见到他有过这样沮丧的时候。
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又来拜访我们，并且发现我们还是差不多像前一次那样待着。他拿起一只烟斗，搬了一把椅子，谈起一些寻常的话题。最后我问：“哦，G先生，那封失窃的信有什么进展吗？”
“真见鬼，后来，我依照迪潘建议的那样，又检查了一遍，不过还是白费力气。”
“酬金是多少？”迪潘问。
“噢，数目很大，我不必说究竟有多少，但是谁要能替我找到那封信，我情愿开一张5万法郎的私人支票给他。因为，新近酬金又加了一倍，可是，我还是找不到那封信。”
“噢，是这样。”迪潘用他的海泡石烟斗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后慢吞吞地说：“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全力以赴。你也许还可以再尽一点力。”
“怎么尽力？在哪一方面？”
“嗯，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聘请顾问，嗯？你记得他们跟你讲的阿伯尔纳采的事吗？”
“不记得了，该死的阿伯尔纳采！”
“确实！他该死，而且罪有应得。不过，从前，有这么一个阔气的守财奴，他想出了一条计策，要记得这位阿伯尔纳采说出他对一个医学问题的意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假装在私下里把他的病情暗示给这位医生。”
“我们可以假定，那位守财奴说，他的病征是如此这般，然后就请教这个医生的指导意见。”
“可是，”警察局局长神色有点不安，“我完全愿意征求意见，而且我真的愿意付给任何人5万法郎，如果他能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
“照这样看，”迪潘一边说，一边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支票本，“你可以照这个数目给我开一张支票，等你在支票上签了字，我就把这封信交给你。”
我大吃一惊，警察局局长也完全像遇到了晴天霹雳一样，有好几分钟，他张着嘴，一动也不动地盯着迪潘，眼珠子好像要从眼眶里掉出来了。
后来，他恢复了些常态，抓起笔，又停了几次，终于开出一张5万法郎的支票，递给了迪潘。
迪潘把支票仔细检查了一遍，把它放在他的皮夹子里。然后，他用钥匙打开他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写字台，从格子里拿出一封信，把它交给了警察局局长。
这位局长抓住信，欢喜到了极点，用颤抖的手打开信，迅速地把信的内容浏览了一遍。然后，他慌慌张张地起来挣扎着走到门口，终于顾不得礼貌冲出了这幢房子。自从迪潘要他开支票时起，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他走之后，迪潘向我作了一番解释。
“巴黎的警察，”他说，“按他们办事的方式来说，都是极其能干的。他们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很狡猾，在业务上必须掌握的事情，他们无一不精通。所以，那天G先生向我们讲述他在搜查旅馆的事情时，我完全相信他。”
“他所采取的措施做得很完美，如果这封信曾经放在他们搜查的范围之内，他们会毫无问题地找到这封信。
“不过，这项行动的缺点在于，它对这个案子和这个人并不适用。这位警察局局长脑筋灵活，但是在处理案件时，总是会犯钻得太深或者看得太浅的毛病。”
“揣摩对手时，要具备完全设身处地地体察对手的能力。”我接口说。
“从实用价值来看，这是关键，”迪潘回答道，“警察局局长和他那一帮人之所以经常失策，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估计他们所要对付的人的智力。他们只考虑自己的主意有多巧妙，在搜查任何藏起来的东西的时候，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想会以什么方式来隐藏东西。
例如，在D部长这桩案子里，警察局局长把他在长期例行公事中养成的那种或者那套习以为常的搜查原则变本加厉地运用起来。我们知道，普通人藏信，有把椅子腿钻个洞，或者至少也总要放在什么偏僻的小洞或者角落里的可能。但Ｄ部长是普通人吗？局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推测这位部长是个笨蛋，他觉得会写诗的人都是笨蛋。”
“可是Ｄ部长真的是一位诗人吗？”我问道，“据我所知，他们家一共是两个兄弟，两个人在文才上都颇有名气。我知道这位部长在微分方面有学术论著，他是一位数学家，而不是诗人。”
“你错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兼而有之。作为诗人兼数学家，他是善于推理的，警察局局长没有考虑到这点。”
迪潘继续说：“我知道他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我的计划是按他的智能来编排的，而且考虑到了他所处的环境。我知道他善于在宫廷里献媚，同时又是一个大胆的阴谋家。这样的人十分了解普通警察的行动方式，所以，他早就明白他为什么会遭到拦路抢劫。
“我又想，他必定也早就预料到他的住处要受到秘密搜查。他经常不在家里过夜，就是一个诡计，故意让警察有机会进屋搜查，以便早一点使他们深信那封信并没有放在房子里，而且他也达到了这个目的。
“在警察局局长第一次访问我们的时候，我跟他说，这桩奇案之所以使他十分为难，可能正是因为案情过于不言自明了，你也许还记得他当时是怎么狂笑的吧。”
“对，”我说，“他笑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
“但是，我越是想到D部长敢作敢为、当机立断的智谋，想到他如果打算把这份文件放到最合适的时候用，我就猜测这份文件一定是放在他手边的。而警察局局长又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封信并没有藏在搜查范围之内。我想，为了藏住这封信，这位部长必定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了极其高明的手段，索性不把信藏起来。”
“我拿定了主意，于是配备了一副绿眼镜，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早晨，假装很偶然地到D部长的旅馆去拜访他。我发现D部长正好在家，他正在打哈欠，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享受美好的清晨。而且他跟平常一样，装出一副无聊至极的样子。
“为了对付他这一套，我说我的视力不好，并且为不得不戴眼镜而感叹一番。我装作只顾和他谈天说地，却在眼镜的掩饰下小心谨慎地把房间详细察看了一遍。”
“我特别观察了一下靠近他的那张大写字台。那上面杂乱无章地放着一些信和其他的文件，还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引起怀疑的东西。
“最后，我走到一个卡片架边。那个架子是用金银丝和硬纸板做成的，好看但显得不值钱。架子上拴着一根肮脏的蓝带子，吊在壁炉架下方一个小铜疙瘩上晃来晃去。
这个卡片架有三四个格子，里面放着五六张名片和一封孤零零的信。这封信又皱又脏，差不多要从当中断成两半了，仿佛信的主人起初就想把它完全撕碎，可是想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就此罢手。
信上面有一个大黑印章，非常明显地印着Ｄ部长的姓名的首字母，从纤细的字迹可以看出这封信出自女人之手。它被漫不经心地，甚至好像很轻蔑地塞在卡片架最上一层的格子里。”
“我一看到这封信，立即断定这就是我要找的那封。当然，从外表来看，这跟警察局局长向我们宣读的详细说明完全不同。照局长说的来看，那封信上有一个小红印章，印着S家族的公爵信章。但这封信印章又大又黑，印着D部长的姓名的首字母；同时，丢失的信姓名地址开头是某一位皇室人物，字体粗犷鲜明，而这封信是写给部长的，字迹纤细。所以，一眼看过去，这封信和丢失的那封信只有大小一致。不过，让我怀疑的是，这封信太肮脏了，和D部长有条不紊的习惯自相矛盾，而且它被摆放的位置是那样使人确信，这封信对Ｄ部长来说是没有用的，但这一切足够让我怀疑了。
我尽可能拖长这次拜访的时间。我一边跟这位部长极其热烈地高谈阔论，一边将注意力集中在那封信上。经过这样的观察，我把信的外表，以及它放在卡片架里的方式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而且，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支持我的观点的细节。在仔细观察信纸边角的时候，我看出边角的损伤超过了应有的程度。信纸破损的样子，仿佛把一张硬纸先折叠一次，用文件夹压平，然后又按原来折叠的印子，朝相反的方向重新折叠了一次。发现了这个情况就足够了，我看得很清楚，这封信翻了个面，好像一只把里面翻到外面的手套，重新添上姓名地址，重新加封过。于是我向Ｄ部长说了声‘早安’，并立即告辞，可是我趁D部长不注意时故意把一只金鼻烟壶放在了桌子上。
第二天早晨，我借口拿回金鼻烟壶又去拜访。我们又兴致勃勃地接着前一天的话谈下去。可是，谈着谈着，我们就听见紧挨着旅馆的窗户下面传来一声很响的爆炸声，仿佛是手枪的声音，接着是一连串可怕的尖叫声音和吓坏了的人群喧叫的声音。D部长冲到一扇窗户前，推开窗户向外面张望。这时候，我走到卡片架旁边，拿起那封信，放在我的口袋里，同时用一封外表一模一样的信来掉包。那信是我在家里先仔细地复制好的，并且仿造了D部长的姓名首字母。”
“我一拿到我要的东西也立刻跟着他走到窗口。街上的混乱是一个佩戴滑膛枪的人引起的，他在一群妇女儿童中间放了一枪。可是，警察经过查证，发现他的枪膛里没有实弹，就把这个家伙当做疯子或者醉汉放走了。他走之后，我们也从窗口回来，不久，我便向他告辞了。而实际上，那个假装疯子的人是我出钱雇来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掉包，有什么样的目的吗？”我问道，“如果你在第一次访问时便悄悄地拿起信来就走，那岂不更好吗？”
“D部长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迪潘回答说，“而且非常沉着，假使我像你说的那样轻举妄动，我大概永远不会活着离开D部长的旅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