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与老乡勤联系。
大学时期一般会有老乡会，要善于利用前后几个年级的老乡资源。走出校门后，有一些地区也会在他乡建立老乡会，如北京就有宁波老乡会等许多组织（此类组织一般由当地企业资助）。要积极寻找组织，拓展人脉。如时间、精力允许，应在此类组织中担任义工。如果没有合适的组织，可在网络上寻找相关组织。网络中的大型社区一般都有按地区分类的BBS、聊天室，可适当地涉猎、参与其中。
经过第一次的接触之后，记得利用电话或是E-mail、短信表达你的感受，同时也要让对方了解你会持续保持联络。后续的联系目的主要是让对方了解你的最新状况，并取得最新的资讯。在节日、对方的生日等时刻应给予祝福。同一城市中的老乡应找机会聚会，如能以组织者身份出现最好。
第五，不要急功近利，要用心经营。
老乡仅仅是交往的一个突破口，对待老乡的交往，不要抱以功利心态。与你是老乡，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会帮你，重要的是与之建立长久的互惠关系，而非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交往。互利才是增进关系最重要的法门。从老乡这一简单的关系，转变为可交往的朋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许这些人无法立即介绍工作机会给你、无法立刻给你帮上忙，等等，但是记住：保持联络，互帮互助，就有机会。
利用乡情好办事
乡情是以地缘为纽带而结成的特殊缘分。人们在说话办事时可以靠乡情套近乎、拉关系，可以利用乡情打通关节，办事事情。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出自李白《静夜思》的千古绝唱，将一个远离家乡、怀念家乡的游子心情描绘得淋漓尽致。
一个人，无论是出自什么原因，离开家乡，离开生他的土地，也许开头并不感到有什么难过，但时间一久，或在他乡碰到不习惯的生活习俗，或遇到挫折，他就会感到家乡的亲切、家乡的美好。也许，这个时候，一个人才会深深地感到，自己在家乡上有割不断、丢不掉的感情寄托，那是支持着游子出外去闯世界的精神依靠。
因此，在游子的记忆深处，有一块属于家乡的领地，也许，现实的生活会暂时把这块领地掩盖起来，而一旦触及了这块领地，那一股思乡潮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泄出来，如闪电一般，充满游子的大脑，触及记忆的神经。
如此看来，要与一个久离家乡的老乡处好关系，有一种特有效的技巧就是：运用你的语言技巧，与老乡谈起家乡的话题，以此来触动他的思乡情绪，达到共鸣，从而使老乡之间的关系更进一层。
刘成原是吉林人，解放战争时，由于兵荒马乱，他跟着父母逃荒到内蒙古，后来就在内蒙古定居下来，一家人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刘成一家人为了当地的建设，就再没有回哈尔滨。
改革开放以后，刘成以敏捷的思维和大胆的投资，创办了一个工厂，经过几年的奋斗与拼搏，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佼佼者，个人资产总额已名列全国前五名。
刘成先生虽已成家立业，但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家乡，想着家乡的人民。年龄也大了，他很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想法，但苦于大忙，无法回去。
这时，刘成的家乡为了创办当地特有的产品加工厂，需要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当地政府千筹万措，才筹到了总数的1/3，于是就派出杜峰去找刘成，希望能得到援助。
杜峰是政府对外联络办的，为人聪明，善于交际，且很有办法。他看了刘成的详细资料后，就判断刘成这时也很有回家乡投资的意向。因此，在没有任何人员陪同，也没有准备任何礼品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前往内蒙古，并且打包票定会筹到款项。
当刘成听到家乡来人时，在欣喜之余也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久不闻家乡的信息，突然有人来了，他疑惑该不会是招摇撞骗之人吧！刘成忧心忡忡，但由于礼节，他还是同杜峰见了面。
杜峰一见刘成的神情，知道他还不是太相信自己。于是他挑起了家乡的话题，只讲家乡解放前及30几年来的面貌变化。他那生动的语言，特别是那浓浓的爱乡之情溢于言表，令刘成深受感动，也将他带回了童年及少年时期：那时的家乡、那里的爷爷奶奶，还有邻里亲戚……很显然，刘成记忆深处中的那块思乡领地已被杜峰揭开了盖头，蕴藏在刘成心中的那份几十年的感情全部流露了出来，欲罢不能。
就这样，经过2个小时的“聊天”，杜峰对筹钱一事，只字未提，只是与刘成回忆了家乡的变迁，犹如放电影一般。最后，刘成不但主动提出要为家乡捐款一事，还提出了与家乡合资办厂的要求。
杜峰确实很聪明，他充分抓住了刘成的心理特点，抓住了刘成先生心中那份埋藏几十年的思乡之情，与刘成谈一个彼此都非常感兴趣、轻松的话题，引起了共鸣，不但使杜峰此行的目的圆满完成了，还了却了刘成先生那份心愿，杜峰真是不虚此行，也处理好了对家乡今后非常有用的老乡关系。
这种关系的处理方法，很关键的就是抓住了“情”这个字。那就是思乡之情，这份情是炽热的而又是“深沉”的，是愁苦的但又略带甜味，平时又不能轻易触动的。
乡情是一种难得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对于离开故乡的人来说，这种关系更容易成为加强交流、互相帮助的资源。因此，人们在说话办事时，可以靠乡情套近乎、拉关系，可以利用乡情打通关节，办成事情。
出门落难靠老乡
“亲不亲，故乡人”，这种同乡观念，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它在“对外”上保持一致性。对内相互提携，互相帮助，对外则团结一致，抵御困难和外来的威胁。
“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项羽入咸阳后，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然后回他的楚国老家去，有人劝他在关中称王，他便理由十足地说了上面这句话，被人讥为“楚人沐猴而冠”。
富贵了，就是要让乡亲们看一看。这种炫耀乡里的心态，固然显示出的是无大志无见识，但是浅薄之中，还是能显出对乡里的情意的。
中国人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同乡人有一种天生的热情，尤其是到外地上学或谋生之时，这种同乡感情就愈发强烈。
在大学里经常可以见到有某地学生组织同乡会性质的“联谊会”，有人觉得这些人落后狭隘，后来发现有些教师也参加其活动，更感到不可思议。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那“抱成团”的宗旨确实给大多数同乡带去了“实惠”，解决了不少困难。再后来，这种同乡会性质的团体几乎到处都能见到。它的形式虽是松散的，但“亲不亲，故乡人”，这种同乡观念，有一定的凝聚力，它对内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对外则团结一致，抵御困难和外来的威胁。
不光是中国，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同乡观念同样很强烈，其中以犹太人为典型代表。
全球2600多万犹太人，虽然不个个是富翁，但是至少你不会见到有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的犹太人。只要你是犹太人，哪怕身无分文来到异国他乡，只要当地有犹太组织，只要你找到他们，你的吃饭住宿问题就立刻会得到解决。当然犹太组织不是永远提供慈善服务的机构。永远提供免费吃喝，再多的钱也支撑不起，也不符合犹太人精于理财的传统，犹太人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愿意帮助落难者的犹太商人，该商人怎么帮助自己的同胞呢？他的方法很妙，假如这是一个鞋商，他就对落难的同胞说，我这鞋店目前只在西边发展，这座城市的东边还没一家分店，你就到东面去开分店吧，我借钱给你去租店铺，货我也先提供给你，等你卖了鞋，赚到了钱再连本带利还给我。你站住脚了（这应该没问题，我会帮你站住脚），我就是你的长期供货商。
这种帮助人的方法是精明的，也只有犹太人能将它作为一个传统长期坚持不懈。一鸡三吃，是犹太民族的基本技能，即使在帮助落难同胞时，他们也会动起脑筋怎样既帮助了同胞，又帮助了自己。这样犹太人不但帮助了落难者自立，同时又扩张了自己的生意，正因为这种帮助模式对提供帮助者本身是有利的，因此这种慈善行为才能长期持久地延续下来。
但是，如果乡土观念过重，同乡关系也有过火的时候。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当时山西就流传出一句话：“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挂。”韩德勤是江苏洋河人，他当江苏省主席时，那里的百姓则说：“会说洋河话，就把洋刀挂。”
阎锡山重用五台同乡，当时山西省政府的重要位置大多被五台人所占据。陈炯明是广东海丰人，他做了广东都督后，大用海丰人，省政府内到处都能听到海丰话。孔祥熙是山西人，他在金融系统重用山西人，理由则是“只有山西人会理财”……
蒋介石是奉化人，他倒并不在乎别人讥讽他重用奉化人。他的侍卫长多用奉化人，如俞济时、蒋孝先等；而侍卫官则几乎一律是奉化人，因为在他眼中，奉化人是最可靠的；他的秘书中，有9任是奉化人，是不是只有奉化人的文章写得最好，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但是奉化同乡可信；奉化并不出武夫，也不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区，但国民党军界里，奉化出过55位将军（其中中将以上20人），这种“人杰地灵”，与蒋介石的提拔不无关系。
在一个地区中出过一个显赫人物，往往就会带出一大帮。到了近代，这个现象似乎更为明显。大批的同乡做了官，形成一定的势力圈之后，这个地方自然要被说成是“人杰地灵”。
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制约着用人制度，影响着用人之风。既然“人治”的痕迹还很深，任用人才还不得不靠少数人举荐的形式，那么出于保证行政效率，保证意见比较集中，一句话，保证权力不被其他势力所威胁，任用同乡就成为非常现实的事。只不过这种做法的最终后果，是给时代打下“乡党政治”的落后的烙印。
某人顺便问起一位干部的籍贯，不想问一答百，引出他一番自豪的陈词，他掰着指头数：某书记是我们县的，某副省长是我们县的，某厅厅长、某市市长、某局局长……都是我们县人！一口气数出百十个。
我们无意探讨这种“乡党政治”的种种害处，也不想对借乡情观念拉帮结派的行为做深入的批判。引用上面例子只是想提醒大家：既然同乡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和人际关系态度，那么我们在日常交往中就要重视它，绝不可忽视它。
最起码可以为你在有求于人时提供一条“跑关系”的线索。对于同乡关系，只要不搞歪门邪道，没有到“结党营私”的程度就完全是可以用的。
依靠老乡，成就事业
要成就事业，就必须借助外力，而老乡就是一个助你事业成功的最重要的外部资源。在老乡的帮助下，你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著名的“实业大王”刘鸿生在创业的过程中就多次借助了老乡的关系才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
刘鸿生原籍定海，1888年出生（现定海聚奎弄故居被列为“舟山市文物保护单位”）。父亲刘贤喜在上海招商局轮船上任总账房，收入较丰，全家生活温饱有余。不幸父亲早逝，家道中落，靠母亲省吃俭用，供他求学，从上海圣约翰中学升至圣约翰大学。1906年，他在大学二年级时，由于品学兼优，该校美国籍校长卜舫济博士决定保送他去美国留学，学成回来充任牧师兼英文教师，月薪150元，并供花园洋房一幢。但他不愿当牧师，且家里也反对，故婉拒了卜校长的安排。校长认为他违背了上帝的意旨，斥他为“上帝的叛徒”，将他开除出校。
离开圣约翰大学，刘鸿生先后在上海工部局老闸捕房担任外籍人员的华语教师，后又考入上海会审公廨担任翻译，再转至意大利籍人穆安素的律师事务所担任秘书。不久，经他父亲的挚友周仰山（与舟山人的朱葆三共同筹组上海宁波同乡会并担任同乡会首任会长）的介绍，进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充当销售员，为他以后自己创业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内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各行各业也在大兴土木，水泥的需求日益增长，价格也随之上扬，每袋市价由5元飞涨至12元，但仍然还是供不应求。此时，刘鸿生敏锐地察觉到水泥工业有利可图，于是决定办一家水泥工厂。刘鸿生办工业前，总是事先考虑到供、产、销和国际竞争等方面的情况，经过周密考察后，然后再着手进行。当时国内水泥工厂只有5家，其中华资3家，日资2家，年产水泥也只有130万袋。而国内每年的需要量估计约为200多万袋，缺额约100万袋，办一个年产几十万袋的水泥厂，销路绝对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原来水泥需求的缺额是由进口水泥填补的。刘鸿生也考虑到了外货的竞争问题。认为水泥是笨重物资，外货远道运来，费用昂贵。而国内就不同了，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成本较低，只要产品质量过关，就一定能同外货竞争。刘鸿生还考虑到制造水泥必须以大量煤屑做原料。煤的比重约为水泥的一半。而他手里有的是煤，不怕原料不够，并且正好又为销路不畅的煤屑提供了一个好出路。
刘鸿生决定好了创办水泥厂，就在他经过一个阶段的紧张筹备后，其他条件都具备了，但缺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需要一个地位高、名气大、资历深的大人物出面支撑局面。这是因为当时的水泥业在中国还是个新兴行业，涉及方方面面的麻烦事很多。虽然说刘鸿生已稍有名气，但毕竟还是年轻资浅。为此，他就想到了老乡朱葆三，并登门造访。